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总督赵尔丰

生命中的最后100天(上)

章夫

晚清重臣名将中,赵尔丰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能吏”,但他给后人深刻的印象,却是一个“屠夫”。

“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

“能吏”与“屠夫”集于一身,这绝对是“中国式帝国时代”,一个让人深思且不断解悟的绝好课题。

“赵氏兄弟”发迹史

东北重镇辽阳,曾为辽东国首府,别名襄平。其悠久历史要上溯至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分为36郡,辽东郡的郡府所在地即在这里。

当历史的指针快速指向17世纪时,一位名叫努尔哈赤的部族领袖横空出世,率领他那支骁勇善战的女真部队,三天三夜便占领了辽阳城。

在辽阳城的东南角,浓荫深处掩映着一处大院,低调而尽显富贵,大院的大门上榜书“赵府”二字,这便是战国时的强宗大族赵胜一脉。

赵胜,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号平原君,乃赵武灵王赵雍之子,赵惠文王赵何之弟。这样的血脉渊源不难看出,此地主人的显赫名声。个人命运与国家与家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祖居山东武城的赵氏家族,不知何时加入了“闯关东”队列,漂至东北辽阳。

不论迁至何处,自古大家士族,都会牢牢坚守一个底线,那就是耕读传家,勤劳为本。

故而赵氏家族到了赵纶这一代,仍是文脉延绵,不仅赵纶在科举中进士及第,其子赵文颖同样考中进士,其三个孙辈效仿先贤,进士榜上俱有其名。“一门五进士,一代两总督”的显赫门庭,将赵氏家族光宗耀祖的业绩推向高潮,被誉为东三省“第一豪门”。五进士乃祖辈赵纶,父辈赵文颖,孙辈赵尔震、赵尔巽、赵尔萃;两总督乃赵尔巽、赵尔丰。

晚清时节,兄弟俩能同时册封为封疆大吏,不仅是家族荣耀,也让同僚钦羡。有着“西天双柱”之称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绝对是四川史上最为传奇式的人物。兄弟俩能相继成为四川总督,这在清朝绝无二例,四川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特别是弟弟赵尔丰,晚年时节命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总督任上仅几个月便身败名裂,枭首示众,更是清代总督序列中绝无仅有的。

赵氏兄弟崛起于大清龙兴之地。历史上,赵家同朝廷关系很深,他们祖居关外铁岭,因先人忠于清,入了旗籍,从龙入关后,其父根据旗人习惯,去掉赵姓,只称“文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中进士,在山东境内担任知府。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北伐到直隶时,文颖拒不投降,死于阳谷县任上。

爱新觉罗家族感动之余,特“优恤、立专祠、袭世职”。这也为赵氏后人进阶仕途,打下了极好的伏笔。

赵尔丰四兄弟,大哥尔震,字铁栅;二哥尔巽,字次栅。尔震、尔巽同是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弟尔萃乃光绪十三年(1887)进士,尔丰行三,字季和。

致力于研究近代史的四川作家田闻一先生,以赵尔丰为对象,写有一本《雪域将军梦》,有些类似于赵尔丰传记,他以这样简洁文字,介绍赵氏家族。

说赵尔丰之前,不妨先简要说说他的哥哥赵尔巽。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原籍辽宁铁岭。汉军正蓝旗。进士出身,历任御史,湖北乡试副考官、新疆布政使、山西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职。辛亥时任东北三省总督,东北党人欲大起,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民国三年(1914)三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清史稿成,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应该说,兄弟俩同攫升为总督要职,忝列清朝的九大“封疆大吏”之列,无疑是赵氏家族的荣光。作为大清的“政治版图”,九大封疆大吏布局自有侧重。潜规则中以东三省总督的地位最高,也就是最初的盛京将军;直隶总督的职责最为重要,一般是皇帝的心腹;还有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以及洋务重地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这九大总督牵动着清朝政治的神经中枢,维系着大清王朝的正常运转,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能将九大总督中的其二“封”给赵氏兄弟,足见赵氏兄弟的地位在朝廷举足轻重。

赵尔巽是一个敢于秉笔直言、惜才爱才之人。东三省总督任上,趁晚清末年形势混乱,一些看不到前程的东北人先下手为强,占山为王做起了土匪,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便是其中有名的一位。土匪已威胁到朝廷的稳定,不能再让其坐大。赵尔巽认为张作霖有胆有识,是个人才,决定先招安实力雄厚的张作霖。

