儿时记忆之社会篇

李腾鹏

儿时最早的记忆是解放时的一些事。依稀记得解放军进军家乡前夕,社会上谣言甚多,很多人都举家逃难。姐姐、婶婶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到天全山区乡下姑妈家避难。刚从罗带渡口渡船靠岸,就见对岸有几个人将绑着的一个人从陡峭的河岸上推入河中,并朝着他开了几枪。我们吓得爬在船里一动不动,待他们走后,我们才上岸。在山上姑妈家住了几天,听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家里人都平安无事,我们也就回了家。后来听说那天几个土匪绑着的是地下共产党员,可幸的是这个人最终并未牺牲,在下游被人救起了。

回家后,见有一队解放军战士住在家中,他们白天上山剿匪,傍晚回家吃饭时,都要在院坝中集合,席地而坐,每人都拿一长截竹子,边敲打竹子边唱歌,唱完歌后才吃饭。他们吃的饭也跟我们不太一样,大锅烘的大米饭,菜是猪肉瓜菜一锅炖的杂菜,被老百姓叫做解放菜。解放军很喜欢我们,吃饭时总要给我们吃。解放菜非常好吃,比家里做的好吃得多了。

解放了,可以说是全民欢腾。几乎每天都能看见秧歌队游行,前面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后面秧歌队员边扭边唱,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越走越庞大。还有大人们叫做打扭莲扭的,几十上百人,人手一截竹子,每节掏空,穿上小钱,竹竿上缠上花花绿绿的布条,边扭边打,小钱哗哗着响,场面十分壮观。

取消了解放前的保、甲制度,改保为村。村上组织了贫协会、武装队(后称民兵)。土改开始了,先划成分,后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分给贫雇农。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财产,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武装队员们白天劳动或训练,晚上还要在整个村子里巡逻。

记忆中,几次同大人们一起到学校操场参加公审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土匪。被斗争的人都是五花大绑,主持人号召乡民们有冤伸冤,有苦诉苦。公审会上,群情激愤,有质问的,有哭诉的,也有忍不住上前撕打的。会场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被伏。公审完后,就会将他们押到学校前的大沟边枪决。

破除迷信、打击一贯道,也是至今还依稀记得的事。那时,虽不了解什么是一贯道,但听到的宣传比较多,知道它是反动会道门组织,最后予以取缔,首恶者受到惩办。破除迷信的宣传力度也非常大,乡间的庙宇比较多,小孩子们会跟着武装队员一起,看他们将庙里的菩萨搬到院里放火烧掉,有的连庙堂一起拆除。迷信工作者会被戴上高帽游街,屡教不改者还会被劳改。平常听老人们讲的清明酒(春社)热闹的景象没见到过,家族祠堂也被拆了。

记得解放初期,老百姓十分拥护解放军、十分响应政府号召。当时,公路只通到飞仙关。政府号召扛铁杆(曾见过,实际上是矿上用的铁轨)到新街子(现阿坝州小金县)。从飞仙关到小金县,全是小路,只能用人扛。年轻人都参与,力大的扛两根(一根约80斤),力小的扛一根,带上干粮,从飞仙关经芦山、宝兴,翻越夹金山到新街子。那时全是羊肠小道,山路崎岖难行,加之夹金山空气稀薄,来回一趟要二十多天,还有把生命永远留在山上的。即使这样,民工队伍还是源源不断。

儿时见到的大人们种地全用农家肥。每家每户猪圈和粪坑是必备的,一年主要的农作物用肥就是茅坑里的清粪。每家都养猪,记得全是黑色土猪。那时,养猪周期很长,养一头猪出栏最少要一年(100多斤)。养猪主要是收集猪粪,只有比较富裕的家庭才杀年猪,一般人家都用来卖钱。常见老年人挎着箢篼,拿着火夹,在路边捡狗屎倒在粪坑里。除猪粪外,还有牛粪、鸡屎、草木灰等,最好的肥料就是油枯了。老人们常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积肥是种庄稼的主要工作之一。农作物大春主要是水稻、玉米,小春则由于肥料等原因,种豌豆、胡豆、油菜的较多,小麦种的很少。粮食产量很低,水稻都是高杆,亩产300斤左右,玉米也就100多斤。

