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内江的高中生活

黄 葵

投 考

1956年,我在资中五中毕业,学校保送我进地区重点中学资中二中,但我向往内江高中,便直接到内江去报考。考试地点,记得在后来的十四小学校那个位置。考试时,因我身上穿着土布蓝衣服,而照片上穿的是当年推销苏联的浅色蓝白花衬衣,而且头式也不一样,准考证上的像片与本人似有差异,因此,监考老师有两三个人到我桌前来对验,弄得我有些莫名的紧张。好在后来还是认定了我,没有为难我。

考完后,我回到资中乡下。录取通知发来时,我收到两份通知:一份是资中二中的录取通知,一份是内江高中的录取通知。开学时,我先去资中二中退通知,可人家不收,说我是他们的重点学生,不得随便不去。我说明了情况,转身就走,根本不听他们喊“回来”的召唤声。我毅然到内江高中报了到,被编在1959级2班。

虽然到内江高中报了到,但还剩下一个尾巴捏在资中二中手里。因为我是保送学生,个人档案及团组织关系都转到资中二中去了,他们不愿退出,要求我回去上学。后来,经过交涉、做工作,资中二中才将我的团组织关系及有关材料转给内江高中。

1956年,内江高中共招了5个班,约260余人。我被编入2班,全班54人。我当时用名为黄先义,只是后来常用黄葵、蜀葵等笔名发表作品,才改为现名。

我们班中途有周碧君、黄明友等修业,刘心良考取飞行员走了,毕业时剩下45人,大都考上了大学。但是,当年强调家庭出身,有个别优秀的同学如何露青、伍丕济就因“政审”被压在大专学校。同学中一些“又红又专”的同学,如汤正淮则被保送到北京工业学院(当年内江高中共保送8人)。我们班考进北京的同学有汤再吉(北师大)、潘致中(北京地质学院)、陈淮枝等几人。

我们班同学,内江人居多,大都是农村的,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后读“翻身书”出来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小十四五岁,最大的有二十四五岁。比如班长李朝祺,和新分配来的班主任包先华老师年岁就差不多。我们班的同学,奋斗几十年,虽各人造化不同,但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无愧于母校的辛勤培育。现在内江的有李朝祺、伍世华、蒲朝禄、张陶盛、黄忠肃、曾凡德、汤再吉、阙光英、唐受琏、张平生等人,他们对母校,对老师都有很深的感情。

内江一中(原内江高中)教学楼

师 长

在内江高中,有一批多能、敬业的好老师,为我传道授业的老师有包先华、周蜀南、李枝柯、刘国樑、周全、顾循然、李明经、黄斯平、但茂修、黄若谷、吕尔康等老师,以及校领导陈杰、潘渊如、胡瑞佑、刘德余等先生。他们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可惜往事几十年,许多已忘却,现仅记点滴佚事于后。

包先华老师当年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担任班主任,教过俄文。她高度近视,为人和蔼可亲,我甚为尊敬她。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回内江,我都会去看望她。

包先华老师

李枝柯老师从资中五中来,与我有缘份,继续为师生。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甚为活跃,敢提意见敢批评,并自诩语文组是“沙漠中的绿洲”。记得他对总务科有意见,写过一幅对联进行讥讽:“能拖就拖——拖,拖,拖;可拉即拉——拉,拉,拉。”横批是:“又拖又拉。”这位敢说敢写的老师后来被划为“右派”,失去了联系。前些年听说他在成都华阳,我很想见他,询问过多次,均无缘见面。后听刘国樑老师说,他前年已病逝,令人惋惜。

周蜀南老先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极为尊重他。他对我也十分看重。每次对我的作文都是细看细改,然后同我交谈指导,开了许多“小灶”,对我帮助极大。我入北大后,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每次回内江,我都去看望他,他总是倾尽所有招待我。他去世后,我深为痛惜,曾写祭文悼念他。

