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动工

何郝炬

此时,程子华找我:“现在许多项目已经开动,只有攀枝花这个重中之重没有动静,需要你们的主力军出马了!”按照惯例,钢铁基地攀枝花由冶金部负责建设,而围绕基地的一大批其他行业的项目没有完全确定。冶金部已与四川省商议,明确了渡口(因保密需要,对外以“渡口”代指)的总指挥部和地方行政机构,由西南工程管理局派出约五百人的精悍小分队进驻攀枝花,搭建临时办公用房,修建一个两百千瓦的小火电厂和小水泥厂,工期两个月。

程子华说:“现在攀枝花一片荒野,人烟稀少,正值干热季节,只能露天作业,交通异常不便,需要边修路边施工,对你们是很大的考验,由你们自己紧急处理。”我理解了“特事特办”的含义,未来攀枝花将是一个特大新兴工业城,建设地方行政机构是地方政府的事,因特殊时期特殊情况,由冶金部和四川共管,并以冶金部为主。冶金部派出主管计划、生产技术的副部长徐驰任总指挥和渡口市长,基建司司长李非平任副职,设冶金、矿山、生产分指挥部。其他相关行业包括电力、煤炭、交通、物资、建工、财贸也设立分指挥部,西南工程管理局暂定为第三分指挥部。除了上文提到的办公用房和小火电厂、小水泥厂外,西南工程管理局还将建设两个大中型火电厂(其中一个建于隧道内,技术难度大)、一个大型水泥厂、一个煤炭洗选厂,均属钢铁基地的前期工程。

接到命令后,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决定从昆明的第三工程局选调五百人的精兵强将,由三局一分公司经理、人称“老郭海”带队;另派一局二公司副经理李高臣率木材、水泥制品等加工厂从成都出发。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第三工程局在云南,除滇北靠近攀枝花属三线,其他地区是一线,“一大三小”是三局的写照,安排这一任务合情合理。之前贵州项目多而第四工程局人手不够,原计划将一局二公司派往黔北,但一局二公司去向尚不明,调李高臣到渡口是临时决定。

我从渡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回到成都,冶金厅副厅长李文达找我闲聊,李文达不在乎“大跃进”时批判我,1962年后他经常到我处说长论短。他是消息灵通人士,1963年我离开四川省计委一事,是李文达告诉我的,他说中组部曾考虑将我调出西南,因四川省同意我专任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局工作作罢。这次他的小道消息是四川建议我出任渡口市长,因中央确定以治金部为主,改派原西康省副主席白认代表四川任副市长。我听后一笑置之。

李高臣、老郭海带领建工两支小队,头顶青天,夜宿荒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凭借高昂的斗志,仅用一个多月时间提前完成任务。三线建委明确由三局负责渡口地区其他项目的施工。

随着建工系统在川滇黔三省的工程陆续开工,我经常从成都到渡口,再经昆明赴贵州,最后从重庆回成都,从冬天到次年春天,都在路上。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局局长贺晓初为总行下属的印币厂选址一事找我。总行很早就与四川联系,希望在四川建厂,因四川项目太多,省里未表同意。后来李先念副总理直接找到李井泉,此时大城市和交通沿线已无地可用,李井泉请西南指挥部帮助总行选址,这事交给了我。选址通常是建设单位确定后,建委最后核定,我第一次担当此任务,自觉需慎重。遂与贺局长一道,会同省建委安康元、杨乐斋几经查勘,按照“深挖洞”的原则,偏僻、便于隐蔽分散的方针,最终定在旺苍县东河边。总厂车间分散成七个小分厂,交通不便,成本增加,这符合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指导方针,但实际效果不佳,“文革”后再次合并搬迁。责任虽不在我,但工作没做好,留下很大的遗憾。

另一件事是刚成立不久的七机部(前身为国防科工委五院,曾在川北建设O六一厂,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建工二公司施工)准备开建O六二、O六三厂两个重大项目,副部长张帆来川,邀我与他一同选址,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确定在达县宣汉一带摆下O六二,大竹附近建O六三。此时四川已在重庆、自贡、成都、渡口分设三线建设工委,任务太重,达县、大竹均在重庆分区建委管辖范围,建厂期间设立现场党委和总指挥,为此国家签发关于川北基地建设的文件,并通知各方:现场党委书记张帆,副书记鲁大东,指挥长何郝炬。

文件收到后,程子华突然找我:“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是刚知道,是建工部和七机部协商的结果。”

