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的川维记忆

杨正林

川维化工一隅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化纤产业尚未起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是百姓穿衣的真实写照。为解决国人“穿衣难”的问题,国家引进了全国唯一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工化纤装置。

1974年末,滚滚长江水仍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在荒芜的乡村土地上,随着一声声炮响,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长江畔的朱家坝施工现场,机声轰鸣,红旗招展,人头攒动,从此拉开了四川维尼伦厂(简称“川维”)的建设序幕。

作为一名当年的建设者,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献出了青春和汗水,但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风雨之夜

在川维朱家坝的山坡上,从上到下如层层梯田,星罗棋布的都是建设者的牛毛毡工棚。1975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乌云密布,十分闷热,当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刚刚入睡,一阵狂风暴雨猛地袭来,豆大的雨点打在牛毛毡屋顶上“嘣嘣嘣”直响,狂风呜呜地嘶吼着,朝外望,坡上用石棉瓦盖的工棚屋顶早已吹翻,破碎的石棉瓦在空中漫天飞舞,砸在我们房顶或四周哗啦哗啦地响。

目睹这突如其来、惊心动魄的场景,我们宿舍的工友们在各自床上睁大眼睛,裹紧被子,不知所措。轰隆隆,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炸响,“哐哐哐”传来一阵更大的爆响,我们的牛毛毡房顶瞬间被风掀翻了,抬头看,乌黑的天空被一道道闪电划破,暴雨哗啦哗啦,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大家不知所措,惊恐万分,有的吓得用被子蒙住头,有的顺势躲在床底下。

这时,外面有人大喊:“房子要垮了,戴上安全帽,快朝下面食堂跑。”

听讯后我们立即抱着被子,像一个个落汤鸡似的,顶着风雨,踩着泥泞,踉踉跄跄涌向食堂。

好在食堂地处凹地,比较安全,到食堂后大家又冷又饿,叽叽喳喳挤成一团,而此时团支部龙书记却为大家打气,那天他也浑身湿透,劝大家不要悲观气馁,还高声地朗诵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在场的师傅们虽听不懂他朗诵的内容,但还是被他勇敢、沉着冷静、一本正经的样子吸引来了。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这时才发现,我们宿舍有个姓梁的师傅不见了,开始以为他被狂风吹倒压在瓦砾里了,急得大家分头寻找,结果我回到掀了屋顶的宿舍拿工具,听见一阵阵呼噜声,发现梁师傅和衣躺在床底下,酣然入睡。

把他叫醒后他不以为然,告诉我,半夜三更的朝外跑更危险,躲在床底下反而更安全。看来这个在朝鲜战场爬冰卧雪过来的老兵,见过世面,更沉得住气。

此次狂风暴雨的洗礼,虽然有惊无险,但在重建中我们吸取教训,在房四周打铁桩,然后用粗铁丝将屋顶捆绑扎牢,后来再大的风雨也安然无恙了。

鼠疫来袭

狂风暴雨之后,工地又发生了更可怕的黑线鼠热病,简称为“耗儿病”。据说是一种身上带黑线的老鼠把病菌传给了人类。

仅仅几天,单位上几位师傅相继感染发烧,送到单位医院抢救,对此病当时的医生也从未见过,不知怎么对症下药,有点束手无策,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几位师傅就此不幸离开人世。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起重工尹师傅,他是东北人,黑黑的脸上布满皱纹,成天总是乐呵呵的,很像他的名字(尹同乐)。

记得头天晚上单位上发保健黄豆和肉,大家聚在工棚前喝酒聊天,月光下他打着光胴胴,谈笑风生,还说下次回东北,一定带点大豆过来,让我们品尝他们家乡的味道。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就头昏脑胀,发烧不止,送医院后当天晚上就传来噩耗。

还有一个铆工师傅,姓任,是上海安装技校毕业的,地道上海人,身材高大,生活很讲究,头发爱打油梳得油光光的,平时也好为人师,在我们面前总爱夸他们“阿拉”又如何讲卫生,根本想不到他也难逃一劫。

就在他病故后,同宿舍的职工把他的木床、箱子、衣服等生活用品,还有好多技术书籍全扔在山坡上焚烧,烧了好久好久才熄灭。

鼠疫在川维工地上猖獗,各单位都有人中招,此事立即引起省、市领导重视,各大医院组织医疗队火速赶到工地医院,群策群力抢救患者,同时单位组织了大规模的灭鼠活动,大力宣传饮食卫生,饭前必烫碗筷,很快“耗儿病”就得到控制,逐渐就销声匿迹了。

