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大顺三年（1646）六月，称孤道寡，当了一年又九个月大西国皇帝的张献忠，从醉生梦死中猛然惊醒，睁大一双惊讶的眼睛；这才发现天变了，局势异常严峻，国势岌岌可危。清顺治帝派骁将肃亲王豪格率军南下，锋镝直指四川。没有什么政治谋略的张献忠明白，虽然天府之国四面环山，却挡不住清军入川。
　　躲进华贵蜀王府的张献忠，迷信武力、残暴嗜杀，以为借此可以震慑人心，鞏固政权。他立有两碑：《圣谕碑》和《七杀碑》。《七杀碑》已经不存，但有文字记载；《圣谕碑》现存广汉房湖公园内。

记录张献忠杀人如麻的圣谕碑（广汉市地方志办公室 供图）

 我多次去广汉房湖公园，细观默察《圣谕碑》：在一道黑漆栅栏的包围中，《圣谕碑》高210厘米，宽100厘米，厚19厘米，质地是红纱石；正面上方镌刻精美的龙纹，很是飘逸；中有“圣谕”两个猶劲的大字；下为一行阴刻：“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碑的另一面，是打败张献忠的前明大将杨展率军追击张至汉州（广汉），目睹被张献忠烧杀抢掠、全城陈尸累累……杨展遂命将士在离《圣谕碑》不远处挖一深坑，埋尸万人--这就是万人坟。杨展撰写《万人坟记》，命工匠镌刻在《圣谕碑》的另一面。

 就在清军南下时，自知不是对手的张献忠慌了神，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有二：一是派大将刘进忠去广元扼守，尽可能阻止或延缓从那里入川的清军；二是将多年抢掠的巨量财富一分为二：一半集中在彭山江口镇，一半囤积在成都，做两手准备。接着，他亲率大军去盘踞嘉定的前明大将杨展处虎口夺粮。打粮成功，他就亲率大军，将囤积于彭山江口镇的金银财宝装上龙船，顺江出川，回陕北老家徐图再举。如果不行，缩回成都另想办法。
　　结果，张献忠在彭山江口遭遇杨展阻击，财货尽失。大顺三年（1646）七月，张献忠在败离成都时，下令放火，把成都烧成了一片废墟，让成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成了虎狼出没之地。因此，清初，清廷不得不将四川省的省会迁往离关中相对近、破坏相对小得多的阆中；同时也开始了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

　　记录张献忠屠蜀的《蜀难》（田闻一 供图）

 史载，清初，偌大个四川只剩下区区八万多户人。而且，这区区八万多户人，还大都集中在杨展控制的嘉定地区和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控制的川东石柱、忠县一线。
　　对张献忠火烧成都，史载：“献忠在城外见浓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
　　据当时在成都的牧师记载：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司铎（利类斯）在南门上，安司铎（安文思）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

张献忠的财宝（田闻一 供图）

 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
　　杨展带着他的五万将士，是在张献忠火烧成都第三天下午追至成都的。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惊诧骇然……整个成都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废墟。
　　杨展久久驻马蜀王宫废墟上，四顾频频。往昔那座金碧辉煌、巍峨壮观仅次于京师皇宫的蜀王宫建筑群已然灰飞烟灭。只有横跨金水河的三座汉白玉曲背桥，宫门前那一对栩栩如生足踏绣球石狮子尚在，然而也是满面蒙尘。

张献忠时期的金印——虎钮永昌大元帅印（图片来自网络）

 杨展命所部将士在全城搜索，看能不能搜到活物或有用的东西，结果只搜到了蜀王宫废墟下一块署有大西皇帝张献忠印记的《七杀碑》。
　　这碑落款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1645），整体上是一块质地坚硬赤褐色产自雅安芦山的花岗石，高约七尺，宽约三尺，厚约八寸。上面镌刻着一排钢叉大字：“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特别是那七个杀字，相当吓人，如同飞掷出去的七把钢叉，森然狰狞。
　　《七杀碑》在后，《圣谕碑》在前，两座碑在时间上仅隔三个月。

 杨展领军一直顺北大道追张献忠，一直追到距成都百余里的汉州（今广汉）止。汉州也被张献忠一火而焚之，情状惨不忍睹。杨展下令全军各部扑灭余火、救死扶伤。汉州这座从前城池阔大、人烟稠密、市场繁荣的城市，经张献忠屠城，处处断壁残垣，残尸狼藉。
　　兵士们在房湖公园中搜到张献忠的《圣谕碑》。杨展命部下在房湖公园中挖出一个大坑，将城中搜到的万余具尸体埋入坑中，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万人坑。他提笔写下一篇《万人坟碑记》，详细地记录了汉州遭受的浩劫，命军中有金石镌刻技能的将士，将自己撰写的《万人坟碑记》镌刻于《圣谕碑》背面。有立此存照的意思，碑文谓：
　　复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

