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之路

杨青林

农村小学校办“戴帽”初中

我和广大农村同龄人一样，童年是在农田里度过的，幼儿园于我曾是陌生的词汇。小学毕业，正赶上相邻两个大队（现在的村）移址合建的小学校——崇庆县廖家公社（今崇州市廖家乡）晏家小学（也是原小学校名）投入使用，并招收“戴帽”初中，我们便成为该校首届初中生。

已经废弃了10多年的崇州市晏家小学校（杨青林 摄）

晏家小学，老师主要是民办教师和下乡知青。初中两年，除学一些简单知识外，基本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等运动中度过的，以至毕业时，我连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但其间，有一件事格外难忘：3位20出头的老师带着我们40多个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拉练”。各自背着铺盖卷从廖家公社出发，一路步行当天抵达35公里外的成都市区，寄宿西北中学教室。逗留几天后，再坐闷罐车前往灌县（今都江堰市），最终步行返程回家。一路参观游览了雷锋事迹展览馆（今四川科技馆）、人民公园、成都动物园、都江堰、青城山等。这段经历，对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我们而言，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

初中毕业时，国家还未正式恢复高考及中学升学制度，经学校和大队党支部推荐，我们40%的毕业生进入廖家中学校上高中。

作者初中毕业证 （杨青林 摄）

老师精心教学 同学你追我赶

廖家中学，崇庆县的几所完中之一，高79级5个班（按规范应该叫“届”，但当年没严格区分，一直沿用“级”至今），来自晏家小学的同学都分在五班，班主任是建国前后两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徐汝舟老师。

40年后再次相聚的五班同学（杨青林 供图）

由于初中落下太多，入校后简单的摸底考试，镇上同学各科平均分都在80以上，最高的95分；而我却只有70多分。入学后不久，国家宣布恢复高考，这无疑让我看到了希望。学习动力倍增的同时，也深感差距带来的压力。唯有刻苦学习、不懂就问，才能迎头赶上。对知识的渴望，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天放学步行回家时（单边路程近4公里），同学之间经常边走边讨论，有时还停下来把泥路当本子、树枝当笔做起计算题。通过老师的精心教学，尤其是数学老师刘兴芳，不厌其烦、耐心辅导，我很快把初中的“欠账”补上；经不懈努力，第一学期结束，平均成绩冲到班里中上水平。第二学期结束，学校将全年级5个班成绩好的同学，筛选出来组成“快班”，年轻的英语老师谭正渊担任班主任；之后不久，又分成理科班和文科班，我因喜爱数学而留在理科班。随着全校学习氛围的日益浓厚，学生争分夺秒、你追我赶；老师犹如战场上的指挥员，争先恐后、抢占阵地组织训练；班主任、英语老师谭正渊不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见缝插针抓紧补习英语。

40年后风采依旧的谭正渊老师（杨青林 摄）

1979年5月授课结束，考生要在大学和中专之间作出选择，进行报考（同样的高考试题，报考中专的，分数再高也不会被大学录取；报考大学的，若达不到大学分数线，即使超过中专分数线，也不能被中专录取，而只能落选）。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的重大选择。由于学校组织相关教师对“快班”同学进行了分数预测（40年后从班主任谭老师处见到预测表才得知此事），所以在选择报考大学还是中专时，老师都给出参考意见。

谭正渊老师保存了40年的1979年高考成绩预测表（杨青林 摄）

当年，作为农村的孩子，“逃离农村”是硬道理，所以多数同学不敢冒险，为保险起见只好报考中专。我本来也是如此打算，但班主任谭老师再三动员，希望我们几个成绩前茅的同学能“冲一下大学”，即使落选，也可回学校复读。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选择报考大学。

崇庆县廖家中学高79级3班毕业合影（杨青林 翻拍）

首战失利 重整旗鼓

当年高考满分510分，其中语、数、政、理、化（文科史、地）各100分，英语按10%计分，即10分（一般专业只作参考）。全国468.5万人参加高考，高校共录取28.4万人。廖家中学79级应届毕业生中，文科、理科均只有一名同学考上大学；而报考中专的同学，考上中师的较多。应届文科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刘光乾（和我从小学就是同学）陪同陈应春老师到我家通知高考成绩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当得知只考了255分，差10多分上线时，心情还是很失落；然而，让我深感温暖和备受鼓舞的是，陈老师告诉我，学校决定让我回去免费随80级“快班”学习。

