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的蔗船

刘德元

冬天的沱江,在沉静中呈现出一种灰白。它看起来并不流淌,只有起风了,人们才会想到,它原本是一条河流。

很难说清在什么时候,在冷硬的风中,沱江河里再也见不到蔗船,沱江两岸也再见不到摇曳的甘蔗林。

我的父亲那一辈,是兄弟仨,晚辈均喊大爷、二爷、三爷。大爷与父亲(三爷)是厨艺好手。大爷是炒菜师傅,俗称锅儿匠,业内称“红案”;三爷是“白案”,擅长各种面制品(曾在20世纪70年代内江地区财贸系统“大比武”中获奖)。二人都曾在西门桥下的原内江县农业干部训练班(简称“农干班”)干过很长一段时间。因父亲初通文墨,1956年调到原内江县商业局基层指导股工作。

唯独二爷所习手艺不同——撑船。听父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爷还是船老板,有私家船一只,主要用于过河摆渡和载运甘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爷的船被公私合营了,二爷加入了船运社,但干的仍是“浪里白条”式的撑船活,不仅风险高,而且收入微薄。

儿时的记忆里,我经常搭乘二爷的船从内江去史家,或逆水行舟,或顺风顺水。那一刻,我总爱站在船头,迎风而立,衣袂飘飘,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站在船头的少年。但小孩在船头蹦跶是极不安全的,记得第一次坐二爷的船,二爷怕我摔下河去,特意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绳子拴在我的腰上,这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船头船尾来回奔跑。

二爷没有孩子,据说二娘生了5个孩子都被“天花”夺去生命,因此二爷视我如亲生。二爷脾气暴躁,但我这个侄儿在他船上的时候,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二爷在我眼里,比父亲还好。

二爷家住史家街小河街水码头。二娘是农村人,自留地除了甘蔗啥都不种。每年一到冬季甘蔗成熟的时候,我就会去河坝街水码头等二爷的船去史家。一下船,我就必去二娘的甘蔗地,去看看二娘种了一个季节的甘蔗。甘蔗们又长又锐利的叶子起码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割了100道伤疤。

二爷的船是乌篷船。榨季,二爷把篷撤了,运甘蔗。一次次,史家乡碑亭湾码头,装满甘蔗捆的船在河中吃水很深。我坐在甘蔗捆的堆顶,腰上拴着绳子,给撑船的二爷“带路”,二娘在船尾把舵。当二爷把湿漉漉的竹篙往下按,长长的竹篙就被河水一寸一寸地吃了,只剩下甘蔗长的一段了,我知道竹篙已经按到了河底。我看到二爷要用力了。二爷埋下屁股往后蹲,一蹲,然后一抽,船一抖,就缓缓地向前了。船到高岩沱,水深浪急,二爷会喊我抓紧捆扎甘蔗的绳子。这些甘蔗,要运到椑木镇糖厂水码头上岸。有时候,二爷的船还会在河坝街水码头装上一些杂货返回史家,这是逆水行船;货轻,二爷会慢慢地把船划向史家;货重,船上会增加人手,或者雇佣纤夫拉船。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二爷渐渐苍老。

我站在船上,经常看到一只灰色的水鸟在河岸边低低地飞。从邓家坝拐弯过去就是寿溪河汇入沱江口,那一带,夹岸百步,蔗林成风,我已能听见船头在波涛的拍打下发出一阵又一阵有节奏的声音。此刻甘蔗船有点晃了。二爷脱光了上衣,阳光下,他的胸膛有闪光的东西往下流。沱江两岸的甘蔗林就像拉纤的人,都弯着腰,风依然吹,船依然行,可是甘蔗怎么也抬不起头。

后来,黄昏就来了,夕阳已彻底落山了,西天倒映着一脉红霞,我对着落日染红的山梁出神。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晒死鱼虾。二爷说,明天是好天。他把竹篙往河中一点,河中的碎金更碎了,我的眼中全是金子。

再后来,甘蔗船慢慢变成了一团黑,这团黑在有点黑亮的河中缓缓走着,偶尔一点光,倏地就消失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但眼中还有东西在闪烁。我看见了无数只萤火虫提着灯在河面行走,既像是在为我们的船引航开路,又像是在河面寻找什么,还有无数只青蛙呱呱地叫着,有的还不时地往河里跳,咚、咚、咚……像在敲鼓。二爷的竹篙在黑暗中也发出咚咚的声音。我在船上睡着了。

后来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我上学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没吃过船上的一口甘蔗,二爷也没有。我吃甘蔗,只吃二娘自留地里的甘蔗。其他的甘蔗,都被糖厂吃掉了。留下的,只是一些痕迹。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忆曾经远离我们的天空和河流。而今,内江的甘蔗少了,二爷的蔗船没了。没有甘蔗没有船的内江改变了一座旧的城市,打造了一湖碧水。我想,只要有水的存在,或许再过一些年,说不定我们还有可能与甘蔗、与蔗船迎面相遇。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德元(四川内江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评论家协会、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会员。作品散见报纸杂志。1997年出版散文集《心语》,2019年出版随笔集《大匠之门》)

供稿: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