李明经老师当过班主任,他本为物理老师,因“人体解剖生理课”缺老师,他便撑持着来教这门课。他耳朵有些失聪,但为人朴实,认真,不懂就学。

刘国樑老师教历史,讲述生动,甚为博学,很有见地。特别是指导高考历史考试时,他指出,大家要特别注意“清朝大一统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节。当时,教育部曾下文删除这一章节教学内容,谁也估计不到高考会考它。刘老师分析说,国家统一是最大的政治和历史,要十分重视。同时,1959年《历史研究》第1期的第一篇大文章就是郭沫若写的讲清朝大一统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因此,今年高考,十有八九要考这一个历史题。我们按照他的指导,认真做了准备,高考时,一看历史问答题,果然有这一道论述题。刘老师真神了!我们十分佩服刘老师的眼光和见地。我当年历史考得好,首先应归功于刘老师,也永远感激他。

四川省劳动模范——刘国樑老师

黄斯平原为西南师范学院讲师,来校教语文,并辅导同学业余创作和宣传工作,我同他有一些交往,聆听过他的许多教诲。他在内江市开过一次文学创作讲座,我去听过,得到许多启发。我曾搜集几篇民间故事,交给他看,其中一篇《黑龙洞》,他认为不错,让我投稿给了《民间文学》。我办学校《团报》《沱江生活》,得到他不少指导。

老师们的风范,令人敬佩,可惜一去四五十年,许多不该忘却的却都忘却了,令人遗憾。

前人说:“学高为师,道高为范。”内江高中的老师们应了这两个“高”字。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好学生。所以,我在1991年85周年校庆大会上说:“没有好学校,便没有好老师;没有好老师,便没有好学生。”内江高中堪称具有“三好”,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和肺腑之言。

德 育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学校教育强调“又红又专”,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方面,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政治课教育,主要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简史的基本知识,同时结合时政讲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如“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反右时,则讲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内容。这一些,作为德育,是政治思想灌输的必修课,也是各种考试的必考科目,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对于年青学子来说,对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极大的作用。

配合德育,学校政治生活是丰富的。首先,学校组织大型的政治教育活动。如组织国庆、五一、党的生日等节日纪念庆祝活动,开一些庆祝会;请人作政治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记得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学校组织了隆重的大会,在大食堂里,有报告会,有入团宣誓,有文艺表演。听政治报告,印象最深的是请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出来的革命者罗广斌、杨益言二同志到校做报告。当时听报告的人很多,不仅有内江高中师生,还有邻近的内江一中、内江师范学校等校师生,整个大操场坐得满满的。他们的报告,思想性强,史实真切动人,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以后我们看《烈火中的永生》《红岩》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其次,学校组织歌咏队,并带动大家演唱革命歌曲,组织读好书活动。同时,通过《团报》《三好报》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让学生自己通过共青团总支、学生会组织这类宣传活动,效果很好。同学们积极投稿,我参加编报就很好办,非常顺利。

再次,由班级团支部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校外活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例如我们59级2班,曾组织参观重要纪念场所,访问革命烈士家属等。我们到梅家山成渝铁路民工纪念碑和纪念馆参观,到椑木镇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参观,开展团日活动,使同学们切实从身边体验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们团支部还组织全班同学访问革命烈士孙继明同志的家。孙继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229团4连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曾荣立过二等功,1951年9月15日在朝鲜鸡雄山战斗中牺牲。我们到烈士家中访问,慰问其父母,聆听老人讲述烈士立功、战斗和牺牲的事迹,接受了一次非常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几十年来,我的政治信念坚定,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锻炼,始终和党中央正确路线保持一致,为党的文化、出版做了一定工作,有一定成绩。认真回顾,我认为,正是有了内江高中这一段政治德育培养,才使我打下了牢实的思想基础,逐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始终忘不了学校的培养。

办 报

当年中学的业余生活相当丰富多彩,学校有歌咏队、文宣队、体育队、话剧队等。共青团办有《团报》,学生会办有《三好报》《促进报》。内江专科学校还同内江高中合作办了一个油印的《沱江生活》报。

