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

赵冀川

我1975年下乡当知⻘。之所以叫“最后的知⻘”,一是从历史的时间节点看,1975年后已是知⻘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声;二是与哥哥姐姐当年下乡时的豪 情、悲壮、伤感和迷茫相比,我们显得冷静理智,目的性更强。当时,上山下乡已然成了我们这代人今后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下过乡,才有资格升学、参军、进厂、回城接班等。尽管前程渺茫,但希望还是有的。

送别——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势在必行,但落户哪个公社大队,选择却不一样。有的选离城近的方便回家,有的选有亲戚的方便照顾,有的选富裕的地方以免受苦等等。失去父亲的荫庇,我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哪里知⻘最少,无论多远多苦,只要方便早日返城,我就去那里。为此,母亲向大院的本地干部四处打听,托叔叔阿姨们介绍,我选择了一个离城几十公里远的涪陵县李渡区镇安公社。在长江边上,不通汽⻋,每天从县城出发只有一班轮船,要坐6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在高中毕业典礼之前,我提前来到镇安联系落户事宜。那天,正赶上开全公社的干部大会,我找到公社党委王书记说,我要在你们这里当知⻘,去知青最少的大队。王书记笑眯眯地拍了拍我肩膀说:“人小⻤大”,不知是夸奖,还是说我⻤心眼多。王书记给我安排到了离公社还有十几公里远的深坨大队,这地方加上我,整个大队只有3个知⻘。

哥哥姐姐下乡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母亲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为他们送行。现在,我成了家里最后的知⻘,母亲坚持要送我。临行的头天,母亲忙乎了一晚上,吃的、穿的、盖的、用的,为我备了一大堆。第二天,我和母亲摇摇晃晃地坐了6个多小时的轮船,下了船一打听,离生产队还有几公里的山路。我挑着行李,母亲拎着一大包生活用品,爬山跨沟走了近两个小时,天黑前才到了生产队。

青瓦、土墙、斑驳的双扇木⻔,生产队⻓指着说:“将就住吧,你的知⻘建房款还没到,这是找社员借的一间房,灶还没打好,你们先在我家住两天”。第二天,我催促母亲早点回去,她说要去为我收拾房子,我说:“有什么好收拾的”?她固执地要等到灶打好后为我烧顿饭才肯离开。直到第四天,吃了母亲亲手做的饭,听了她一大堆的唠叨,不耐烦地再次催促她回去,母亲才勉强答应回城。那是7月的夏天,已经51岁的母亲单薄的身影在山间小路踽踽独行,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背,远远地不时向我回头张望……

后来读大学了,后来进了职场,后来步入了中年,拥有年轻时所向往、所追求的一切,名利、地位、金钱,我才渐渐明白,父亲已经远去,母亲也在慢慢地老去,我失去和正在失去的原本是我最该珍惜的东⻄。而我们从小到大一心一意只想离开, 却从未回头张望过。再后来,读到⻰应台的《目送》,心中酸楚的岸堤一下崩溃:“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赵同志”——高中同学30年聚会时,大伙谈起那段知⻘生活,不像⻓我们几岁的哥哥姐姐们,有那么多艰难困厄的煎熬,有那么多⻘春无悔的悲壮。曾经轰轰烈烈的知识⻘年上山下乡,此时已沦为参军或就业的必需程序或曰镀金之路。在田里,在山坡上,农⺠们毫无遮掩地对我们开着粗俗玩笑,我们先是困窘难堪,后来也笨笨地试着接招。公社、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了我们躲避沉闷农活的世外桃源。单调的生活有时荡起一点涟漪,比如,不负⻘春谈一场注定会分手的恋爱。

不过,下乡头一年,我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农村男劳动力所干的农活我基本都干过。最大的一次挑战是到几公里外的工厂生活区挑大粪。当年化肥稀缺,价格昂贵还凭票供应,生活肥料也非常紧张, 我们所在大队的各生产队只能严格按大队委安排,分时间段轮次去工厂舀粪。轮到了,就来回挑几趟,直到把粪池掏干。第一次随全队男劳动力去挑粪,在粪池口,生产队⻓说:“小赵刚来,来回跑不行, 负责看守粪池,防止其他队的人来偷粪”;我胸一挺答道:“好,服从队⻓的安排”;队⻓狡黠地一笑,说:“按老规矩,凡是守粪池的负责在池坑里给大家掏粪”“啊!还有这样规矩”?!看着下面臭烘烘黑乎乎的一片,上面还不时哗啦哗啦、叮咚叮咚地掉下污物,我傻了。“脱鞋,挽上裤腿,小赵快下去”!生产队队⻓大手一挥,高喊一声:“干活”!一瞬间,什么主席教导、什么豪言壮语⻜到九霄云外,大脑一片空白。在社员们不知是搀扶还是推搡的动作后,我稀里糊涂顺着粪池梯坎下去,站在了⻬腿深的粪池中.....

