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天下 创办学堂 竭力育精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宁波商帮先驱叶澄衷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念及寒门幼年未曾识字、作业艰苦，抱着“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理念，发愿在上海捐资创办新式学堂。次年底，叶澄衷之子遵父命捐建的澄衷蒙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竣成。

刘树屏

 澄衷董事会十年间聘请的校长名士辈出，四位离开学堂后担纲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其中，刘树屏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章一山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受聘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此外，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章太炎、李公朴、马寅初、林语堂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仁人志士来学校任教，陆续培养出了胡适、夏衍、袁牧之、竺可桢、李四光、丰子恺、李达三、钱君匋等一大批社会精英。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热衷教育救国的刘树屏欣然就任，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之际，以一个革新者的姿态出现，将新式教育理念带到上海。

 办校伊始，没有现成的教材，刘树屏便自任主编，组织教员开始自编教材。他大胆探索、事必亲躬，亲自主持编排体式、词类划分，完全摒弃艰涩深奥、死记硬背的传统启蒙教材模式，结合儿童心理特点，以帮助儿童识字启蒙为宗旨，对中国文字源头进行系统梳理，以图文解字，解读入微，当年即编著完成校本教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简称《字课图说》）。

 该书分四卷共八册，共选取3291 个汉字、插图 762 幅。编者把西方的科技知识融入传统的中国蒙学教育之中，按照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山川河岳、地方小志、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金属、日常生活、农业工业、动物植物、人类活动、语言文字等门类编排，为当时“世俗所通行及尺牍所习见”的语文读本。

 该书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儿童识字，又吸收近代科技文明成果，注重普及科学知识，从而成就为既有传统之美，又有现代思想光辉的“百年语文第一书”。

 作为第一部学校编撰的语文课本，几十年间，扩印之多、流布之广一时无二。自光绪二十七年夏初版至光绪三十一年短短4年时间，重印达 14 次之多，成为晚清启蒙读物的“发轲之作”。同时，还影响了《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国民字课图说》（1915年）的编写，可谓近现代中华语文课本的典范。

章一山（1861—1949），浙江三门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翰林院检讨。他年轻时就学于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清末著名经学大师、翰林院编修俞樾，经史、数学、天文、地理学问精深。在澄衷蒙学堂执掌总教习时，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刘树屏已定的编写宗旨、体例，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内容合成一书，删繁就简，精雕细琢，使之成为衔接自如，体式一致的有机整体。章一山后来担任澄衷蒙学堂总理。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与刘树屏贡士同年、翰林院同事，关系密切。蔡元培来澄衷蒙学堂前，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除了协助刘树屏管理校务外，蔡元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审定《字课图说》。后来又经刘树屏介绍赴南洋公学任教。

 除像章一山、蔡元培这类硕儒被延请到澄衷蒙学堂外，刘树屏还利用其地缘人脉资源广纳贤师，吸纳了一批在新式教育中脱颖而出的翘楚。在澄衷蒙学堂首批聘请的27名教员中，有6人为武进、阳湖同里。他们在教学的同时，参与《字课图说》编写，其中沈颐、严保诚尤为出色。

 沈颐是《字课图说》最得力的分纂之一。他于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 (1901—1903年)在澄衷蒙学堂任教。后来还在盛宣怀和刘树屏联合创办的常州正则小学堂任总教习，随后到商务印书馆编新式教科书，成为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

 另一位是严保诚。他在龙城书院就读时爱好天文历算，擅长理化，担任澄衷蒙学堂教习时主持《字课图说》天文历算、理化分纂。严保诚在编完《字课图说》不久即加入中国教育会，随后创办人演社、入商务印书馆编集新式教科书，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作为一部校本教材，《字课图说》的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令人称赞的，莫过于民国书法家唐驼亲自书写的3291个汉字。

 唐驼（1871—1938），江苏武进人，原名成烈。因自幼练字坐姿不正而成驼背，戏改“唐驼”。他的书法宗王、欧体，后自创一格。1901年，唐驼应刘树屏之邀缮写课本《字课图说》八册，书中大小字均用正楷书写，端方优美、一笔不苟，易为学童接受。唐驼楷书端庄秀美，书名不胫而走、享誉沪上，后上海各大书局纷纷聘其缮写教科书。

《字课图说》版式上采用“六宫格”，刊有插图762幅，分布各卷，有地图、人物、花鸟、建筑、器物等，大小不一，大者半框，小者半框六幅，颇具图文合参、学养并重的含纳之趣。书中所绘图画多为《点石斋画报》风格，构图工整，精美典雅，体现了民间书法艺术与绘图艺术的完美结合。该书扉页上清楚地标明绘图者为“苏州吴子城”，然而吴子城究竟是何许人也，至今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