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⑤:确立航向(二)

吴再洪

师范生毕业出来要教小学,刘弄潮不能不要求自己全面发展,他在体育运动上,特别喜爱足球。1918年,刘弄潮与陈毅初识于绿茵球场。起初,他们在足球场上作为各自校队的主力,曾是互不相让的对手。他腿上甚至留有一块被陈毅误伤的疤痕。

当时,在成都中学足球场称霸的学校,历年都是华西中学。而他们的队员很多是华西大学的学生,所以各校均不服气。于是,甲种工业学校与一师联盟,经常在少城公园练球。那时陈毅虽已离开甲工,成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但还是经常回甲工参赛。

刘弄潮是一师的守门员,陈毅是甲工的前锋。两队配合训练后,刘弄潮觉得陈毅踢球不仅勇猛,而且很有智谋。他善于使用声东击西、左右开弓的战术,射门时明明看见他进攻右角,临门却会突换左脚,把球射进球门左侧。他经常能机警地带球冲破重围,一马当先地冲锋在前,使得对方球员被动地跟在他身后奔跑。这时,观众席就会爆出大喊:“看啊,老陈又带‘马弁’喽!”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甲工和一师这两支球队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竟可轮流执耳于成都各校的足球场了。

一次,刘弄潮正为输了球而气闷,陈毅走来说:“小刘,你这样性急好胜,怎么能学师范,有耐心去当孩子王?”

刘弄潮冲口而出:“救救孩子嘛!”

陈毅惊讶地说:“你还是鲁迅的信仰者?”

刘弄潮直言不讳:“当然喽,他本来就值得我信仰。”

陈毅大笑道:“小老弟,我也是鲁迅的信仰者。不过中国社会积重难返,光搞教育有什么指望!”

刘弄潮反唇相讥:“难道你搞点手工业,就可以算实业救国吗?”

陈毅十分诚恳地说:“这个大道理我还没有彻底想过。不过,我们这些穷小子能自己生产一点日常用品,总算是自食其力吧!”

刘弄潮并不服气,便根据自己当过印刷学徒的经验说:“自食其力?只有受社会侮辱、践踏、蹂躏!稍一反抗就会被人一脚踢出工厂去!”

陈毅听罢哈哈大笑:“你没有听说连蔡元培都提倡劳工神圣吗?现在世界开始变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李大钊还公开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坚决断定:将来的世界人人都要成为劳工,将来的世界又必然是劳工的世界。”

陈毅这一席话,真说得刘弄潮又惊又喜。刘弄潮当时只注重于反封建思想,而陈毅正准备留法勤工俭学,他已从欧战中协约国在中国宣传的《诚报》,以及成都比较进步的《川报》中,注意到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化,视野要深远得多。因而,听到他宣传“劳工神圣”,又看到他决心到法国去做工,刘弄潮十分钦佩这位老大哥。

从此,刘弄潮与陈毅彼此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认识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终于在升华中,由足球场上的对手,转为盟友,变成好朋友,进而成为在信仰上有共同追求的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因为陈毅年纪大些,便一直亲热地把刘弄潮称作“小老弟”;而刘弄潮则一生尊称他为“仲弘兄”。

四川是天府之国,现代工业虽比长江下游相差甚远,但物产丰富,地方军阀都喜欢在夔门以内争这块肥腴之地,无意向外发展。因此,四川军阀连年内战不休,比较其他任何省区都频繁得多。四川人民饱受军阀的残酷蹂躏,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各学校的青年学生,对军阀政客、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对传播到四川的新文化、新思想很容易接受。所以尽管当时的四川地处偏远的大西南,被巫山夔门所隔阻,进去不容易,出来也艰难,不过新思潮滚滚而来却势不可挡。既然有着新文化涌进来的条件,又有较多青年活动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在四川一泻千里,掀起波澜,也就势所必至了。

1918年,成都行销的新文化刊物已为数不少,有了专门经销新文化书刊的书店。劝业场内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五四后改名为华阳书报流通处),就是专门经销新文化书刊的。经理陈育庵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五四运动前就办起了这个书报流通处,青年学生要了解新思潮,看新刊物,就都到他那里去。