农民们日常用钱主要靠卖点鸡蛋,一年卖一头猪或农闲时当背脚讨点工钱。记得家乡有几个年轻人,一到冬天就到高山老林烧炭,靠卖木炭为生。我们那里靠近官路,官路边有一家开旅店的,平常的住客就是南来北往的背脚,偶尔也有马帮。记忆中,家乡的青壮年,农闲时差不多都背茶包子到康定。

每年种的油菜用来榨清油,清油除炒菜外,全用来点灯。那时的照明用清油灯,清油灯有铁灯和陶制的。灯里倒入清油,放入灯草,用火点燃照明。灯草越多灯越亮,耗油越多。只记得家中油灯常用一根灯草,如用两根,大人往往拨去一根。长大后才理解什么是“灯光如豆”,为什么吴敬梓笔下的吝啬鬼严监生会在临死前用手指着灯内两根灯草而不能闭目。

能长期点清油灯的人家也不是很多,一般的人家除做饭、吃饭、睡觉外,差不多都是黑摸。还有没有油灯用亮皮子(一种用非常薄的松木片,片头涂上硫磺的照明材料)的,一片点燃最多亮2—3分钟,只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使用。

大人们把火柴叫洋火,曾看到有些老年人因买不起洋火而长期用火镰打火的,还有吸水烟(烟丝装在铜制烟袋的烟锅上,烟袋壶中有水,故称水烟)的,舍不得一锅烟划一根火柴,用纸煤子(用粗纸裹的纸条,点燃火后不灭,用时用力一吹即燃明火)点烟。

洗衣服买不起肥皂,大人们把肥皂叫洋碱,一般的人都用草木灰淘水洗或用皂荚洗。

听说美国鬼子打到鸭绿江边了,每天都能看到宣传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如遇赶场天,每个村的路口都有宣传队员宣传抗美援朝。村上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仅我们村就有十多人参加了志愿军。村民们虽还很穷,但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妇孺皆知。“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老少都能哼。每家每户都有为志愿军战士磨炒面的任务,大人们晚上点着清油灯,炒小麦、炒大豆、炒玉米,炒熟后用石磨磨,有时要磨到半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这一时期老百姓议论最多、也是积极参与的活动。

禁毒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用最严厉的手段办的一件大事。解放前,农民种鸦片较多,社会上吸食鸦片者不少,乡间也有鸦片烟馆。小孩肚子痛时,大人会把小孩抱到烟馆中,叫吸烟者吐一口烟,肚痛即可缓解。见到的吸食鸦片者,个个好逸恶劳,面黄肌瘦。有的卖房卖地,甚至家破人散。取缔鸦片种植,对吸鸦片者强制禁吸,贩毒者则受到严厉打击。认识的几个吸鸦片的,忌毒后身体长好了,也能参加劳动了。记忆中,凡吸毒者其毒瘾全部禁绝,社会上没有人再吸食鸦片。

经过清匪反霸,禁毒禁娼,社会治安空前良好,再也听不到大人们常讲的棒客抢人的故事了。社会上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小孩子同大人们一起赶场是最快乐的事。飞仙关场期是农历一、四、七。每逢场期,总是又哭又闹缠着大人一同去赶场,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最多两月能有一次。小时候,记得飞仙关赶场大概是上关、下关交替赶,若一赶下关,四就赶上关。从家到飞仙关大约5里路,人们把它叫官路。路全是宽70公分左右长1米左右的石板铺就,沿路有街道的地方,上坡下坎是条石砌的石阶,街面全是石板铺成。跟着大人,有时走不动了,大人会背一下。小孩赶场总盼望能吃到一碗粉或一个烧饼。飞仙关场上,卖面卖粉的摊子不少,但那时大人包里的钱确实太少,我们跟了一天,最多就能吃到当时姚家二佰元钱(解放时一佰元相当于后发行的人民币一分)一碗的合汁(一种用猪肠、猪肺等炖的汁)粉,已经非常高兴了。场上也有彭姓和李姓两家饭馆,但我们从未进去过。

记忆中,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茅草屋里。茅草屋四面是竹片编的,一般用粘土加上切断的稻草糊上,勉强能遮挡风雨,屋内是泥土地面。

多数人穿的衣服都比较破旧,补丁加补丁,有的甚至补到已见不到原来衣服的布料,被称为千甲衣。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记得冬天晚上,大家围着火塘,烧着大火,然后把贴身的衣服脱下来,对着大火烤,会听见哔哔叭叭的声音,是虱子遇高温后掉在火塘里爆裂而发出的。那年月,不长虱子才是奇怪的事,记得我们只要一说虱子咬得痛,总要遭到大人训斥:“有什么奇怪的,皇帝爷都要长三个御虱”。