我很快又投入到80级“高二”的紧张学习中。吸取之前偏科的教训，在自己弱项化学、物理上多花时间，尽量让各科缩小差距。30年后才从白秀良老师那里得知，当年学校领导和老师为我们的学习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学校领导要求老师各自想办法把学生的“短板”补上，而给他们的奖赏却只是——上课（补课）晚了有加班饭吃（通常是馒头、稀饭、花生米，有时可以喝点小酒），或一个月多发几斤粮票。

80级“快班”里，成绩名列前列的，多数是79级考大学落选的同学（包括从其他学校转到廖家中学复读的）。各科老师除正常上课外，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给我们义务补课。政治老师游玉良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把我们召集到他家，他边用花生米下酒，边给我们分析讲解政治题；语文老师沈志远、数学老师杜云福、化学老师白秀良、物理老师周玉清等，纷纷因材施教、各显神通。

40年后仍精神矍铄的沈志远老师（前排右）、周玉清老师（前排左）（杨青林 摄）

1980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4年，由于考生多，为了减轻高考压力，开始实施“预选”制度，即先进行预考，成绩进入前30%左右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高考（40年后同学聚会，有的还在为没有参加过高考而感到遗憾）；参加高考的大概有30%能考上。当年全国有333万人参加预考，高校共录取28万人。

高考前几天，从来不知牛奶味道的我，为了增加营养，买了一包奶粉早晚饮用。考点在离家14公里的县城，我们头天便进城统一入住定点招待所，7月7、8、9日如期参加高考。考完后，忐忑不安、不太有底。与上年不同，1980年本科、大专、中专一并划线录取。当时父母担心我如果只上中专线可能不愿去读，于是让大姐出面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即使是中专也不要放弃机会，因为中专毕业有正式工作，收入也比乡下务农好得多。7月下旬成绩公布，我考了383分（满分530分，除英语满分按30分计，其余5科满分均为100分），其中政治81分、语文80分、数学79分、化学72分、物理62分、英语9分。到学校拿到成绩当天就得填报志愿，对乡下孩子而言，首要目标就是离开农村，去吃“商品粮”；至于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心里基本没数，也没事先征求父母的建议，主要还是听从老师的意见。我本打算填报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但考虑到化学成绩不理想也就放弃了，最后采纳了杜云福老师的意见，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和兰州大学之间做了选择。

8月25日，邻居告诉我，镇上邮电所的告示牌上有我的名字，猜想应该是录取通知书，我便立刻骑车飞奔前往。果然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机电系工业电气自动化，和填报志愿完全一致。

重庆建筑共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信封（杨青林 摄）

成都至重庆 漫长上学路

由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发出较晚，所以报到时间为9月7、8、9日。同学王莉考取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报到时间一致，相约一同前往。6号，我由二姐夫陪同到成都，住陕西街他一远房亲戚家（这亲戚家的萝卜连锅，我至今难以忘怀），当天就赶到东御街售票窗口排长队购票，但只购得第二天的普通列车硬座票（票价6元）。

7日22：35，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出成都火车站，向重庆进发，从平原驶入丘陵，沿途遇车便让，快快慢慢，走走停停，直到8日15:00左右，经过近17个小时行驶500公里的列车，才终于到达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而今，成都至重庆高铁只需1.5个小时，这相差10倍的时间，足以反映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出站不远，便看见举着牌子接站的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和王莉各自登上自己学校的新生接站车，驶向心中的梦想之地。

车辆行驶在稍显狭窄、曲折起伏的道路上，穿梭于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建筑间，繁华的山城令我眼花缭乱，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满怀喜悦，憧憬未来。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门（杨青林 翻拍）

高考虽已过去40年，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昔日为助我们圆梦而甘为人梯、辛勤付出的老师，为我们操劳的一件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老师！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杨青林（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