在赵尔巽的安排之下,张作霖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掌握着东三省大部分军权。自此,张作霖华丽转身,由朝廷清剿的对象,成为大清一名举足轻重的官员。

为报答再造之恩,一身江湖气的张作霖竟拜赵尔巽为义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回忆:“父亲除了赵尔巽,没有怕的人。”

从人生的命运和结局来看,赵尔巽的三弟赵尔丰就没哥哥那么老道和幸运了。

一个东北人,能天遥地远来到四川,赵尔丰的发迹与一个人的赏识有关,这个人就是锡良。锡良,晚清名臣,蒙古镶蓝旗人,历经同治、光绪、宣统,标准的三朝元老。

殊为不易的是,锡良为官37年,在浑浊不堪的晚清,尚能留下正直清廉、勤政务实的清名,应是难能可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随即告病休养。卧床6年,始终拒绝医治和服药,死时年仅66岁。

作为晚清一代名臣,锡良应该是看穿世事之人,也是少有头脑清醒之人。

锡良早期在山西任职20年,官至山西巡抚。赵氏四兄弟中,其余三人都中了进士,独屡试不第的赵尔丰,以纳捐进入仕途。科场不第的赵尔丰官场却幸运,初出道时就到锡良治下的山西当差,任山西静乐、永济两县知县时,已经赢得锡良赏识。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锡良眼里,赵氏兄弟中,“尔丰为最”。因而多次向朝廷密保,认为赵尔丰“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而忘私,血诚任事”。故而,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良升任四川总督后,赵尔丰顺理成章跟随入川,先授“永宁道台”(永宁,四川省泸州市下辖叙永县的古称,因永宁河发源于叙永,流经叙永、纳溪汇入长江而得名)。未几,遂辗转任“建昌道台”。需说明的是,道台系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一律定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主要领导。

这里有一个背景亦须交代,赵尔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任山西布政使,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升任山西巡抚。也就是说,赵尔巽接替锡良的巡抚职位之前,彼此在山西共事过一年(是时,巡抚锡良是布政使赵尔巽的上司)。古代的官场错综复杂,赵尔丰在其间肯定是受益者。

古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锡良眼里的赵尔丰,虽然“以纳捐走上仕途”,但确实是可以做事的能吏。能入锡良眼者,德行品性上也应该不算太差。

建昌道自古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差不多就是后来的西康省,治所在当时的雅安县(今四川省雅安市)。这里是进出西藏的门户,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清朝中叶,曾多次叛乱。清末庚子以后,在外部势力干预下,一些土司和喇嘛也相互勾结,蠢蠢欲动。赵尔丰能主政复杂难治的建昌道,就是专事复杂且难啃的“康藏事务”。

“赵屠夫”不是一天练成的

西藏,疆域辽阔。境内雪山巍峨纵横,草地连绵无垠,海拔很高,号称世界屋脊。清初,清廷设驻藏大臣,实掌西藏大权。随着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军直达喜马拉雅山麓,时常入藏挑衅。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洞悉英国人阴谋,找清驻藏大臣会商,希图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给予侵藏英军以迎头痛击。而驻藏大臣老朽昏庸,慈禧不仅不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反而严饬达赖“不可轻启事端”。

英人看穿端倪,愈发咄咄逼人。

十三世达赖走投无路,只好联俄抗英。而俄国也欲得西藏,派兵逾葱岭,夺新疆,席卷蒙朔。就在俄表示支持十三世达赖抗英之际,英方先发制人——驻印统帅荣赫鹏率精兵数千,逾雪岭大兴入侵西藏。

19世纪的东亚大部分地区,就是西方列强待宰的羔羊。英国将印度作为殖民地后,为防西藏落入俄国人之手,从而对英属印度构成威胁,欲先下手为强,对西藏展开了两次大规模入侵。

清光绪十四年(1888),英属印度军首次入侵西藏,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加之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过大,被迫与英印当局签订《藏印条约》。这次入侵,英国最大的收获,便是将大清锡金的版图吞为己有,从而打开了亚东的大门,成为商埠。