 爰题曰：万人坟。
　　挂平寇将军印左都督杨展题
　　而今，广汉房湖公园中的《圣谕碑》尚在，但《圣谕碑》的另一面，镌刻的杨展题词却被铲了，留下一片模糊。
　　张献忠带着他约二十多万人的大部队，朝川北顺庆（南充）方向撤退。是年农历九月九日，张献忠一举拿下势在必得的川北重镇顺庆，特留平南将军、义子艾能奇（艾能奇与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并称四将军，是张献忠足可信任、倚重的四个义子）率一班人马在此打造船只，再亲率大批人马去川北一线打粮，他私心期望，打到足够的粮食率部折回顺庆，乘船沿江出川。

梓潼七曲山大庙的张献忠塑像（图片来自网络）

 张献忠率所部十余万大军，从顺庆向西充方向一路打粮。打粮路上，从顺庆到西充，之间横亘着两条大河，一条叫西溪，一条叫荆溪；两溪之间许多山寨有粮，而这些山寨大都建在山上，周围有石城，寨子四周或临深渊或是深涧。山人保甲相结，囤粮守望。平时，当地居民在山下各选肥沃土地耕耘，一旦有警，地方甲长则派人下山帮助山民收聚所有粮食、衣物入寨拒守。大寨可容万家，各寨之间互有联系，一寨有警，他寨赶来声援。这是这一带居民多年来对付已沦为匪的李自成残部——当地人称之为“摇黄”行之有效的办法。

张献忠行军路线（图片来自网络）

 顺庆与西充间，有大小山寨一百多座，其中势力最大、山寨最险，存粮最多的是罗为届山寨。罗为届在明朝军队中当过军官，打仗很有一套，而且周围数十寨都听他的号令。张献忠打这个寨子时很费了些力气。一路打来，费时两月，虽然劫掠的粮食数量可观，可他手下的部队也折损不少。
　　张献忠打到粮食后，依计返回顺庆途中稍有停待。到了西充，他将大营扎于凤凰山上，将大军摆布在他周围的山头上，对他形成一个严密的拱卫态势。

以张献忠之死创作的连环画（图片来自网络）

 位于西充境内的凤凰山，海拔414米，由最高的凤凰山东西蜿蜒数十里延伸开去。
　　1647年1月2日早上，清军以叛将刘进忠为向导，出其不意对张献忠发起突然袭击。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雅布兰指点说：“此八大王也。”雅布兰急发暗箭射之，将张献忠射了个对穿。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而在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中，却又是另外一番功绩：“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之后，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四个小王：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改弦易辙，打出反清复明旗帜，服膺于残明永历帝朱由榔，率部抗清，主要转战于云贵川。在长期的转战间，孙可旺与李定国产生严重分歧，同室操戈，兵败的孙可旺降清。永历十四年（1660），孙可旺被清封为义王后病死（一说狩猎时被清军射杀）。

张献忠劫掠的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

 艾能奇坚持抗清，却拒绝永历帝的册封，他作战勇猛，永历帝元年（1647）在率部攻占云南会泽的战斗中战死。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于永历十五年（1661）逃至缅甸曼德勒，为缅王收留；后吴三桂率军攻入缅甸，缅王将永历帝朱由榔献与吴三桂。次年6月，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时年四十岁。至此，这一段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总体上是南明的抗清大幕缓缓落垂。

朱由榔在云南的纪念碑

 坚持抗清的晋王李定国，于明永历帝十六年（1659）病逝于中缅交界、中国一侧的原始密林中。晋王李定国和他的数千将士誓死不降，这些大都来自北方的张献忠旧部，没有死的，后来散落当地，同当地人结婚、生子，世世代代聚居在以阿瓦河为中心、辐射百余里的山区、丛林、河谷等偏僻地区，自称“挂家”，死后葬身地为“望乡台”。
　　他们死后，坟墓一律向着北方，向着祖国方向。他们的子子孙孙，死后坟墓也一律向着北方。他们的坟墓，朴实无华，犹如他们的一生；也许只是一抔黄土，黄土上爬几茎荆棘或发黄的衰草。但是，他们的坟墓前都立有一个墓碑，墓碑上镌刻着他们的姓名、北方籍贯。这些沿着阿瓦河流域展开的，向着北方的坟墓，一个连接一个，一片连着一片。那些飞翔在河边、林中的色彩鲜艳，各种各样可爱的雀鸟，无论是在金色的朝阳下，还是清亮的晨光中、如血的晚霞里，抑或是暴风、大雨里，都在勇敢地飞翔、婉转啁啾鸣唱。当地人说，它们，就是长眠在阿瓦河谷中的大西军以及他们后裔的精魂。

汉王庙，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曼嘎寨左侧后山，乃是当地人民为了纪念抗清民族英雄李定国捐资所建。

而长眠在此地的李定国坟墓，被无数的后人培整得更加巍峨壮观。当地人还修建了一座“汉王庙”，塑李定国像。当地人对“汉王”李定国顶礼膜拜，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而且每年春节，都要去他的陵寝鸣炮祭祀。
　　青山常在，阿瓦河长流不息，带着这段曲折坎坷的历史，它从悠远的岁月中来，迎着升升落落的太阳，流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