我爱好文学,曾写过一些散文、诗歌和新闻报道。内江《沱江报》《蔗林》杂志曾登过我的两篇小文章。我常在黑板报、油印报上写一些小诗,因此,同学们戏称我为“诗人”。其实我并不懂创作,只是爱好而已。

1956年9月我上高中时,曾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因为我“好出风头”,有点小“名气”,后来班上选班干部,又要选我。班主任李明经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另有任用”,便没有再任班干部,但却被选为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学生会文艺部长,实际上是让我任《团报》《三好报》的主编。这两个黑板报,每周一期,由我负责组稿、编稿、安排出版。同时办报的有好几个人,大都忘记,只记得一个58级的郭履刚(原成都市文化局创作员)。板报极其简单,报道学校活动,登一些宣传文章,登一些同学们的诗歌、散文。事过几十年,我写过的幼稚可笑的东西,均已忘却。总之,一副学生腔,是一些华而不实、高喊口号的所谓“诗文”。如纪念国庆十周年,我写的小诗云:

祖国啊,我的母亲!

生长在你的怀抱里,

我们是多么荣幸

......

内江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后,与内江高中毗连,他们见内江高中文化宣传活跃,就同我们联合办了一份油印报刊《沱江生活》,两校各出一名主编,我便是主编之一。这个油印刊没出几期,就没有办下去了。

炼 钢

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全国人民大行动。内江高中卷入其中,并中断了两个多月学习,参加全民大炼钢铁。那时有人砸锅炼钢,有人寻矿炼铁,有人上山炼钢,都要为钢铁翻一番奋斗。在狂热的“大跃进”中,口号满天飞,高举“三面红旗”,要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快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9月25日至12月2日,我们班参加钢铁第一线炼钢,被派往威远县山王区深沟蓝家去炼钢铁。深沟名副其实,真大真深,山真高,有时在那里都见不到太阳,都被高山遮挡了。那些山,悬崖峭壁,直如刀削,笔直插入云霄。我们初去,炼钢需要木炭,便让我们到那边去背回来。翻一座山,一天只能走一个来回。那路可真叫陡,我们背着背篼,攀援而上,无路可走,拽着树枝,树藤往上爬,抬头望不见天。真险,真累,真锻炼人!

炼钢工地上,有许多农民工,在山坡建了好几座高炉,用特别大的风箱鼓风吹火烧炼矿石。大风箱需四个人拉,昼夜不停,一直把铁水烧出来才停止。开始,大家没经验,一见炉膛通红,以为出铁了,一捅炉门,炭渣、矿水、铁渣一同放出来,结果分不出铁来。后来有了经验,等到了火候才开炉,放出来的铁水、矿渣分得清楚,铁水在下,矿渣在上,刨开一看,成功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工地上热火朝天,白天满地红旗,晚上满山通明,人们日夜不息地战斗。为了鼓干劲,当地党委领导要求学校组织一支宣传队,为工地“战士”鼓劲加油。当时,便将我们班的吉贞玉、何露青、邓应陶、陈淮枝、伍世华、张陶盛和我七人抽出来组成宣传队。宣传队主要宣传形势、通报会议精神、表扬好人好事、报道工地新闻等,同时还唱歌、呐喊、呼口号。宣传队员手拿喇叭筒,站在顺风的山岗上宣传。一天吼下来,嗓子都沙哑了。我还算好,负责采访、创作,写稿子供他们宣传。我在工地上比较自由,跑工地,到指挥部了解情况,到出铁现场采访。没采访时,坐在房间里创作一些打油诗、快板这类的东西。我们班炼钢工作做得不错,受到当地领导和工地指挥部表彰,奖给了我们“跃进尖兵”“先进集体”“先进宣传队”等五面奖旗,其中有两面是奖给宣传队的。回校后,我们为了纪念这段生活,每人写了总结,宣传队也做了总结,受到学校表扬,我们还分别合影留念,留下了一个有意义的形象记录。