从英军统帅荣赫鹏留下的日记中,不难看出两军的实力:“……发现藏军在垣后挤作一团,有似羊群。我印兵已逼近垣下,其枪直指藏军,相距仅数尺……此一瞬间几将我单薄防线冲破,数秒钟后,我之来复枪与大炮将彼之乌合之众扫射无余。拉萨将军本人开始即经杀死,数分钟后全部战事告竣,平原遍处皆藏人尸体……”

6年后,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依靠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清廷不得已又签下《拉萨条约》,后又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要英国明确承诺不谋求吞并西藏。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也意识到,西藏问题要彻底解决,须赶紧改革西藏的管理体制,增加西藏的防卫力量,用实力保障西藏的安全。正好赶上晚清政府全面推行“新政”,原来由驻防将军或蒙古王公管辖的边疆地区,将其改为行省,由中央直接管辖。

“新政”的施行,打破了原有的西藏政治格局。让中央任命的巡抚来治理西藏,无疑严重侵犯了某些阶层的切身利益,达赖不仅变仇英为亲英,还企图在英国帮助下,谋求西藏独立。

凤全就是在此背景下,仓促赴任驻藏大臣的,没想到在进藏途中路过巴塘时,连同他随队的200余名官兵,一起被当地土司偷袭诛杀。

这一“下马威”令大清朝廷十分震惊,继而十分震怒。这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意在直接向大清叫板。紫禁城的正大光明匾额之下,朝堂之上的大臣们为“这一恶之先例”群情激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清剿”。

锡良没有看错人,赵尔丰表现的机会来了。

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事件,就是最好的清剿理由。虽然锡良已让四川提督马维骐紧急率兵赴巴塘平乱,且大获全胜。锡良知道这只是“治标”,要以绝后患,达到彻底“治本”的效果,必须得倚重赵尔丰。锡良眼里,马维骐在治理乱世的能力方面,尚无决胜把握。

赵尔丰能神速换房建昌道,就是为了“康藏事务”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极其正确且极具战略眼光的。

一朝重臣能吏,可能在一般事情处理上,还不足以体现出其过人之处,但在关键时刻涉及大局成败之际,就能显示无与伦比的正确决断。无疑,在锡良眼里,赵尔丰就是这样的人。

此时,赵尔丰的心里已有“平康三策”,其一是将所居大小凉山之倮夷收入汉区版图,设官治理;其二是改康地为行省,进而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朝廷特派地方官员管理;其三是仿当时的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如此,方可杜绝“英国觊觎西藏之心,兼制达赖之外附”。

赵尔丰计划中的“改土归流”,就是要将康巴地区世袭相传几千年的“土司分封制”,改为中央集权下的“流官任命制”。

阻力之大,难以想象。一旦事成,一劳永逸。

赵尔丰率三千精兵进藏的首要目标,便是凤全及属下200多人被杀的黑窝子——丁宁寺,还有丁宁寺喇嘛的家乡——七沟村。

赵尔丰兵分两路,先荡平丁宁寺,再进军七沟村。

首次亮剑,赵尔丰这个名字便震惊了整个西藏。这样的血腥屠杀,也让藏军丢掉了任何幻想。所以,后来再攻打桑披寺这个“堡垒”时,赵尔丰打得异常艰苦。寺内五六百僧侣拼死抵抗一月有余,方艰难拿下,同样是“一个不留”。

自此,赵尔丰有了一个流传后世、让当地土司闻风丧胆的恶名——“赵屠夫”。

有谁还记得那次“史诗般远征”

赵尔丰心里,大清帝国至高无上,他平生志在誓死效忠朝廷不移。赵尔丰很清楚,赵氏家族世代所食俸禄,都是朝廷给的,所以一旦西藏局势失控,他定将挥师进藏平叛。他之所以驻扎在与西藏近在咫尺的理塘,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赵尔丰的潜意识中,“治康藏,无出我赵尔丰之右者”。曾统治康巴地区的明正、德格、巴塘、理塘四大土司和昌都、察雅两地的活佛,全部被赵尔丰以武力废除,清廷建立西康省的计划逐渐接近现实。

光绪三十三年(1907),赵尔丰向朝廷进呈著名的《川滇边务奏折》,这个奏折所折射出的,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大清封疆大吏。也正是这个奏折,将赵尔丰定格在了他人生的顶峰。之所以后人高度评价这个奏折,是因为它提出了在川滇藏边区组建西康省的完整方案,而西康省的战略构想,正是解决西藏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良方。

