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清代极为重视赋学教育，这是由于考赋制度所致。虽然清代进士科考试不试律赋，但博学鸿词科试、翰林院馆选庶吉士的朝考、庶吉士散馆、翰詹大考、学政观风及经古场试等，均试以赋。清代科试中，进士并非科考的终点，由于沿承明代“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清人以进入翰林院为应试的终极目标，因此词垣一系的考试备受关注。与考试八股文的进士科不同，翰苑以诗赋为考试科目，二者中赋又占更重要的地位。职是之故，欲进入词垣这个“职亲地近”的机构，就需要在赋尤其是律赋创作上具有高超的才能。

　　为此，清人一生要接受多种形式的赋学教育。

　　一是私塾教育。虽然翰林院考赋要到中进士之后，但清人早年就在塾师的指导下习赋。这是因为翰林出身的学政为“备他日承明著作之选”（胡敬《敬修堂词赋课钞序》），即为翰林院预先培养人才考虑，在面向生童、生员举行的观风及经古考试中往往试以赋。为应对这类考试，就需要士子在私塾学习期间花一定的精力习赋。王雅南《赋学指南叙》云：“国朝稽古右文，无体不备。故自胶庠及村塾，莫不以赋学课生徒。”

　　二是书院教育。书院是清代培养士子的重要场所，为能够顺利进入翰林院，书院士子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学习作赋。同时，翰林中人在退职之后，往往受聘为书院山长，“为馆阁储才起见”（屠倬《紫阳书院课余选序》），他们必然重视书院生徒的律赋教学。

　　三是馆阁教育。新科进士经过以诗赋为主的朝考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后，还需要再学习三年。这期间，他们在掌院大学士和一众教习的指导下，继续磨炼律赋写作的技巧，提高写作能力。各种《同馆赋钞》中收入最多的就是“馆课”，这些无疑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只有写作本领过硬，这些庶吉士才能通过散馆考试而留在翰苑之中，避免外放为知县等职，为今后的晋升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以上三种比较集中的赋学教育之外，还有师徒间的单线传授及个人的“自学”等，亦是重要的教育形式，但在规模上均不能与村塾、书院及馆阁等相比。

　　为便于教授和学习，清代赋学教育的重点在法度技巧上。律赋作为科考文体，对其法度的揣摩由来已久，唐代无名氏《赋谱》、宋代郑起潜《声律关键》等都以律赋法度的解析为主体，清人对此的重视程度更甚。根据教授对象的知识层次不同，清代的赋学教育又大致可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级。初等教育即私塾教育，“为初学计”，故“不得不细为指示”，重在打基础。余丙照《赋学指南》就是这样一部教科书，此书分押韵、诠题、裁对、琢句、赋品、首段、次段、诸段、结段、炼局十类，每类一卷，而主要在于分析句法、段法及篇法：“先引佳联，所以讲句法也；次引佳段，所以讲段法也；后引全篇，所以讲篇法也。”（《凡例》）每一类下又细分数类讲解，如“琢句”分炼短句、炼长句、炼起结、运用成语、叠字句等五条，“首段”又分直起、陪起、题前起、对起、翻起、颂扬起、暗笼、明擒、古体等九条，每一条又引赋作示范。李元度《赋学正鹄》也是一部家塾课本，该书十卷由浅入深亦分十类：层次、气机，为“入门第一义”；风景、细切、庄雅、沉雄、博大，为“应区之品目”；遒炼、神韵，“进于古赋”；高古，“以为极则”。循序渐进，由律赋进而至于古赋，并精选历代名篇详加分析。

　　书院学生文化层次高于家塾学童，故教育亦有不同。教师不仅以前人赋作为示范，还选出书院中有代表性的习作为楷模。在关中书院课士的路德，编选学生赋作，于评点中指示作赋之法，以李应台《细麦落轻花赋》为例，路德在文章关键之处耐心指点，如“音节务要清脆”，“转处便要轻圆，最忌笨重”，“成语作对，赋家一长也。但须确切本题，万不可舍题觅对”，“音节务要嘹亮”，“题后最易敷衍”，“诸卷每到后幅，多喜推开，愈推愈远，竟不能折回本题。此大病也……观此赋此处及《焦尾琴赋》第七段收处，可恍然矣”，一方面指出习作中的过人之处，另一方面又提醒注意事项，这种结合学生作品的分析讲解，针对性强，目标明确，不失为有效的教学手段。