由于表现出色,1975年底,我就被推荐为先进知⻘代表,参加了县里上山下乡知识⻘年先进表彰大会,会上还发了一个印有表彰会纪念文字的搪瓷杯。在川师读大学时,一次在开水房正用这个杯子接水,旁边突然伸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有点像当年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偷偷接头。我俩同时抬头:“你是涪陵的?”“你也参加过知⻘先代会?”偶然的相逢、共同的经历,我和那位中文系的同学成了好朋友,也算是一个搪瓷杯生发的缘分吧。

1976年参加县知青先代会,前排右一作者

知⻘先代会还没结束,我接到公社通知,涪陵县委将在全县开展为期半年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活动,由县委机关单位的领导和干部组成工作团进驻公社各大队,并抽调少数下乡或回乡知⻘作为工作队队员。刚结束先代会,我又在县里集中培训3天,回到公社,我被工作团安排到另一个大队作驻队干部。一到进驻的那个大队,大队书记热情地握着我双手:“赵同志,欢迎,欢迎来指导我们工作”。那年我18岁,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赵同志”,我又腼腆又激动,一时反应不过来。由接受教育的毛头知⻘,摇身而为指导工作的“赵同志”,这个转变也太华丽了吧?!

1977年参加县知青先代会,后排左二作者

驻队期间的生活与从前没多大区别,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是到晚上,要组织他们学习《人⺠日报》社论、《红旗》杂志文章,开展“批林批孔”教育。这种活动开展几次后,我渐渐有了点“赵同志”的优越感。而当我的面,社员”们一个个“赵同志”长、“赵同志”短地叫着;背着我,却把我在会上文绉绉的讲话当成田间地头取笑的材料。我在会上说:“要把‘批 (pi)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下去,把这些坏人批深批臭”;有的社员故意在下面大声嘀咕,学我普通话的发音,用当地口音,拉⻓声音加强语气重复着“批深批臭”,还阴阳怪气地补充: “‘赵同志’说得对呀”,引起下面一阵哄堂大笑。也许正是这令我难堪的笑声,让我似乎明白了此时的“赵同志”到底有几斤几两,知道了今后还要走⻓⻓的路。

招工或者考大学——1976年7月,“赵同志”完成了工作队任务后,我回到了原大队生产队。离开半年多,我发现,大队或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看我的眼光好像多了几分客气,多了几分尊重,对我称呼上也有了变化,农活安排上也有所照顾。“小老赵,队里的农活不多,队里有条船在⻓江跑运输,你到船上去干吧”,还是那位生产队队⻓作出的安排,全队好多人都眼巴巴看着这份美差,却被我摊上了。后来,大队支部又研究决定,任命我为副业大队⻓,带领几个生产队抽来的年轻人,组织他们到山上种柑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当“官”。我们队土多田少,主要粮⻝是苞谷、红苕,1976年我全年分到的谷子只有28斤,打成米只剩21斤,其余的口粮都是苞谷、红苕等粗粮。平时节省着吃,以粗粮为顿,知⻘同学来串⻔时,才用大米配红苕或南瓜熬粥招待,并一本正经地告知他们,这是接待你们的最高待遇。1976年底,不知是哪位农业专家的创新发明,说用新鲜的红苕秧在棚子里过冬,来年开春再插入土里就可以⻓出红苕来。这样就节约了原来必须用大根红苕留作种子的问题,农⺠们可分的口粮也就增多了。棚子必须建在阳光能照射的山顶上,还要安排专人看守,随时查看棚里的温度,确保红苕秧能安全过冬。大队选我们生产队作这个实验,选我为山顶看守人。队上在山上挖了3个大坑,插入红苕秧,盖上塑料薄膜,并在棚子旁边为我搭了个草棚,做了个床架,铺上厚厚的稻草,拉了个电灯。我除了吃饭下山,其余时间都必须待在山上。我带了一本人⺠教育出版社的《基础英语》上山,每天看看棚里温度,瞧瞧苕秧颜色,读读英语课文,饿了就下山吃点东⻄。真的要感谢那段神仙般的日子,为我后来考大学打下了基础。但是,好景不⻓,薄膜虽然照得进光,但挡不住刺⻣的冷,不到一个月时间,⻘绿绿的红苕秧冻成了干瘪瘪的⻩叶,专家的发明以失败告终,我也扛着被卷下了山。