此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将这个构想接力变为现实。

“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西康省。”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西康建省记》一书中如是解释。我们来看看百年前傅华封的《西康建省记》是如何记载西康省的战略位置的——

东自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止,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两厅接壤,北逾俄洛、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亦四千余里。其辖区面积倍于川,等于藏。

边地(西康)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卫,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车相依而已。

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

这一如此战备重要之地,在赵尔丰未达之前,历来为中央王朝政令不达的羁縻之地。西康省自1939年建省至1955年撤省,存续了16年之久。抗战期间,西康省(四川军阀刘文辉为省主席)作为大后方,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难怪逃亡台湾之前的蒋介石,在最后不得已撤离大陆的那一刻,还念念不忘试图以西康省为基地,谋求东山再起,只可惜那些长期盘桓四川的军阀们,提前起义了,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这是后话。

据此就不难看出西康省的战略地位。换句话说,是赵尔丰独具慧眼,最先发现了这个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价值。

可以说,赵尔丰就是西康省的缔造者。

四川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记载了有清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这些档案有千余卷,包括川滇边务大臣上报清廷的奏折、片稿,与四川总督、驻藏大臣、中央各部商讨设治改流及筹划藏事的往来咨文函电,有关于改土归流、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建设的札、批、谕、示及呈、禀、详、申等,十分全面地保存了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改土归流的历史轨迹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概貌。不仅如此,西康省解放后,原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康定清理了一批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所遗留的档案资料,这批档案万余件,十分丰富和详尽。

如此大批量的文献,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战略价值,都十分珍贵。这些历史的故纸堆里,可以溯览一个较为真实和完整的赵尔丰。

宣统元年(1909),赵尔丰率川军击败西藏叛军,进入西藏,将达赖喇嘛赶到英属印度。此役,赵尔丰战果辉煌,“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

有专家将赵尔丰的“孤胆赴藏”,称为大清灭亡前最后的“史诗般远征”。

却说此时的里塘并非四川所辖,一直为拉萨所统摄。而里塘之外的巴塘,已是四川的边隘。因为里塘距打箭炉(今康定)近邻,巴塘紧接里塘,直通叉木多地,是一条兵家必争的军事通道。

于四川和大清而言,打箭炉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一旦这里失守,四川腹地将呈一马平川之势。所以,自康熙中期以来,清政府就陆续加强了对打箭炉及其以西地区的军事控制和治安稽察。为巩固边防,雍正七年(1729),又特地设了“打箭炉厅”,将巴塘、里塘等土司划属四川管辖。到雍正八年(1730),移驻打箭炉的清军,噶达、三渡、吹音堡各处均设营伍,安塘置铺,修建塘房、烟墩、哨楼,确保这里安全有序,商贸繁荣。

渐渐地,打箭炉由一个人烟稀少的驿站,变成了茶马古道上一处繁华的边城。

《高宗纯皇帝实录》载,至清乾隆二年(1737)“建四川新设打箭炉厅”,清政府将打箭炉以西先后收降的50多个部落,四川以西的省界一直扩展到朵甘都司之宁静山以东一线,大大拓展了四川在康区的地盘,形成了规模不小的“西炉地区”。

志在必得的赵尔丰欲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他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西藏推行革教易俗政策。

遗憾的是,是时,已千疮百孔的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堂之上,已没有人有心思来思考这个战略问题。赵尔丰的奏折,自然无人理会。

身怀利刃,杀心自起。之后,赵尔丰与爱新觉罗·钟颖的新军又会师于查木多(今西藏昌都市,四川、云南、青海入藏重要通道),两军进入波密地区,收复了三崖(今贡觉、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方觉过瘾。

这个钟颖,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是个不一般的人物。其父晋昌满洲正黄旗,乃咸丰帝之妹夫,钟颖跟同治皇帝系表兄弟,年少时就官至盛京副都统。只因义和团捅了大娄子,慈禧为向洋人交代,晋昌获罪,谪守西藏军台。行至成都时,晋昌托病逗留,四川总督锡良当然懂事,向当朝奏留在成都养病,正合慈禧心意,慨然恩准。

