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

蒋介石从成都逃离大陆究竟是哪天?

李单晶 李后强

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到底是何日逃离成都,从此26年再没有回到大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逃离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即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关于起飞地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即新津机场、凤凰机场。这些说法或者观点,各有史料证据,争论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公认,网络炒作也很厉害,各说各话。经过长期调研,多方求证,我们确定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从成都凤凰机场起飞,当晚抵达台北,是可信的结论。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文献甄别

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思考多年,感觉争论各方都有证据,僵持不下,发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对各种历史证据的把握和取舍上。说透了,就是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不应采信。研究历史难题,我们一直倡导“还原法”和“同核法”。“还原法”就是把研究场景还原到当时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物理背景,绝不能用今天的“量子思维”“互联网思维”去对比或苛刻历史人物;“同核法”就是用类似于原子结构模型的思维方法,把“核”作为需要破解的难题,证据相当于核外的电子层,半径不同,能级不同,距离“核”越近,可信度越高。根据“还原法”和“同核法”,我们把历史证据分为五类:一是以当事人当时的记录为直接证据或第一证据;二是以家人或身边人员的记录为关键证据或第二证据;三是以同事或旁人记录为辅助证据或第三证据;四是以新闻媒体报道为间接证据或第四证据;五是以各种回忆录为参考证据或第五证据。回忆录最不可靠,因时间久远,记忆不准,有些可能是道听途说,只能作为推测的参考资料,不能作为有效的直接证据。

逃离成都日期的说法和依据

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的日期,目前有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等三种说法。

关于“8日”说法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各报纸信息:“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陵基)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因为是报纸说的,成都的老居民们都相信蒋介石是8日离开成都的。曾多次在成都北较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的回忆蒋介石最后在大陆的文章中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1949年12月8日离开成都的。”中共成都“留蓉工作部”1950年1月8日在《策反报告》中写道:“1949年12月8日,蒋匪离蓉。”中共领导的“捉蒋敢死队”队员中的健在者,也证实“我们计划在10日左右那天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在8日跑了”。我们认真分析发现,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来自当时的报纸消息和后来的回忆,显然是不准确的,属于第四、第五类证据,采信度不高。

关于“13日”说法的依据。大量回忆文章中讲道:蒋介石是听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72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决定离蓉的。国民党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记载:“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了。”国民党第20军参谋长杨家桢1984年底写的《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说:“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日排序记事时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证据都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录,属于第五类证据,采信度很低。据可查证的史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起义通电上签署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但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1949年12月11日。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这里就出现了矛盾,难道是10日记载了11日的事情?由此就可以否定“13日”说法。蒋经国10日的日记明确记载:“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可见,蒋介石10日早上就知道了卢汉起义的事,加上那几天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见,“决心投共”,在这种危急时刻,蒋介石决定逃离成都。蒋经国10日记载:“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关于“10日”说法的依据。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965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说蒋介石逃离成都去台湾是1949年12月10日。他在文章中说:10日早饭后不久,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立即驱车赶往机场送行。在机场蒋介石与我说了几句话,乘专机升空飞走了。还有1949年12月11日在成都发行的《新新新闻》载:10日12时30分“蒋总裁离蓉飞台”。刘文辉之子刘元彦回忆父亲时说:“1949年12月10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马上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 但反对者认为蒋经国的日记有不一致的地方,如1949年12月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父亲西安事变蒙难十三周年纪念日,想起日昨尚在成都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反对者坚持认为,“日昨”与“昨日”没有根本的区别,蒋经国12日的“日昨”就是11日,说明蒋氏父子11日在成都,10日未飞去台湾。因此“蒋介石10日离蓉”说法不确切。

证据和疑点的辨析

关于衣复恩及其回忆录。衣复恩从1943年至1952年,任“美龄号”和“中美号”总统座机机长,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亲信人物。他的《我的回忆》是可信的第二证据。衣复恩明确记载,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凤凰机场起飞。此时蒋介石并不知道广州已被解放军占领。当他的专机从广州飞过时,广州机场上突然升起的解放军旗帜让蒋介石心惊胆战,他立即命令机长衣复恩加速飞走。奇怪的是,这个机场仅是升起解放军旗帜,却没有开火的动静。