在川维工地留影

了不起的中国人

当年的十里川维工地管道纵横,罐塔林立,而备受中外关注的关键设备乙炔合成塔的吊装却格外引人注目。

这套装置是从法国引进的,该塔直径为三米,塔高80多米,近百吨重。对于当时的国情来说,现场最困难的不是沿途运输,不是现场组装,而是按工艺要求必须一次整体吊装。在现场的外国专家认为,依当时的中国机械化水平根本不能承担此任务,必须引进或租赁大型吊车,而当时国内连百吨吊车都没有一台,更不要说几百吨的大吊车了。

国外专家另一种意见是规避风险,分节分段吊装,这种方法时间长,且不符合工艺要求,而且还必须租赁他们的大型吊装直升机,限于国内空管政策,他们的建议根本不能采用。

在当时,我们现场起重机具除了汽车吊、卷扬机、倒链,连指挥用的对讲机都没有,指挥全凭嘴里的哨子,手里的小红旗。

就这样,在外国专家怀疑的目光中,我们组建了设备吊装队,开动脑筋想办法,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齐心协力,人拉肩扛,自制双吊装桅杆,用十几台卷扬机,一拉一放,一抬一垫,在清脆的哨子声和卷扬机的轰鸣声中,缓缓地将这个庞然大物一头抬起,现场的安装工人拉着各种缆绳,齐声喊着“哟杀咧,哟杀咧”的劳动号子,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

吊装方案采用滑移法,既快速的搬动一根根道木,垫在已渐渐升高一头的塔体下,让塔体逐渐倾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仅用了三个多小时,巍巍钢铁巨人在众人的努力下耸立起来,然后平行移动,慢慢的一丝不差的落到基座上。

现场顿时沸腾起来了,红旗招展,人们欢呼雀跃,几位旁观的外国专家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连声夸:“中国工人了不起,了不起的中国人。”

这次自力更生土法吊装大型合成塔,创造了奇迹也一鸣惊人,载入了四川乃至国家建筑安装史册,负责吊装的现场总指挥、八级起重工贾广德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劳动模范。

欢送霍列先生留影

难忘的九月九

1976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也是令人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川维二〇二工区安装蒸汽透瓶压缩机,指导安装的是两位专家,一位是德国人霍列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手法国人亨利先生。

霍列先生长得像照片上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身高体壮,长卷发,大胡子蓝眼睛,挺起奶油肚子,手臂上长满黄毛。

下午四时整,工地上的大喇叭忽然传来一阵阵沉重的哀乐声,大家惊呆了,神情庄严肃穆,纷纷放下手里工具,走出喧嚣的工区,聚在厂区主干道上,这样才能清晰听到喇叭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讣告。

此刻,在场的工友们悲痛欲绝,大都低头默默无语,有几个老师傅仿佛天塌下来一样,顿时失声痛哭。

这时又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扭过头看,霍列先生在工区2楼平台上,朝着我们叽里呱啦大喊大叫,边喊边摔手中的扳手,还用脚踢倒凳子,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而旁边的法国人亨利却仰着头,嚼着口香糖,踱着方步,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态。

还是翻译及时赶了过来,给他们解释,我们不是罢工,不是集会,是因为我们的“国父逝世了”。他们的怒火才逐渐平静下来,收拾好图纸工具,低着头,提着包,缓缓地离开了工区。

第二天早上,当霍列亨利照平常一样到工地后,见我们都整齐地坐在工具房,等待他们布置工作,他们很惊讶也十分兴奋,连声感谢我们,并为昨天的行为向我们道歉,还说按他们国家习惯要悼念几天,没想到你们还继续上班。

翻译告诉他们,我们是抱着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早日完成毛主席的遗愿,因为此项目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圈定而引进建设的。

接下来,霍列先生从办公室端出一壶咖啡请我们喝,亨利先生拿出一大盒巧克力要大家品尝。下班前还送我们每人一支当时稀缺,只有国外才有的签字笔。

后来,他们提出想到中国工人家里看看,经外事办同意,两位专家在我们施工队长家里作了客,吃了一顿简单的家常菜,喝了当时特供的8元1瓶的茅台酒。

2025年6月26写于

成都市洞子口老茶铺

来源:行脚成都

作者:杨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