很是受慈禧宠爱的钟颖跟随父亲赴川,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成天无所事事也难受,慈禧密诏钟颖假川军协统衔,于成都凤凰山编练新军,钟颖时年仅18岁。两年后,钟颖就出任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一职,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

钟颖注定与西藏有缘,多年的历练,中华民国成立后他竟升为首任驻藏办事长官,后来袁世凯设计要了他的性命,也是因为进藏川军的恩怨,钟颖不幸成为民国首位被明正典刑的清朝宗室成员。此乃后话。

在川6年,奉命进剿,赵尔丰几乎是在不停地打仗中度过的。大清帝国危在旦夕,而小环境的赵尔丰却顺风顺水(盖因他的军饷不是朝廷供给,而是四川),他被骤然蹿升为川滇边大臣,成为封疆大吏后,又在打箭炉驻兵,朝廷遂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随即遂设登科等府,进一步巩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

早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的陈渠珍,就是那时跟随川军入藏的,他曾徒步穿越青藏高原,后来又盘踞湘西,成为湘西王,与民国总理熊希龄、著名文人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他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艽野尘梦》一书,其中一段文字详细记载了赵尔丰的清军入藏过程——

1908年四月,西藏方面开始以剿灭叛匪的名义调集藏军前往昌都,企图拒赵尔丰入藏。另一方面,他们又上书北京,说赵尔丰“仇视黄教,拟请另行简放”。以武力抗拒中央任命的官员入境,这已经是等同叛乱了,更过分的是,西藏地方政权给北京的上书中居然还提出“按照唐朝界址,统归于藏”。

1910年初,清军进入拉萨,平藏之战取得胜利。清廷随即宣布,土登嘉措叛国投敌,废除其达赖名号。同时,赵尔丰也开始主持对西藏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和各项改革。将原来各地贵族、土司统治的地区纷纷改为县,废除贵族和土司的封建特权,开设新式学堂,鼓励西藏年轻人学习汉语汉文。为了改善西藏的交通通信条件,又组织平整四川入藏的道路,架设电报线,铺设桥梁,并着手创办警察队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终于迎来了近代化的一缕曙光。

赵尔丰在主持各项改革的同时,还组织了对当时的西藏最大的割据势力——波密的白马青翁政权的进剿。波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连工布,东界康藏,南接藏南,不把波密割据势力消灭,不但不能保证康藏的安全,也无法进军藏南。于是他派出一部军队,对波密展开了攻击。

波密之战是清军入藏以来最艰苦的一战,一路上“绝壁千切,山岭皆万年积雪,亘古不化”,“高山逼狭,时行山腹,时行河岸,军行甚苦”。几个月的苦战,终于打通了通向藏南的通道。

1911年春,清军越过雅鲁藏布江,进军藏南,一直前进到察隅地区,并在当地设立了察隅县。此时,英印当局已经开始向藏南地区进行扩张,并且开始勾结波密割据势力。假如清军不果断消灭波密割据势力,进军藏南,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英国势力侵吞整个藏南地区,并趁势扩张到波密,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将被断绝,后果不堪设想。

从这一点看,清军的这次远征,可谓意义极其重大。

就在清军进军藏南、设立察隅县后几个月,辛亥革命爆发。随着赵尔丰被处决,驻西藏的清军也发生兵变,官兵纷纷跑回四川。

清政府对西藏进行的改土归流和各项改革事业也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西藏又回到了之前那种封闭落后的状态中。

而下一次改革,就要等到1959年了。

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尔丰的风生水起,均得力于锡良“放手支持”的结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锡良奉旨调离四川任云贵总督,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举全川人力、财力、物力,为赵尔丰在藏地放手大干提供了各种保障。

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叛乱,厉行改土归流,督办新式教育,发展新式产业,成绩斐然。这无疑是赵尔丰最为美好的人生时刻。不仅如此,赵尔巽还将川省训练成熟的一协新军交由赵尔丰统率。

平心而论,赵氏兄弟治下的四川,算得上晚清最为清明也卓有成效的黄金时期。短短四年间,赵尔巽可谓政绩不凡,他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四川财政大大好转;四川是多民族地区,他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感情,成效显著;他对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为继任者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在成都开展大规模禁烟运动,全民叫好,赢得阵阵喝彩……不仅如此,赵尔巽还设立矿务总公司、成立成都商务总会……四川近代经济十分活跃,稳步前行。

只可惜,美好的时刻总是短暂的。看似平静的人生大堤上,却是有看不见的激流和随时可能出现的管涌。

蒲殿俊是赵尔丰手中的“提线木偶”?

