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⑥:确立航向(三)

吴再洪

1920年春,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吴玉章到了成都。刘弄潮在《星期日》周刊发表文章欢迎他的到来,《星期日》还发表了《访青年福音使者吴玉章先生》的访问记。当时,陈毅已于1919年8月赴法勤工俭学。社会主义读书会公推刘弄潮和肖华清一起去拜访吴玉章,请他到读书会做《科学的社会主义》演讲。吴玉章对青年十分热情,当即答应了演讲的要求。

刘弄潮等由于缺乏组织听演讲的经验,更没有估计到五四后成都学生对于社会主义竟那样好奇趋新,会争先恐后来听演讲的热烈情绪,所以仅在回校后向同学们发出口头通知:愿去者都可去皇城高师听讲。没想到这消息引起轰动,届时成都各中学、专科和华西大学等校的进步学生都来听演讲,人数超出预想的好几倍,原来准备的会场根本容纳不下。

情急中,刘弄潮和肖华清不得不临时赶去同高师学监王右木商量,借用皇城明远楼后的致公堂。王右木是成都早期一个很重要的马列主义启蒙运动者,当时他在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心目中,仅次于吴玉章、恽代英。他有一副笃笃实实的中等身材,一双眼睛闪烁着诚挚的光芒,特别富有吸引力,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虽身为高等师范的学监,却仍身着在日本留学时的旧学生制服。王右木当即答应了刘弄潮的请求,并立即热心布置会场,使吴玉章的演讲如期顺利举行。

吴玉章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点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主要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最后勉励大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必需用暴力推翻旧制度,才能铲草除根。”按照当时听讲者的程度,很多人对名词术语都很感生疏,但由于青年学生感觉锐敏,接受新事物快,加之吴玉章的演讲又深入浅出,所以大家听了3个多小时,还舍不得走,热情地围着他问这问那,他都耐心地随问随答。

读书会的会员听了演讲,大多恍然大悟道:这下子可弄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当时大家弄不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派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许多消极思想当作了“新思想”,把一些流行思潮当作了“社会主义”,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下来。譬如许多人都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有许多青年都把在五四时期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最美丽、最理想的社会主义。

刘弄潮在早期思想启蒙阶段,也曾相信过克鲁泡特金。克氏的代表作《互助论》《告少年》等著作中,如火如荼的富有革命激情的语言,都曾强烈地感染、吸引过少年刘弄潮,呼唤他去为此而战斗。直到听了吴玉章《科学的社会主义》演讲后,刘弄潮才和读书会的大多数同伴一道从迷惘中,澄清了今后信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激荡着这群热血青年的心扉,他们一致决定:将“社会主义读书会”更名为“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读书会接受吴玉章的建议,打破校界扩大组织,发展会员70多人,开始较为系统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还公推王右木担任读书会的指导工作,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受过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他担任指导后,针对具体情况挑选出应读书和必读书,要求在讨论必读书时,要拟定读书大纲,分组学习讨论,写出报告心得纪要。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首先把吴玉章的演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整理油印出来,分组学习讨论。第一师范读书小组在讨论中各抒己见,发言热烈。会员李永梧就谈到:马克思主义真是经纬贯通,既博大,更精深,即便是研究一辈子,谁也不敢自夸精通马克思主义,只能随着各人的阅历,逐渐加深理解。他认为,目前首先应该认识它的范围,了解它的大体,融合它的渊博,精深似乎可放在第二步。他建议,用民谣诗歌的体裁,把它的轮廓勾画出来,便于贯通自己的思想,掌握自己的行动。大家都同意李永梧的见解,于是结合吴玉章的演讲,大家七嘴八舌凑词,由刘弄潮执笔,整理成一篇新诗体裁的《宗仰马克思主义》。