殿 军

学校业余文体生活很活跃,有歌咏比赛,有体育竞赛,有各种文娱表演。许多活动,我是没门的。比如跳舞,学校有几个长辫子女同学跳得特别好。我们班的何露青和张陶盛跳的《马车舞》在学校获得了二等奖。有次出节目,我们班排练川剧《空城计》,张平生演诸葛亮,表演有模有样,唱段有板有眼,获得了掌声。让我演司马懿,并无几句唱腔,我却唱不好,记得一上场,便唱:

大令一出山摇震,

三军远征赏罚明。

……

我一开口便失调,我自己都笑了,演砸了,引来了一阵轰笑声。卸妆后,没有人责备我,反而鼓励我,让我很不好意思。

歌咏比赛,我是“左”喉咙,总跑调。虽然去参加过内江市文艺汇演,十足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唱不好,我便写,写一些配曲词给大家唱。我还写过一首内江民歌小调《馋死人》:

资阳的豆瓣儿(啥),内江的糖,

一个是甜来(啥),一个是香。

一列火车开过去(呵),

香味儿甜味儿(啥)满车厢(香)。

我本想吃滴滴儿糖来啥,

我又闻到豆瓣儿香(呵)。

那清口水吊起啥——有丈多长!

这首小调传出去,有人谱了曲,记得专区医院一护士唱得特别好,参加省比赛,还获得了二等奖。回内江汇报演出时,唱了这首歌,获得满堂彩。我也学她唱法,风趣又幽默,很有韵味。我到处唱,到处受欢迎。1996年四川省宣传系统春节联欢会上,要求各单位一把手都得带头参加歌咏比赛,我唱了这首民歌,也获得了一个二等奖。

我的体育项目更是弱项。个子矮,田赛不行;一双蹠脚(平脚板),径赛不行。1959年4月全校运动会,要求学生干部都要参加,这可苦了我了。我没体力,觉得有耐力,便参加了1500米比赛,比赛号码为45号。一上场便落到最后。冠军冲刺了,我还差半圈多,其他人都到点了,我还落后很远在笨拙地跑。全场轰笑,广播员打气地喊着:“45号,加油!”我喘着气,晚了人家两分多钟才到终点。广播员还鼓励说:“比赛成绩不是目的,45号运动员这种勇于坚持奋斗的精神是最可贵的!让我们向他学习!”全场一片热烈掌声,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运动会结束时,冠亚季军都颁发了奖状。我是“殿军”,居然也得了奖,是“体育精神奖”。

报 考

毕业了,马上面临高考。那时,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考生不是很多,大学倒不少,报考大学便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学校分为三类:理工类、医农类、文史类。第一个五年计划刚过,国家又搞“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热潮,国家急需工业建设人才,学理工很吃香。社会上传言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向往投身工业建设,报考理工科的人特别多,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大都报考理工科,其次是医、农科。至于“三类”,似乎是那些数理化不行、只会死记硬背的人才去报考文史类。

其实,我虽然热爱文学,但数理化成绩也不错。报考专业时,有老师认为我文科好,理所当然支持我报文科:也有老师说,各科成绩都不错,去读理工科会更有前途。我姐夫在地委工作,上学一直由他资助,他主张我应考理工科,前程更远大。他认为,学理工科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有了生活,搞文学创作也有发展前途,过去许多作家如鲁迅都不是学文学出身的。报考哪一类,我着实犯难。

我爱好文学,有几位老师对我点拨起了很大作用。语文老师周蜀南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他也特别器重我,有人说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认为我应该报考中文系,主科比一般同学强,其他科也不错,可以考一所重点大学。倘若舍长取短,便没有优势了。希望我不要犹豫,就报中文系。我表示同意,老先生很高兴。

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报考志愿有三张表,一张可填十个专业,三张共30个专业。要求都要填,而且“备考”栏内要填“服从调配”。第一表是重点大学,第二表是普通大学,第三表是大专。第一表我大约填了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第二、三表填些什么已忘记了。

