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地方志工作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石。近年来，我们在地方志等重庆文献的基础上，建构起‘2+4重庆历史文化体系’，最终转化为一套《重庆人文丛书》，这是运用地方志承载重庆历史文化的最新成果。”3月2日开幕的首届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上，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带来一场题为《地方志与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主题演讲，他对地方志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周勇。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演讲开场，周勇首先回顾了40年来重庆地方志工作的历史。重庆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1977年，成立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展重庆地方历史的基础性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1980年，由该研究委员会牵头，成立重庆地方史资料组，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署办公，既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地方史资料，又筹备地方志工作；在此基础上，1983年成立了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成立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这些努力，为重庆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2021年，由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辑录的《重庆历代方志集成》100册公开出版，收录了重庆地区从明代成化年间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共128种。“这是重庆地方志工作者经40年的努力，整理出版的历代方志中迄今最完整的一部丛书，是抢救和保护重庆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程，是重庆历史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更是建设新重庆的文化标识。体现了重庆方志人、文化人的担当。”周勇说。

以自身经历为例，周勇坦言，他正是在重庆地方史研究、地方志编纂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学术之路。从1979年上大学起，他注重运用地方志研究历史，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史。他先后编撰出版了《重庆开埠史》《重庆通史》《重庆辛亥革命史》《重庆读本》《记忆重庆》《君从何处来》等重庆史著作，成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也将重庆历史文化增添到国史、党史、民族史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周勇从事重庆历史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携手多位学者，构建起“2+4重庆历史文化体系”，其中，2代表重庆文化的基础——巴渝文化、革命文化，4则代表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这是重庆文化的四种阶段性特色。该体系已被市委采纳，用以指导重庆文化建设，进而编撰成《重庆人文丛书》，已于2022年正式出版。

周勇介绍，《重庆人文丛书》共12卷、400多万字、1500多幅照片，丛书纂撰并举集大成、点面并重呈全貌、古今并蓄出新意、图文并茂增美感。这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第六次党代会、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的一次文化大制作、一个文史新成果。它回答了“重庆文化”的时代之问，立起了重庆文化的“四梁八柱”，也贡献了重庆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学理基础。“所有重大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大量的地方志著作，和扎实的地方志工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