刘弄潮将诗拿给王右木看。王右木一连看了几遍,又凝神沉思片刻后,才恳切地对刘弄潮说:你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感觉到的困难,确实是初学者的现实问题,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利用诗歌的形式,对初学者来宣讲马克思主义,有通俗易懂的一面,但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全面,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如果再使人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简单,那便更加累及马克思,我们越发负不起这个责任了。你看可否根据大家的体会,再字斟句酌加以修改,并把题目改为《马克思主义颂》,就显然是由我们颂的,我们负责。颂得深,颂得浅,颂得体,颂不当,都让客观去批评,既帮助了初学者,又不致因好意反而误人。

刘弄潮听完王右木的意见,觉得讲得实在有道理,尤其是他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更令人心悦诚服。于是,就立即在他的书房里逐句改写起来,王右木则不时在旁指点。两人专心致志,竟然忘记了吃午餐。直到午后两点多诗稿改成,两人才同出校门,穿过皇城坝,既没有进牛肉馆,也没有进白肉店,只在一家豆花小铺每人吃了一碗“帽儿头”(四川人管装满冒尖的白米饭叫“帽儿头”),一碗嫩豆花,合吃了三小碟泡豇豆、泡辣椒、大头菜,两人总共花了1角1分钱。

这首《马克思主义颂》因简要易记,很快就深印在读书会会员的脑海中。直到18年后,当刘弄潮重回成都时,才得知当年读书会的战友钟炳骥、李永梧早已进了黄埔军校,并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他去李永梧家中祭悼时,其家人还取出李永梧珍存的、当年油印的《马克思主义颂》。之后,刘弄潮与从黄埔军校死里逃生的洪仲铭在上海重聚时,谈到学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往事,洪仲铭竟还能背诵出《马克思主义颂》的全文:

马克思主义确实最精深最渊博。

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乐观先觉:

他从社会演变递进中“扬善去恶”,

阐明出唯物辨证发展的新哲学。

他从社会经济中“劳动创造价值”,

揭发出资产阶级对“剩余”的剥削。

他从社会革命中弃绝主观“空想”,

演证出社会主义必胜的必然律。

他指示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在斗争中我们有责任领导传播。

无产阶级定要暴力推翻旧制度,

实行专政彻底消灭一切阶级祸。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还先后学习了《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马克思政治学,以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浅说》,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原本只是一个学习团体,但当这些进步学生通过潜心研读,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知后,便自觉地开始注意将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特别是听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第二次宣言,宣布对中国放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后,读书会的会员们欢欣鼓舞,立刻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刘弄潮为此还写了一首名为《尊崇列宁的指引》的新诗,寄给远在重庆的吴玉章,颇得他的赞许。

当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刘弄潮与李硕勋、阳翰笙等,为更有效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又发起成立了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作为学生会代表,刘弄潮等积极热情地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反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的斗争,努力推行新文化运动。

靠北洋军阀得势的四川督军刘存厚,不断打击进步学生运动,多次发生军学冲突。1921年元旦,学生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万春茶园,组织演文明戏《春雷》。军阀刘存厚指责此戏败坏风俗,派兵镇压,打伤了一些学生。数千名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北较场请愿。当局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勒令各校提前放寒假,规定学生一律不准留校,这样就变相地解散了学生。当时南北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推动下,经四川省学生联合会议决,由各校学生紧急推选代表约40人,东下重庆请愿并向各界呼吁求援。刘弄潮是代表之一。

在重庆,刘弄潮向吴玉章汇报了成都学生运动的发展状况。吴玉章告诫学生代表,要联合各地各界群众共同奋斗,并指点他们向京沪文化界发出“快邮代电”,请求各界声援。

于是,刘弄潮等学生代表,立刻给上海的李汉俊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发电报求援。很快就得到他们及各地的响应与支持。《星期评论》兼后期《新青年》主编李汉俊在回信中说:“安徽宣城第四师范的恽代英,要到四川讲学,有些具体问题,可以同他商量。”

刘弄潮等人马上便给恽代英写信,汇报了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与军阀势力作斗争的经过,请求他对斗争给予具体指导。恽代英很快就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要先到武昌开会,会后才到四川。他询问在学生运动中,最感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并明确指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必须首先摆正读书会与学生会的关系。学生会是一个广大有力的群众团体,读书会要亲密团结它。读书会不能脱离学生会,不能使人有特殊和见外感。同时又问: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觉得读书会有些散漫?