当时《新青年》在四川的销售量特别大,一个特殊原因是,《新青年》撰稿人中有吴虞,他是闻名全国的四川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多认为他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他当时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当国文教员,在四川教育界受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打击排挤,“五老七贤”之流攻击他是“名教罪人”,对他恨之入骨,视他为“洪水猛兽”。但是当时的进步青年都特别喜欢他,受他的影响,阅读《新青年》的学生特别多一些。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即1919年3月,以北京为中心,爆发了全国性的新旧思潮激战。北京的顽固派以林琴南为代表,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封公开信,要求驱逐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四人离开北大。蔡元培立刻在报上公开答复了林琴南,申明他“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这两位全国知名人物的争论,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加以《川报》经常约请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光祈,通信传播新文化兴起的消息,所以在四川也造成很深的影响。在成都,顽固派的“五老七贤”也趁机发出要驱逐吴虞出四川教育界的叫嚣。一时间,成都文化界新与旧的思潮碰撞十分激烈,刘弄潮等青年学子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时,没钱的穷学生为了阅读新书报刊,常常能在书店一站半天地流连不走。

一天,刘弄潮又和陈毅相约,到华洋书报流通处去浏览书刊。当时正有新出版的《新青年》二卷和三卷,陈毅选看三卷中关于法国华工的消息,刘弄潮拿起二卷一号翻看起来。第一篇文章是《青春》,题目下的署名赫然写着“李大钊”三字,刘弄潮像触电一样,默默自问:“这是留日的李大钊吗?”急切的目光便从头一行放眼看去,立刻就看到:“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及顾祖邦。”刘弄潮不禁失声叫道:“果然是留日的他!”

于是,刘弄潮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伫立在书架旁,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看到:“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这股蓬勃激情似乎一下子点燃了刘弄潮的青春之火,神圣感、使命感跃然而生。接下来的一篇,是李大钊的《宇宙观》,刘弄潮更是细细咀嚼,一段一段反复看了又看,有些段落似懂又不懂,不懂还舍不得丢开,真可谓爱不释手!

书报处经理陈育庵是刘弄潮在印刷厂当学徒时便熟识的,他见到刘弄潮捧着新书如此痴迷的神情,不禁特别关照道:“小刘,你喜欢看,就带一本回去看吧!”

经他一打岔,刘弄潮才从书中回过神儿来,但情绪一时还沉浸在读书的亢奋之中,当即指着一段对陈育庵朗声说道:“‘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黯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你看,李大钊有多么大的魄力!说得多么沉痛!古人自有古代的价值,但时过境迁,我们还要迷恋古人的骸骨,就不免倒行逆施了!陈经理,我不仅想看这一本,还想看这十几本呢,就是穷学生买不起!”

刘弄潮所指的是《新青年》第二卷至第五卷,陈育庵虽与他熟识,但也不好说都给他。陈毅也正对手中的书爱不忍释,便立刻从口袋里搜出8角钱来说:“陈经理,你把这十几本《新青年》给我们留下,我们都要了,先给8角钱的定金,我们回去凑钱,明天不来,定金作废。”

刘弄潮与陈毅当即赶回各自学校,去找自己的朋友筹钱。大约有10人左右,每人凑了5角钱(陈毅多出3角),买下了这十几本《新青年》。

由此,在这个基础上,1919年3月,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刘弄潮和陈毅、李硕勋、阳翰笙、童庸生、肖朴生、钟季伟等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这几个人,彼此都认为是肝胆相照、志同道合的朋友。读书会没有会长,开始时只是读书趋新而已,并说不上有什么思想色彩,目的性也不大明确,纪律更是松懈得很。但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求知欲强。大家约定,每个人都有发现新刊物、新文章,给大家介绍的义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览、讨论,大家学习研讨的兴趣愈发浓烈起来。于是有人建议,应将读书会定名为“新文化读书会”。陈毅说:“新文化的结果,追根还不是归到俄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日本人把它称为‘过激主义’,中国的反动派也跟着附和罢了。只要是真理,我们怕什么?”因而,也有人赞同干脆就叫“社会主义读书会”。但大家自知对社会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在迟疑不决中,读书会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

4月,陈毅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收集到具有革命思想的著名教育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学时,号召青年研究社会主义的演讲稿,就拿到读书会与大家一起研读。

吴玉章在这篇演讲中提到:“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派别甚多……其手段虽不同,其认今日之社会为不良,则一也。其欲使今日经济分配不平之现象,使之日趋于平则一也。……甚愿吾国之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而后为不虚生于此二十世纪。留法勤工会之设,即欲为国人作求学之津梁也。”大家在学习了这一演讲后,对“社会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陈毅对大家说:“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已经盛行了,我们连名词都搞不懂,还高唱什么‘新文化运动’?我们更有急起直追加紧搜读新书的必要了。”

