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志编修不仅是为未来存史，更重要在于它是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广大乡村的传承创新。”3月2日，首届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论坛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带来一场题为《村镇志书写与乡村振兴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演讲。从村镇志书写、乡村振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三方面出发，他深入浅出地将自己的思考娓娓道来。

▲赵世瑜。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村镇志编修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开宗明义，赵世瑜首先指出，地方志作为与国史和家乘相提并论的传世文献，其编修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中央要求，“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乡镇志、村志的编修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方式和明显表征，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就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有乡级政区3.8万个，村委会49万个，村民小组395万个，与民政部2011年的数据相比，全国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数量分别减少了10%或接近10%。“这说明伴随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乡村在迅速消失。问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乡村，而非植根于城市。如果根脉断了，城市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村镇志的编修需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村镇志书写与乡村振兴联系密切

赵世瑜介绍，历史上多数方志是官修的，乡镇志和村志则是私修，即民间编写。现存最早的乡镇志是南宋的，最早的村志是清康熙年间的，“但多数村镇志出现得较晚，一般在清代中叶以后，往往出现在经济比较富裕、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既体现了中国的乡镇、乡村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也说明该乡镇该村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所以说，村镇志的书写与乡村振兴有着密切的联系。”

现阶段村镇志编修多由政府组织编修，不过赵世瑜建议，村志依然可以采取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编修的方式，“在体裁体例甚至内容上可以有一些自由度，不必要求统一的文字风格，不要千人一面。”

他还注意到，与传统村镇志相比较，新编村镇志有不少新情况，“过去很多士大夫都来自乡村，致仕后也往往会回村。但从晚明开始，特别是民国后，许多文人走出去便定居城市。所以现在村里立碑很少见了，即使有，碑文也无文采。一些村志的编修者多是乡土情深的老人，但文化不够，也导致乡镇、村里有很多好东西写不出来。我们应该从过去的乡镇志编写去反思，今天的村镇志编修到底应该写什么。”

“开门修志”有助于文化更好传承

在分析了村镇志编修遇到的部分问题后，赵世瑜再次强调，村镇志的编修切实关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很好地传承、乡村振兴的目标能否很好实现等。“关于村镇志编修的原则、体例、内容、方法等等，已经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和实操的范例，现在的问题或许在于编修人整体的文化素质偏低，限制了编修的水平和视野。我想我们可尝试‘开门修志’，特别是村镇志。”

他建议，村镇志编修不妨争取多方面合作参与。“比如，在修志中志料的搜集和辨析既重要也艰难。目前，方志系统没有支持志料搜集的项目，但文物系统隔几年就要搞全国文物普查，包括文旅部非遗司也会启动新一轮全国非遗普查，以及民政部、国土局、住建部等等，都会做数据搜集和更新，很多信息来自乡村，这些都是我们的志料。基层的编修人员可以积极参与其中，既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服务。”

“再比如，近年来，在各地高校的协助下，整理出版了大量地方民间文献。没有整理出来出版的，留存在县市级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的材料更多，目前我们的基层方志编修工作中利用得很少，这个也需要我们去协同。另外，各高校相关学科每年有大量研究生做乡村调查，这些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成为乡镇志和村志的基础，他们搜集的材料，特别是他们的观察角度，都可以为村镇志编修的参考。这些年轻的高水平研究者也可以成为村镇志编修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