这个问题正好击中了要害,早在成都时,刘弄潮就同李硕勋、阳翰笙、童庸生等谈起过,感到读书会在钻研讨论理论问题时,非常热烈,但一进入实际斗争,行动上就有些散漫,同时由于成都的学生团体很多,行动始终不够统一,没有组织纪律的维系,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应付复杂的社会局面。许多学生参加活动很积极、勇敢,但在组织纪律上行为松懈,疲塌无力。所以,刘弄潮立刻回信去追问解决的办法。

恽代英的答复是,可否根据《新青年》上刊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严格组织起来?对照团的章程检查自己的队伍,解决团体中的纠纷。

这个建议给刘弄潮等学生代表以极大启发和鼓舞。于是就开始酝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当时有人提议,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何不就组织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有人提出,名称应与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起来。接着,从名称讨论到内容,距离越来越大,在读书会到重庆请愿的这部分代表中,发生了很大争执,彼此不能说服对方,只好又去请教吴玉章。

吴玉章恳切地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列宁说过,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吴玉章建议,从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会员中,选择接受团员,不够条件和不愿加入的让其退出。不过,当时吴玉章的这些意见,对一些急躁的青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一直到1921年上半年,北洋派军阀刘存厚退出成都,吴玉章为成都学生代表送行时,还一再反复叮咛:“恽代英的建议,是带全国性的组织问题,你们回成都后可同王右木商量,赶快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

在重庆期间,刘弄潮始终与吴玉章和入川任川南师范校长的恽代英,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年轻热烈追求革命的刘弄潮,在两位新文化运动先锋、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引领下,认清了前行的方向,确立了自己的信仰,深得他们器重与信任。

回到成都后,刘弄潮与李硕勋、阳翰笙、童庸生、雷兴政、钟善辅等开始酝酿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渐次将思想动摇的、坚持自由主义态度的读书会会员清退出去。1921年上半年,组成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注:参看1988年3月人民出版社《革命烈士传(三)》第359页“李硕勋”,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妇女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川妇女》第14页“雷兴政”,1982年5月人民出版社《回忆恽代英》中阳翰笙:《照耀我革命征程的第一盏明灯》等)

暑假期间,恽代英秘密来到成都听取了情况汇报,按照他的指示,进一步重申和严格了革命的铁的纪律。原有团员又经过他的亲自审查,淘汰了少数人后,于1921年下半年,正式定名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在成都《国民公报》上发表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

因此,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分为两个阶段的:1921年上半年的初期阶段和1921年下半年的正式成立阶段。在初期及正式成立后,都是由王右木任书记;袁诗尧在初期任组织委员,暑假他高师毕业到南充去了,改选童庸生任组织委员;刘弄潮始终任宣传委员。

