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4日 11版)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成为世界“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古而又新”“革故鼎新”之文明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中华文明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中不断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习思想和为学之道。中华文明的学习思想和为学之道内涵着“以道观书”、“学思并进”、“转识成智”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深刻智慧。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即是这一深刻智慧的卓越代表。船山在长达几十年的读书著书生涯中对为何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读书与经世致用的关系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发表了许多幽深警策而又豁蒙辟昧的论断和观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读书目的论、读书价值论、读书精神论或读书思想。

对读书目的论的深刻阐释

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关于读书目的论的思想,特别强调“学者之所学者道也”,并认为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即是使读书“必求尽乎道”“必允合乎道”(《四书训义》卷十一),学习和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学道、悟道、思道并以道武装自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有目的可循,有方向可依。

第一,船山提出了“志定而学乃益”的理论命题,对“志”与“学”的关系作出了既继承前人又高于前人的辩证阐发。船山特别强调以志来引导、规范读书学习,只有先立好人生的志向并以此来引导学习,使学习向着成人成才的方向发展,才能学有所成,此即是“志定而学乃益”(《读通鉴论》卷十七)。船山“志定而学乃益”的读书思想凸显了“志定”对“学”的功能作用,要求读书应当在“志定”的指导匡正下展开。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读书目的,就会落入“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读通鉴论》卷十七),使读书失去对世道人生的正面价值,这是需要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引以为戒的。

第二,船山提出了“辨其大义”和“察其微言”的读书目的论,强调“立修己治人之体”和“善精义入神之用”(《读通鉴论》卷十七)的伦理价值。读书的目的首先应以辨其大义为旨归,通过读书找到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和义理,建构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同时还要深入地把握其中的精义,借以更好地培育自己的思维能力,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进而使自己成为知识的主人。

第三,船山对“穷理”和“知言”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阐释,提出了“穷理则为知性者入德之门,知言乃知性后全体大用之发”(《读四书大全说》卷八)等观点。船山崇尚“循本以知末”而轻视“执末以求本”,认为只有“循本以知末”才能使读书把握正确的方向,在大是大非和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否则如果“知末以求本”必然使读书不得要领,进而陷入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泥潭。

第四,船山继承并发展了君子之学本质上是“为己之学”的理论,强调君子读书学习应当以知事明理、悟道求真为己任,所以对于天下之理不仅不敢忘,而且不敢忽,在内心深处自觉生发起一种“研其几,穷其理,尽其变”,“因象以见道,因小以通大,因显以察微”(《四书训义》卷三十二)的求真求道精神。君子在知识学问上的深造本质上是“以道造之”的过程,是提升自己和成就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而不是那种以取悦别人或获得他人认同的“为人之学”。

船山的为学之道集“志于道”“学以明道”和“以道造之”于一体,揭橥出了以志道据德、明道贵德为价值追求的读书目的论,而这种“道”又是同大是大非、大本大原、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要求读书人胸怀天下,心系江山社稷,着眼文明的赓续创新,将爱学习与善学习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学以成人中学以致用,并在实际生活中正确处理读书与工作、事业的关系,使读书不仅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而且能够有助于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发展进步。

对读书价值论的理性揭示

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的读书价值论,对如何读书和怎样读书作出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度研究,为中华文明读书价值论的发展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读什么书,怎样读书,涉及学风和为学态度问题。船山主张志道据德、经世致用,故此特别推崇实学实功。为了矫治晚明以来儒家学者空谈心性的学风,船山主张对传统学术应有一种“入其垒,袭其淄,暴其恃而见其暇”的批判精神,反对沉溺于章句辞藻的“玩物丧志”。船山强调,会读书一定要能入能出,能够用正确的人生志向和价值观即崇道贵德来指导读书,汲取其中包含的优秀成果,抛弃其糟粕性的东西。对于那种读书入而不能出的沉溺行为,或者被书本牵着鼻子走的书虫,船山表示了极大的鄙视或反感,认为沉溺于书本之中而不能自拔的行为整体上看是无益于身心健康的,更谈不上有很大的作为。

船山对历史上一些沉溺于读书而缺乏正确的批判反思进而导致“无益身心”甚或“不利家国”的人物和事件予以深刻总结,强调千万不能对书籍不作任何选择,仅仅将读书当作一种个性的偏好沉溺其中而不知人间大义和天地正气。他坚持认为,读书的价值既要有利于自我的身心完善,更要有利于家国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善读书者是那些“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的人,亦即有独到的心得见解同时又能对书籍加以正确的选用和正确的评价的人。他主张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立乎其大”的同时“研其精”,“审其时”。“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读通鉴论》卷十七),那就会使读书偏离正确的方向,进而导致“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和“止以导迷”那样恶劣的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读书同“六博投琼、耽溺酒色”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读书如果没有高明的气量来拱立正大的本体,没有斟酌的权衡来审视自己独自的知识,那读得越多就越会使自己误入迷途,反倒不如那些读得不多的人尚能保全自己自然纯朴的本心。因此,读书必须而且应该树立起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本着择善固执的原则,以更好地成就自己并对家国共同体有所助益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对读书精神论的根魂之说

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的读书精神论,特别强调在“坐集千古之智”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文明的“正学”,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尚,使中华文明在守正的轨道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船山提出了“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统于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独”(《尚书引义》卷四),“分言之则辨其异,合体之则会其通”(《张子正蒙注》卷一)的思想命题,主张将“统于同”和“珍其独”、“辨其异”和“会其通”结合起来,建构有根有魂的读书精神论,既为往圣继绝学,亦为万世开太平。

在船山看来,师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道相交”的人伦关系,因此应当“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义定而情自合”(《四书训义》卷三十二),读书为学当以正道为尊、在弘扬正学的过程中“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使中华正学能够不断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读书过程中,船山既推崇圣人,主张精读圣贤之书,但是又反对一味地拔高圣人,认为“学者之大忌,在推高圣人”(《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读书应当结合时代、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具体实际,从书中读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加以很好的总结评价。即便是圣人之书,也不能盲目地推崇和不加思考地迷信。

船山在治学中既反对不认真钻研经典的“凿空之说”(《书经稗疏》卷四),又反对沉溺于训诂的死抠字句,主张把考据训诂与义理阐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传承中华正学与创新中华正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中华正学以不断发展的新的活力、新的生机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

(作者:王泽应,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