1977年国庆过了不久,上面给公社分配了5个招工名额,其中一个名额指定给我,据说是涪陵地区劳动局(父亲生前单位)给县里打的招呼。填完招工表不久,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农活进入淡季,我向队上请了假,急匆匆赶回家里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一天在家厨房烧火做饭,听⻅屋外有人与母亲说话,好像是地区劳动局副局⻓牛叔叔,他也是一位南下干部。父亲生前他常到我家里来,父亲叫他老牛,我经常听成“老油”,叫他“油叔叔”,父亲纠正到“是牛,水牛的牛”。这位老牛叔叔非常严肃地给母亲说:“冀川回来啦?是在复习想高考吧?我告诉你们,这可不行喔,我们专⻔给了他一个招工指标,就业很难的,绝对不能浪费”。胆小慎微的母亲不停地点头:“是的,是的,感谢你们,我们不去高考,就等着招工。”离高考的日子近了,我又回公社找到王书记要求报名填表参加高考,王书记基本上重复了一遍牛叔叔上面那番话后,又说:“填表要交5⻆钱的报名费哟,考不起就可惜了。”王书记之所以这样劝我,因为当年我们生产队全劳动力忙活一天所得的最高10个工分不到2⻆。在招工或高考二选一的抉择中,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我记得,1977年的冬天特别冷,12月9日至11日, 在涪陵一中那间关不住严寒的教室里,我完成了人生的高考。不久,我的招工录取通知到了,要我12月30日前在涪陵地区新华机械厂报道。告别了, ⻘瓦、土墙、斑驳的土屋;告别了,两年多的知⻘生涯,我是工人了! 眼看1978年春节都过去了,高考结果还没出来。直到2月底,一天下班回家,一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公社来电话了,考起了,你考起大学了”。不知是母亲激动没听清,还是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没说清,母亲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在去公社的船上,我很疑惑,川大是重点大学,春节前都已发了录取通知书,我怎么会现在才收到?到了公社一看,是四川师范学院......一路上的激动、欢喜,瞬间冷了下来。但是,能考上大学,无论什么大学,在当时都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对其他同龄人而言,能成为77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3个字,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自己的工作和发展也应证了这个说法。

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厂里,心里忐忑不安。我是知⻘参加的高考,通知书发到了公社,现在我是厂里的正式工人,分配了工种,当机修钳工,跟一位中年妇女当学工,正式拜师学艺。厂里会同意放我走吗?牛叔叔对我母亲那番严厉的告诫又在我耳边回响......我带着疑虑找到厂工会主席,他⻓得清瘦、干练,但说起话来非常温柔,了解我的来意后,笑呵呵地拍了拍我肩膀说:“这是好事、喜事,是我们厂的光荣呀!你的粮油关系、户口档案我去给你办!”不到一周,那位慈祥的工会主席叫我去他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说:“给你,这是所有手续,已经是3月份了,厂里给你发了当月的工资18.5元,粮票也替你换成了全省粮票,都放在里面了,早点去成都报到吧。”我一把抓住那位叔叔的双手(我已改口叫他叔叔),两眼泪汪汪......天下还是好心人更多啊!

成都是母亲的故乡,我外婆、长辈、亲戚都在那里,母亲非常放心,用不着象当年我下乡那样送行。虽然如此,临行的头天,母亲同样忙乎了一晚上,穿的、盖的、用的,还是为我备了一大堆。我即 将踏上求学之路,同样还是在⻓江边上的码头乘船,同样是那么冷,又那么黑,但我心中却亮亮的, 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感激。

2017年5月初稿于重庆

2023年10月定稿于成都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赵冀川(1957年生,下乡当过知青,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过老师,企业翻译,政府公务员,在金融系统工作26年,直到退休。目前定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