我报考什么学校,校领导也关心。有一天晚饭后,陈杰校长把我叫住,在上教学楼的阶梯上,专门同我谈报考问题。陈杰校长原是《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干部,“反右倾”中不知为什么遭到批判,降级调出北京,贬到内江高中来当校长。他体质纤弱,文质彬彬,待人和善,给人印象很好。他常同我们谈心,教我们如何做人、读书,如何“又红又专”成才,给我们很大教育。他同我谈报考专业,仔细分析了情况,认为我各科成绩都好,突出的是文科冒尖,应报一个好的文科大学。他认为我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关于专业,中文系中,文学专业,竞争人太多,不是上策;新闻专业,并不稳定,亦非上策;语言专业,专业枯燥,恐非我爱好。他说,他看到北大有一个新设的古典文献专业,认为我最合适,而且考上的可能性大。这个专业新设,不为人知,一般人不会轻易报考,是个冷门;第一次招生,四川肯定有名额;我读过四年私塾,有古文基础,强于一般同学。他说《光明日报》发表了开办这个专业的消息,翦伯赞写了文章,齐燕铭、郭沫若、吴晗等都重视,这个专业一定有前途。按陈校长意见,我重新填了第一志愿表,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填为了第一志愿。

会 考

高考前一两个月,师生们就精心、竭力做好高考准备工作。老师精心指导,同学认真复习,掌握好已学知识,迎接高考。

师兄师姐们的考试经验是一种借鉴。我同57级李维真同学有交往,便向她取经。她也考文科。考试后,她将考试经验告诉我,并说,千万别紧张,他们有人太慌张,竟将作文题《我的母亲》误作《我的母校》,弄得文不对题,造成很大失误。她还在送我照片后赠言:“愿您为成为一个人民文学家而努力!”58级的郭履刚、肖乾春等也给我介绍了许多宝贵经验。

考试要考三天,每天考两门。那是大家冲刺的时刻,人人都异常紧张。那时,考生们集中,考场设在内江二中,集中住在梅家山小学。为照顾考生的生活,招生办提供免费食宿。伙食不错,餐餐有肉。但在那酷热的三伏天中,人们紧张、繁忙、焦急,大都寝食不安。我则不然,像平时一样,照常玩耍。打球、游泳、看戏、看电影,似乎紧张与我无关。我想,攻读三年,复习几个月,考前两三个小时烧香抱佛脚能起什么作用,只能把自己头脑搞昏。我乐观地认为:好好吃,好好玩,好好睡,身心愉快,精力旺盛,头脑清醒,以最佳状况投入考试,效果肯定会好些。为此,我劝过一些同学,但那时候,谁又听得进呢?晚上很晚了,熄了灯,好多人还在路灯下苦念苦记。他们吃不下,睡不着,焦急苦恼,看了叫人心疼,考生苦呵!

第二天要开考了,我叔叔拿着川剧票来让我陪他去看戏(当时他到专区医院治伤),我竟毫不犹豫地去了。真不巧,正看戏时,发现前排坐着刘德余老师。他一回头,我立即招呼他。他大为惊讶:“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来看戏?”戏散时,他还很关切地嘱咐我:“关键时刻了,要抓紧,放松不得呀!”我唯唯而去。叔父对我说:“紧张什么呀?考不起,回乡里去工作。”因为当年高中毕业,算个“秀才”,在乡里安排工作并不难。

我没听刘老师的话。头天考试后,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晚饭后,照常下沱江游泳,晚上又去看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第二天晚上,好像又去看了《战火中的青春》。

考试时,因为我休息得好,吃得好,耍得好,睡得香,进入考场,身心清爽,超水平发挥考出了好成绩。考完后,同学大多掉了几斤肉,而我却增加了3斤体重!