虽然当时那群青年只是一知半解的趋新,但是通过研究与思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逐渐清晰,感到新文化的目的最终归结到“十月革命”,而各国的革命都趋向于社会主义,把读书会称为“社会主义读书会”态度鲜明。就这样,“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的名称就正式确定下来。

紧接着五四运动爆发,成都学生奋起响应。热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潮,激励着刘弄潮去追求新的思想,探索改造旧社会的道路。他激情澎湃地挺身投入,在第一师范被选为学生代表(一师共5名),甲工代表中有陈毅,第一中学代表中有李硕勋、阳翰笙。刘弄潮还发起成立了新繁县留省同学会,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被推为理事。

在最初接触到革命运动急风暴雨般的洗礼时,刘弄潮更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革命理论的思想武器。他在读书会的初期,从《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等人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大震动的,却是因五四运动而引起的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即关于如何对待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前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关于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问题。使他最感惊异的是,原以为同是新文化战线上同一阵营的人,竟然还有着如此大的思想分歧:同样是提倡科学,有的用科学来为反动政府粉饰门面,有的用科学来为人民谋福利;同样是争民主,有的借自由来为个人争名利,有的牺牲性命为社会争民主;同样是提倡新文化,却因在五四前后,由于从总体来说是相对于封建旧文化而言,所统称的“新文化”中,既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化。从大论战的分歧中,刘弄潮警觉到,自己必须准确地判断出辩论的双方谁是谁非,从而决定自己在今后的斗争中将何去何从。

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迅速出现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新知的热潮。刘弄潮和陈毅、李硕勋、阳翰笙等读书会骨干,不仅积极推动读书会的思想启蒙,组织同伴们尽情吮吸新思想的乳汁充实自身,还不断撰文在《星期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1920年初,刘弄潮与张秀熟、袁诗尧(后为共产党员,1928年在成都被军阀杀害)商议,筹办一个更贴近青年学生的刊物。到1920年春天,刘弄潮等终于创办了后来成为成都著名刊物的《学生潮》。此后,刘弄潮又创办了《繁星》。这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参与《半月》杂志编辑工作的巴金,并成为终生的好朋友。

随着新文化的传播,男女间的各种问题,就成为反封建的一个重要领域。刘弄潮针对四川封建势力顽固的状况,相继以“刘达”“刘旷达”为笔名,在《星期日》上发表《雨夜孤灯》,在《学生潮》上发表《男女同校之我见》《腐草集》等多篇尖锐抨击封建礼教的重磅文章。

特别是1920年6月,他以“刘达”的笔名,发表在《学生潮》上的《男女同校之我见》,因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当年招生要开女禁发表了见解,便触怒了那些紧裹着封建衣钵不放的遗老遗少,他们暴跳如雷,群起而攻。国学会、国民公会等保守团体发传单,登报纸,提警告,闹个不休。他们大骂刘弄潮是“李大钊的应声虫”,还用最下流的语言进行攻击和诋毁。四川国学院院长、清末状元骆成骧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写文章讥讽道:“男女能同校,那么尼姑也可以进和尚庙了。”他还正式向省长提出了通缉刘弄潮的请求,以恫吓学生,禁锢新思潮的涌入。骆成骧的这一举动,反使未满16岁的少年刘弄潮一夜之间名声大作。

继而《国民公报》的李澄波也写文章围攻,指责刘弄潮“想冲破男女防道,图败坏几千年圣贤维护的礼教!”高等师范的学生肖华清(后刘弄潮与肖华清结为几十年深厚情谊的革命战友),也在报上同刘弄潮“商讨”。少年气盛英姿勃发的刘弄潮,针对四面八方的汹汹攻势,处乱不惊,他沉稳应战,据理驳斥,连续在报上发表了《斥成骧》《质问国民公报》《答华清兄》等文章予以反击。

为维护正义,支持妇女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学生潮》和《半月》杂志在同年8月,同时刊出“男女同学问题”专号,声援刘弄潮,驳斥当时社会上种种反对男女同校的“理由”,反击了《国民公报》和国学会、国民公会的反动言论。但后来《半月》杂志在准备庆祝创刊一周年之际,竟因发表过声援刘弄潮的文章,提倡女子剪发,而被禁停刊了。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