“你的任务太重了,你不能蹲在一个点做具体工作。西南工程管理局是三线建委的主要建设力量,承担多部门的建设项目,虽说各部部长是建委委员,但只有开会时来两天,平时就靠你了。不行,你不能待在一个地方,我去问刘裕民,让他另派副部长来。”

过了几天,程子华对我说:“刘裕民讲了很多困难,部里现在是一正、两副部长,刚通知生产局长任朴斋、苗澍森、李景昭和你为副部长,除了任朴斋,其他人都在外地。如果换人,只能任朴斋接替,但他本人主管部里的生产技术工作,也不能长期在外,最多两边跑。许多事还是得你负责。”

我说:“那是当然,指挥部建立后将由一局一公司承担,我建议由一局副局长兼一公司经理李子乾担任副指挥长,他完全可以胜任。”任朴斋很快到了成都,他说:“部里人手太紧张,部党委原有七个委员,加上新来的汪少川和赵化风,这次调整,新增四位副部长,设计局的阎子祥和城建局的丁宁两个委员没动,他俩只管专业局。你和苗澍森在京外负责三线建设部属企业的指挥管理,李景昭刚提拔,也在三线,一时抽不出人。我负责部里的生产技术,两头跑没问题,但工作重心还是在部里。”

我表示理解:“你尽管放心,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已经半年多没有参加部党委会议,任朴斋告知部里近况:“为了进一步贯彻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中央决定在建筑业实行工改兵,把一部分建筑业的精锐改建为基建工程兵,类似铁道兵。准备以西南工程管理局二局为试点,改建为一个支队;在西北选择两个公司改为两个独立大队,部里指定你具体实施。现在方案正在讨论,大家都知道你有抗战时的经验,估计以后你会专做这项工作。”

我对他的估计没想太多,但是工改兵会影响下一步三线建设的布置。任朴斋也认为建工系统需全面考虑,二局工改兵后,是不是需要成立新的二局?西南工程管理局将来的发展趋势怎样?三线建设如此繁重,云贵川的主力兵团势必会与地方建工公司划开,以便主力军集中精力完成重要施工任务,同时在西南的各工程局、公司也需要调整。

目前一局工程量最大,所属工程公司最多,原有一、二、三、五公司,前两年新增四公司和成都六公司,最近准备增设九公司,一公司的项目占西南工程管理局项目的一半以上。三局与云南工程局分开后,主要任务是渡口的前期工程,预计两年内完成,下一步待定。四局正在逐渐扩大,贵州的安顺、遵义及黔南任务多,急需扩充队伍。因此考虑将三局转向贵州,承担安顺地区三机部的两个航空大项目和其他部门的项目,至少持续六七年时间。这样,可以考虑把一局二公司扩大为新的二局,负责黔北到湘鄂川黔交界处的三线项目,以缓解四局的压力。

这个方案由任朴斋带回部党委,很快得到批准,西南三线建委亦没有意见。三局迁走后,渡口保留了强大的指挥所,由三局一公司、山东泰安公司以及三局派出的木工、机修厂、部属第三土石方公司组成,足以保证完成任务。由三局副局长、一公司老郭海、泰安公司经理共同领导。如此,一公司在达县,四公司在德阳和宜宾,五公司在泸州,新建的二公司在自贡和乐山,施工力量配置比较均匀,保证三线建设的稳定发展。

1967年1月,三局在渡口的机关及直属队数百人迁往安顺,如按正常操作,需步行到云南,再乘火车赴安顺,时间较长。我突发奇想,干脆发扬艰苦朴素精神,抄近路步行到安顺,时间相同。这可以说是建筑业的一大创举,也是学习解放军的具体行动。

可惜我只参加了三线建设的前期工作,我与程子华的上下级关系也仅限于前期,程子华作风缜密果断,批评人很直率,对下级的工作很关心,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快,我与他都遭受厄运。

(本文原载何郝炬著《行者春秋》,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第1版第105—110页)

《行者春秋》 何郝炬著 2022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何郝炬 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1937年末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夏县中心县委青委书记,中共曲翼绛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巡视团团员,冀鲁边区三地委组织部部长、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委,渤海区二地委副书记兼二军分区副政委,山东支前委员会民站部副部长,渤海支前司令部前办主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豫皖苏后勤(支前)司令部前办主任,第二野战军后勤运输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城市工作科科长,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航运局局长,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局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国家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基本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四川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3年1月20日,何郝炬同志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100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何郝炬(1922.5—2023.1),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