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后,大力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领导进步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同时广泛发展积极分子入团,壮大团的队伍;先后发起了几次学运高潮,组织学生游行请愿,反对军阀统治,对于推动当时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领导的最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就是争取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6月,四川三大军阀熊克武、刘湘、刘成勋为争权夺利发起混战。当局鲸吞教育经费,挪作军用打内仗,激怒了民众和学生。学生们为此进行过多次斗争,刘湘才被迫同意划拨全省肉税作为教育经费,设立教育经费收支处,经理其事。但各地军阀把持住肉税,拒不移交,以致全省的教育经费来源仍无保证。在此情势下,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成都各校发起了冲击腐朽的教育制度,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王右木与刘弄潮、李硕勋、阳翰笙、童庸生等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少城公园召开的民众集会上,刘弄潮发表激昂的演讲,向封建专制发起公开挑战,遭到军警拘捕。半夜,他撬开临时看守所的板壁,越墙逃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中,刘弄潮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学生领袖,组织了万人请愿、大游行等抗议活动。作为全市学生公推的八代表,他们先到省议会请愿,因官员们避而不见,人去楼空,八代表便到副议长熊晓岩公馆交涉谈判。熊晓岩怒气冲冲,一见到学生代表,便厉声斥责学生有复杂背景。刘弄潮作为学生代表推选的发言人,与熊晓岩展开辩论。他据理争辩,驳得熊晓岩哑口无言。熊晓岩老羞成怒,打电话给警察厅长卜策东,诬告学生“擅入民宅”。警察厅当即调来大批军警,将谈判代表无理拘押在熊公馆。

混乱之中,刘弄潮一面故意与巡长纠缠,一面暗示学生代表李永梧乘机逃脱报信。学生代表被拘留的消息,立刻激怒了成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包围并砸毁了熊公馆,救出学生代表。

第二天,社青团决定仍到省议会去,要求议员开会讨论教育经费问题。不屈不挠的学生又包围了省议会,高呼“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抗议示威。这天的行动指挥是阳翰笙。当学生们发现省议会仍然无人,又涌到议会的南门俱乐部。

俱乐部负责人曹叔实正同十几个议员开会。学生立刻把他们全部押回议会商谈。这时,成都南门被关闭了,数百名便衣警察冲入议会,乱挥棍棒,见学生就打。刘弄潮和阳翰笙都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血洒街头。一小时后,又有大批军警开来,将学生驱散。

次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下令,强行开除闹学潮的全体学生,并下令通缉8名谈判代表。其实遭到通缉的人,并非8位代表,而是警察厅按照在高师集合时,各校代表签名次序的前8名通缉的。只有刘弄潮既是在前8个签的名,又是真正与熊晓岩谈判的代表。这场坚持了数月之久的大学潮,终遭军阀镇压。在巴金著名的《家》中,就有关于这次学潮的记载。

当正式通缉令还没下达时,各种谣言很多。由米贩传到新繁的传言是:8名学生代表已被枪毙。刘弄潮年迈的老祖父和父亲焦急万分,四处打听。当得知刘弄潮并未出事,才稍稍放心。他们立刻托人带信,称祖父病重,要他尽速回家。与祖父感情笃深的刘弄潮信以为真,马上赶回家探望祖父。当他看到爱孙心切的老祖父健康无恙时,不顾亲人劝阻,执意于当天下午就又赶回成都,继续投入学潮的组织领导工作。殊不知,就此一别,他便再也没有机会与亲爱的祖父、父亲晤面了!

当通缉令正式下达后,学校借机开除了刘弄潮等学生骨干。白色恐怖使学生领袖在成都无法容身。他们决定立刻撤离,分头到各地去宣传成都惨案真相。大家为刘弄潮凑集了50元路费,刘弄潮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就逃离成都。后按恽代英安排,只身前往武汉,投奔李汉俊。

学生时代的刘弄潮,英姿勃发。在新潮激进理论指引下,在壮美绚烂理想憧憬中,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智睿和出色的组织领导才华,使他在同龄人中充满磁性的感召力。他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奔到哪里,就散出光和热;他如一股滚滚的浪潮,卷到哪里,就咆哮喧腾。风华年少的刘弄潮,当时在成都学运中,与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叱咤风云,挥斥方遒,是青年学生钦佩的先导人物。他激进的思想,无畏的气概,充沛的精力,火样的热情,侃侃而谈的雄辩,掷地有声的演讲以及犀利激越的文笔,无不令同辈、同窗所仰慕。半个多世纪后,任白戈在谈到刘弄潮时,还不无赞叹地说:那个时候的弄潮,远远地走在我们前边,让人仰视。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