宣统三年(1911)四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将四川总督的接力棒交到了三弟赵尔丰手中。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提拔,表面上看,足以证明清廷对赵尔丰能力的认可。其实,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锡良离任时,赵尔丰就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本以为锡良走后,赵尔丰便顺理成章……可让人有些迷糊的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朝廷却任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仅次于总督)。

这样的人事安排有些微妙,让当局者和局外人咀嚼出许多不一样的味道来。

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日,赵尔丰到任川督。此时,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后,已在全国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四川尤甚。全省上下保路运动轰轰烈烈,早在六月份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之后运动遍及全省。也就是说,赵尔丰在到任总督两个月前,四川的保路运动就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只不过处境不同、角度不同、信息不对称,即使身处四川,赵尔丰也没能看到其中的“火势”。

按说,官场上数十年摸爬滚打的精明和四川近水楼台的隔岸观火,已65岁的赵尔丰不可能不知道其间的暗流涌动。他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最大缘由可能是,“赵屠夫”这一名声在外的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太看重朝廷的器重了。真所谓当局者迷,这种自信已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就会严重影响对局势的判断。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赵尔丰从心底里以为,那些热热闹闹的叫喊声,就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利益之争,他太轻视保路运动的复杂性和所蕴含的政治背景。

那是一条荆棘且充满血腥的路,赵尔丰没有看到那条“看不见的路”上,各路人等都想涉足其间,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欲将残存着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应该说他的哥哥赵尔巽多少看到了,可还没有给三弟点得太透就匆匆去到了“另一个火药桶”,以至于兄弟俩仕途双升的重要时刻,连面都没有见上就擦肩而过,更谈不上有什么体面的交接仪式。

这样的情形,清朝200多年历史上,也很少见。

兄弟俩就此永别,或许成为还活着的赵尔巽余生最大的痛。集数十年政坛荣辱得失,有着特殊政治嗅觉的赵尔巽,在帝国的特殊时期,应该嗅到了某种不一般的气息。其重要标志就是,赵尔巽离开成都前,特地给赵尔丰留下一封信,信中谈了蜀中危机四伏的局势,指出眼下的关键,是要妥善解决好川人的保路运动问题。

这既是新旧川督的交接,也算哥哥给弟弟隐隐忠告。至于如何解决,信中没有提出明确对策,只是巧妙地引用了前人箴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饱读诗书且从政经验丰富的赵尔巽,无疑在提醒他的同胞弟弟,主政四川,切切要审时度势,万不可操之过急。

事实上,时值帝国大转型的非常时期,朝廷能让赵尔丰就任四川末代总督一职,就是看重他在西藏事务中“赵屠夫”的这一“狠角色”。“当今”的思维不外乎是,关键时期有个性的封疆大吏最能“镇得住局面”。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人事安排正是载沣和盛宣怀密谋的结果,他们把“宝”押在赵尔丰身上,认为只要有了一个赵尔丰,四川方面的事就都好办了。他们是在掂量其中的运道,可根本不谙“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的这一帮政客,恰恰在帝国存亡之秋错用了一个最不该用的人,不但让清廷覆水难收,也让赵尔丰身败名裂。

这样的昏招,最为开心的,当然是朝廷眼中那一批想“乱”的“乱党”了。

严格说来,四川铁路的事,赵尔丰是清楚情况的。因为川汉铁路公司第一位专任督办,就是赵尔丰。原来,新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就是一个官办的政府机构,只不过在“新政”之际,这样的“新生事物”以公司的面目出现而已,公司督办就是法人代表,相当于总经理。川汉铁路公司刚成立时,锡良任命四川布政使冯煦为公司督办,冯煦很快离任后又任命新的布政使许涵度为督办。

清代的四川不设巡抚,布政使又称藩司,是全省行政官员系列中仅次于总督的地方行政官员,主管全省的行政与财政。锡良感觉到主持一省事务的行政长官,兼任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不太合适,所以改派一位道员专任,因为特殊的关系,此时任建昌道员的赵尔丰自然成为这事实上的第一位专任督办。