　　庶常馆堪称是赋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庶吉士们顺利通过朝考，足以说明他们具有很高的律赋写作才能。为在考试中拔得头筹，便在技巧上超越前人，“因难见巧，避熟趋新”是他们普遍的追求。如认题：“将题中要紧之字，层层点透，叠唤重呼”，“令阅者目眩神夺”；开篇“叠用四字句，似未到题，而题之巅已踞，题之气已吞，题之韵已流，题之脑已盬”，此诀“最为超妙”；押韵：“顺押之韵，每韵俱押于每段收煞之句”，较之前人要求更高，且着意于押最难稳惬又最易出色的虚字韵，“偏从此处因难见巧，意外出奇，令阅者几忘其为虚字”；对偶在卦名、干支等字面上用心，能使通篇生色（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这些技巧，既显学问，又见才华，最易吸引考官的眼球。庶常馆教习将他们成功的经验传授给庶吉士，庶吉士亦全部身心投入高难度技巧的习得中。

　　清代多层次的赋学教育，对赋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赋学教育的普及，培养出众多赋家，产生大量赋作。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收录先秦至明代赋作共四千余篇，而鸿宝斋主人所编《赋海大观》在囊括前者之外，又增入清代之作，共收赋一万二千余篇（统计数据见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仅就这两部总集统计，清代赋作是此前历代赋总和的两倍之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文献保存完整，另一方面则是赋学教育的普及所致。清代有志于举业的读书之人，早年开始习赋，此后在书院有课艺，在庶常馆有馆课，试途越成功，所受赋学教育时间就越长。清代不仅有大量专门的《同馆赋钞》《书院课艺》等选本，而且大多数别集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赋篇，显然这是赋学教育的直接产物。

　　其次，丰富了赋学理论。清代赋学理论集中呈现在赋话、赋选之中，而这类著作的数量之多亦非前代所能比，此亦与赋学教育相关。一些赋话、赋选直接是赋学教育的教材，如作为家塾教学用书的赋话有李元度《赋学正鹄》、余丙照《赋学指南》等，作为家塾教材的赋选有王熞辑等笺注《赋钞笺略》、萧应櫆等撰《律赋锦标集》、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鲍桂星《赋则》、潘世恩《律赋正宗》、徐斗光《赋学仙丹》、孙清达《竹笑轩赋钞》、蒋圻《近科馆赋鸳针》、筼石氏《六朝唐宋赋钞》、马传庚《选注六朝唐赋》、徐承埰《赋法梯程》等。这些赋话和赋选，主要围绕赋法作评点和讲解，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超前代，拓展了古代文法理论。

　　最后，促进赋体的全面繁荣。为应付各种考试，赋学教育自然落在律体之上，清代律赋创作的兴盛即与此有关。律赋兴盛于唐宋，然元明文学复古，赋学“祖骚宗汉”，导致古赋大兴而律赋衰落。清代则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律赋获得制度的支持，其繁荣不言而喻。然古赋在清代亦未衰落，家塾课本中亦有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之类的古赋选本。且清人意识到要想写好律赋，必溯源于古赋，正如李元度在《赋学正鹄序》中所教导的：“由今赋之步武唐人者，神而明之，以渐跻于六朝、两汉之韵味。”学赋应由易而难，学习对象由本朝时赋到唐代律赋，再进而六朝骈赋、两汉大赋，这也符合“升高自下，陟遐自迩”的事物发展规律。路德在《关中书院课艺序》中也认为，律赋源于骈体文，而《楚辞》又为赋家之祖。古律融合的观念使得两种赋体在清代均获得重视，显然，这也与赋学教育的引导相关。

　　在科制的刺激与教育的普及之下，清代赋学创作和赋论探讨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清人虽未创造出如两汉或唐宋那样的赋学辉煌时代，但清人取得的赋学成就仍值得大书一笔。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