关于蒋经国及其日记。蒋经国系蒋介石之长子。我们分析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前后的日记。7日他写道:“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同时滇卢之靠共心态亦渐显露。”8日他写道:“昨间,张岳军先生自昆明飞返成都,向父亲面述卢汉之动向,谓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公义私情皆所不顾,父亲心知有异。”“父亲拟不经昆明,径返台北。”9日他写道:“上午,张岳军先生复与余、李、龙等飞昆。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同时,刘文辉、邓锡侯亦在成都北门,与附共分子勾搭。”他10日写道:“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期向共党图功。”“乃徇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午餐后起飞,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10日他还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但蒋经国11日却没有日记,12日写道:“日昨尚在成都。”我们认为,这里“日昨”应该理解为“去日如昨”“旧日如昨”“长日如昨”,泛指过去之意,是过得很快的意思,如“去日如昨,真情永在”。因为这两天很忙,昨天没有记日记,前几天还在成都的事历历在目,“在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逻辑是通的,不应该理解成“昨天”。

关于蒋介石日记与《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由台湾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是根据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编辑而成,应是严谨可信的。蒋介石自1915年起,每天坚持写日记,一直写到1972年。1972年,他手肌萎缩,不能执笔,才停写作。共写了20805篇日记,整整装满51个箱子。其中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24年这4年的日记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丢失,存世的前后54年,共63册。如此完整的日记,世间罕有。蒋介石日记手稿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4批陆续开放,到2009年全部开放。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潜心研读蒋介石日记30余年,曾4年内4次应邀前去胡佛档案馆读完蒋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杨天石认为:“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蒋介石是12月10日由成都飞台北的,这点已无异议。但他在10日的日记里没有提及此事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介石写日记几乎没有的现象,可见那几天他多么紧张和不安。在16日反省录中,他写道:“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清醒,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年12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写日记,一般都会在最后记下几时就寝,通常是10时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到台北时间,蒋经国说是晚上6时30分,蒋介石说是晚上8时30分,也不一致,说明16日的回忆有误,但不影响10日起飞结论。

关于蒋介石起飞机场。蒋介石当时住在北郊场黄埔军校内。当年,成都附近的飞机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城北距离北较场6千米左右的凤凰山机场,这是蒋介石的座机经常起飞降落的地方;另一个是成都以西距离北较场30余千米的新津机场,这里各种飞行导航设备都较好。当时胡宗南的全部人马,也正聚集在新津一带,因此许多回忆录都说是从新津机场起飞的。1931年四川省军政府在凤凰山东南部洼地上修建了民航机场,1937年冬扩建此机场为军用机场,称之为凤凰山机场。据当时紧急情况,选择凤凰山机场是合理合情的。蒋介石、蒋经国、衣复恩都说是在凤凰山机场起飞。刘文辉之子也说是在凤凰山机场,刘光元、郑兴明在《彭州起义》一书中记载也是在凤凰山机场。

衣复恩与蒋介石合影(李后强 供图)

为什么没有击落蒋介石座机?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因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解放军负责接管白云机场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向驻广州的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汇报,还提出两条方案:一是用战斗机直接使其迫降,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洪学智打电话给北京,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有关情况和意见,可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北京的指示。洪学智很着急,又去向叶剑英请示:“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了。”但叶剑英斩钉截铁地答复:“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没有上级答复,我们不能干。”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台湾。

为什么没有找到12月10日的电报?我们在研究中曾想到,如果能找到1949年12月10日(或8日或13日)叶剑英、洪学智等前辈关于“在广州机场把蒋介石座机拦下”给中央的电报,那就可以肯定蒋介石逃离成都的准确时间了。我们先后多次与国防大学原副校长毕京京教授、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许先春研究员等专家请教求援,都没有查到相关电报。仔细分析,没有电报档案材料也正常,因为电报费时较长,时间来不及,当时应该是通过长途电话报告中央。1949年12月正是中央领导最忙的时候。从洪学智回忆录得知,当时是打电话给北京汇报的,所以没有电报底稿。

结 论

这几年,我们查阅台湾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和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我的回忆》,以及大陆出版的《蒋经国日记》等,明确记载是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下午3时飞过广州,晚上到达台北。至此,可以肯定,蒋介石1949年12月逃离成都的时间和机场了。因为,蒋介石、蒋经国、衣复恩是亲历者,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这事件,并且有文字记录。这是第一证据和第二证据,因为日记都是当时写下的,是对心理感受和工作的记录,特别是时间和地点,完全没有必要造假。《蒋经国日记》明确记载,1949年12月10日这天,“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记载:“12月10日四川云南各部叛变,先生由蓉飞台。”“午餐后起行,当晚抵达台北。”这些都是根据蒋中正日记(未刊本)记录。蒋介石的专机机长衣复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49年12月10日,他驾驶着“中美号”,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载着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的美好河山。衣复恩回忆说: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由此可以肯定,蒋介石最后逃离大陆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机场是成都凤凰山机场。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九册书影(李后强/供图)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九册内页(李后强/供图)

( 本文载《巴蜀史志》 2 023年第1期 )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单晶(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