此刻,赵尔丰也能掂量出形势的严峻程度——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却是他和他的朝廷面临的最大的“坎”。因而,八月二日上午刚到成都上任的赵尔丰,下午就小心翼翼去了成都岳府街保路同志会总部,他既是为了给蜀中士绅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印象,此外还想探听一些最新动向,以便决策。

新晋总督这一重要的“时间安排”,令一些保路人士意外且兴奋。

“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盛宣怀、端方收买,擅将川路股款七百余万两白银交付盛、端二人。”

“坚决请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

“请总督大人代奏,撤查李稷勋,参劾盛宣怀夺路劫款。”

……

刚到任所办的第一件公务,就是刺耳和棘手的事,早已听惯了顺耳之词的赵尔丰,虽心里有些不悦,但还是一直耐着性子,闻听各路信息和意见。他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当着众人的面,他做足了姿态,明确表示“用急电直达内阁”,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张澜等四川名流也对赵尔丰此举表达了敬意。

奏折倒是火速进京了,朝廷的态度却让赵尔丰甚感意外。李稷勋不仅没有被免职、追责,反而由盛宣怀奏请,内阁钦派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

这样的人事安排,不难看出朝廷的“意气用事”,似乎有意与四川作对,有一种火上浇油的意味。更让赵尔丰有些难堪的是,朝廷还同时下达上谕,云:“四川集会争路,为少年喜事,别有阴谋,饬赵尔丰严行弹压。”

七月一日,保路会、股东会召开万人大会,与会者群情激昂,同时宣布罢市、罢课,四川省数十州县响应。与赵尔丰一样,一直身居满城将军衙门、隔岸观火的成都将军玉昆再也坐不住了。

七月五日,他联衔奏请朝廷,力陈利弊得失,再次恳请朝廷三思。让两位四川封疆大吏没想到的是,固执的朝廷在电文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后,重点再次突出两个字“不准”。

此时的盛宣怀和端方为着几百万两银子,已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势不能自拔。之后的那些日子,赵尔丰无疑像坐上了火山口,本来就缺少定力的他,思绪大乱。

七月二十六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罢市罢课就是乱党,只要在布告里宣称“格杀勿论”就能相安无事,抓几个带头的就能息事宁人。

七月二十八日,赵尔丰致电内阁,要求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决议,以缓解矛盾,否则“大乱将作”。

八月二十九日,端方参劾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请求朝廷派重臣将赵撤职查办。

八月三十日,内阁两电赵尔丰,坚持铁路国有。

九月一日,赵尔丰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弹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办盛宣怀。

短短数天内的交锋可以看出,赵尔丰的表现已令朝廷失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逐渐将赵尔丰逼近“矛盾的焦点”。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朝廷重臣们却视若无睹,忙于内斗。此时,连英国驻成都领事都看不下去了,表示愿请示公使作出让步,将股款还给川汉铁路公司,川汉铁路仍为商办。赵尔丰似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丝曙光,他急电内阁,告以此事。

那个信息相对滞后的年代,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决策者们,当然没有感受到成都的“火药味”,他们按以往的条陈惯例,还以为是赵尔丰这位履新总督“夸大其词”,“软弱所至”。朝廷的态度不但没有缓和迹象,还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严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弹压非法组织”,否则将“被撤职,押解进京审判”。

此时,朝廷想要的,还是那个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屠夫赵尔丰”。

这样的语境之下,朝廷还在不断施压。九月二日、四日,上谕两次严厉申斥赵尔丰,强令赵尔丰平息保路风潮,否则治罪。同时,命令端方带兵两千,由荆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事情至此,已经没有任何转圜余地。

步步催逼步步惊心。赵尔丰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是站在朝廷一边,还是站在保路一边?这次他必须作出抉择,他清醒地知道,如果按照朝廷的意思再当一次“屠夫”,可成都的事实告诉他,他无论如何“下不了手”。而如果站在成都保路一边,他也无论如何难以做到,弃刚刚到手的总督于不顾。

与朝廷作对?下场一定很惨;与同志会作对?更会身败名裂。

已65岁的赵尔丰,刚刚履新就站上了人生最为艰难的十字路口。辗转反侧之后,几十年的宦海生涯让他坚信,朝廷是他的最大靠山,此刻只能与朝廷同呼吸共进退,与紫禁城保持同一个声音。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1期)

作者:章 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商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