除虱子外,还有臭虫,一咬一个包。跳蚤也比较讨厌,被子上、床单上到处是红红的麻点,那是跳蚤吸人血后拉的屎。

吃的也比较简单,生活稍富裕的人家每月能吃上两顿肉(吃肉叫打牙祭,一个牙祭是半月),较穷的人家可能几月不见荤腥。主食一般是玉米馍或玉米面糊。大米饭很少吃,要吃也是吃火米饭(是将稻谷经过蒸煮后晒干碾的米,一是碾不坏米,二是煮得涨饭,是老百姓认为比较节约的一种米饭,但口感很差)。逢年过节能吃上面条、汤圆或酒米饭就很不错了。所以,小孩最企盼的就是过年,过年时除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外,还有可能缝上一件新衣(那时没缝纫机,做衣服都是裁缝一针一线手工做)。

老百姓日常生活也十分辛苦,每天天亮即起,晚上很晚才歇。没有自来水,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水,我们那里都用水背(老百姓把装水的水桶叫水背)背,因路不平,挑水的不多。每天背水要占去不少时间,在河里背水的花费的时间更多。

种庄稼一般都要打早工,先做一早晨才回家做早饭。早饭后一直做到下午四、五点钟,回家后还要宰猪草喂猪,做点其他家务,然后再做晚饭,一天基本上无休息时间。

乡间也有小商小贩,有用背篼背着针线叫卖的,有在路边摆个摊子卖凉粉凉糕的,还有端着陶钵卖椒麻鸡片的。那时除纸币外,留落在社会上的铜元、铜钱(老百姓称小钱)还比较多。用两个小钱可换一枚小针,用两个铜元可换一小碗凉粉或凉糕,用一个铜元可换一片椒麻鸡。当然,换凉粉、凉糕、椒麻鸡片的,主要是小孩子。

记得家乡有个姓毛的卖缽缽鸡肉,据说非常好吃,是当地出名的毛鸡肉。听说好吃,总想吃上一片,但那时我同几个同伴比,我最小,找不到铜元,始终没有吃到。直到有一次,一个同伴捡到一个两杆旗的铜元,换了一片鸡肉,分给我半片,才尝到毛鸡肉的滋味。

随着年岁增长,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开初,只知道农忙时,一些大型的农活比如插秧、种玉米、收稻谷等,大人们会相互换工,也就是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农村俗称使工夫,这是一种村民们沿袭多年的劳务合作形式。以后,政府号召组织互助组,这种形式就变成了有组织、有固定成员的相互协作关系了。

比较深的记忆还有粮食的统购统销,也就是农民的粮食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取消了社会上的粮贩子。也就是说,农民除交公粮(农业税交粮食),余粮也要统一卖给国家。不知是按人均土地面积还是以什么标准,余粮是将指标下到每户征购的,所以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征购粮(有的地方也称公购粮)。

征购粮是那个时期老百姓嘴上经常出现的名词。在家乡,征购粮只征购稻谷、玉米、小麦,不征购其他杂粮。我家将主粮卖给国家后,就吃胡豆或豌豆馍。这两种馍腥味大,难以下咽,不想吃。父母便设法将其发酵后蒸吃,同时告诫我们:先有国,后有家。只有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我们要把好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公私合营了,场上一家一户的商铺、面饭馆都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合社,不再有个体工商户。当时年少,对此种形式感触不深,只记得再没有走乡串户的小商小贩,赶场吃一碗粉也只能走进联合社食堂了。

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少年时记得的一件大事。那时国家什么事都学苏联,学校教的有一首歌记不起歌名了,只记得两句“一边倒,一边倒,我们就是一边倒”,意思就是倒向苏联一边。幼小听到的是苏联人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好,苏联的集体农庄用拖拉机耕地,老百姓不再肩挑背磨,我们只有向苏联学习,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农民经过互助组到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土地、耕牛、农具都入了社。先是初级社,家乡建立了芦山县较早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支前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年终按劳动工分和生产资料分配钱粮。再后转入高级社,取消了生产资料的分配,完全按劳分配。当时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们最终会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记得高级社建立后,我也就小学毕业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腾鹏(雅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芦山县教师进修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