考得好,一是学业基础好,二是临场身心状态好,三是机遇好。这里边有一些运气因素。例如作文,正合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写我一段有意义的生活,似乎凭记忆在誊抄,连标点符号都很准确、清楚,自然会得高分了。又如历史考题,刘国樑老师的“打碇子”(猜题押题),正中“清朝大一统的历史的意义”,自然就考好了。就这样,我轻松地度过了高考这一关。

中 榜

参加高考,我超水平发挥,并且运气好,考出了高分,总分已记不清,只记得平均每科高达97分。到北京大学后听招生老师说,我的考分,当年在四川最高。要按现时莫名其妙的说法,就是所谓“文科状元”了。我被北大录取了,而且如愿地考进了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考完后,我回到了资中乡下,没在自己家里,到姑姑家玩去了,耍了十多天,估计录取通知该到了,便回家去。刚到门前大田坎上,表哥大声叫道:“好了!中了!”“考中了北京大学!”我半信半疑,匆匆跑回屋里。弟弟把录取通知书给我,还有一把行李标笺、说明介绍之类东西。我一看,果然中了,十分高兴。但是,并没有范进中举那样的狂惊。因为,我相信会考上四川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只是没想到会考上北大。

亲朋好友得知这个消息,都来祝贺问候,还有些小表示。可笑的,甚至有人来“提亲”,叫人哭笑不得。在乡亲们看来,家乡那儿两河两岸历来没有考上大学的,而我竟然考上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老人迷信,认为是我家祖坟埋正了,阴阳公更是吹嘘他看的祖坟地如何、如何好。因此,后来祖坟上下左右都挤满了坟头,以为可占点“风水”。想来真好笑!

考是考上了,赴校盘缠怎么办?从内江到北京,当年火车特快,车票37.7元;慢车也要20多元。当年二三十元可不是个小数,我堂兄当乡干部,月工资24元;姐夫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在地委才拿41.5元。农村人弄现钱,谈何容易。姐夫家十分困难,姐姐没工作,做小工挣个10多元,有四个外甥,生计十分紧张。姐夫得知我考上了北大,异常高兴,表示要想方设法为我借贷筹集路费。

为减轻家中负担,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着通知,到了招生办公室,请求换一所四川的大学读书。招办负责人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地区就你一个人考上北大中文系,你不去怎么行?”我说没路费,去不了北京。他说:“你姐夫在地委工作,让他想想办法嘛。”我说姐夫家十分困难,实在没法,并说:“反正我去不了。换不成就算了!”说着,便哭了起来。我准备离开,他拉着我不让走,很为难地说:“你这种情况,我们没遇到过。通知还是你拿着,等我们同领导研究一下。你明天上午十点来吧。”

第二天十点钟,我准时去了。那位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你考上了北京大学,是我们地区的光荣。学一定得上,你有困难,我们向领导汇报了,决定破例给你补贴30元钱。”还勉励说,到学校要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做出贡献来。我很感动,讲了许多感谢和表决心的话。没想会补贴这么多,姐夫也很意外,以为有个十几二十块就了不得了。

我拿国家补贴,负笈上路,独自北行。为省钱,坐慢车,从内江到成都,转车到西安,再从西安转车到郑州,最后从郑州到了北京。整个行程,花了整整5天多。

上北大后,我享受了甲等助学金,每月有零花钱,另有夏衣、冬衣补贴,还有课本、讲义费补贴以及临时困难补助。大学5年,是靠人民助学金生活和学习的。我非常珍惜它,学习特别刻苦,虽被讥为“白专”,但却取得了优异成绩,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栽培。虽说不上为母校争了光,总也算没辜负母校师长们的辛勤培养。

作者简介

黄葵,1939年生,1959年毕业于内江高中,为当年高考的四川省文科状元。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在中华书局、广西大学、渝州大学、巴蜀书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被评为编审,还被聘为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中国历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退休前任巴蜀书社社长、党组书记、总编辑,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副组长。其业绩被许多大型人才辞典收录。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黄 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