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华《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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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子的非难，是人们得以了解孔孟之间儒学传承状况的重要记录。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竹简《五行》篇重见天日后，思孟五行说得到确证，相关争讼似已尘埃落定。然而，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难最终落脚于二者对“仲尼子弓”之学的淆乱，这也提示我们，荀子指斥思孟背后还存在着学脉传承的分歧。由此入手可以发现，荀子批判思孟学派的深层原因，在于二者在孔门易学传承上的分野。

一

《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子学派的批判如下：“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后世聚讼多集中于思孟五行的具体内容及“僻违”“幽隐”“闭约”的神秘性何在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指斥思孟学派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子思、孟子对仲尼、子弓学说的淆乱上：“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从此入手，或可对荀子指斥思孟的原因做进一步了解。

《荀子》曾多次提及“仲尼、子弓”，并把子弓推尊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圣人地位：“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志，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彼大儒者……仲尼子弓是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荀子对子弓的高度推尊是其自述师承之举：“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郭沫若《十批判书》）那么，荀子主动接续孔子、子弓，并担心被子思孟子“案往旧”所淆乱之说，究竟代表了孔门思想传承中的哪一具体环节呢？详究孔子、子弓、荀子的学术渊源可以发现，三者在学术传承上的最大共同点在于对易学传播的贡献，荀子与孔子、子弓共同构成了儒家易学传承的重要脉络。

《易》与孔子关系密切：孔子不仅明确表示出对《易》的重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而且据《史记》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此后，孔子作《易传》十篇、发掘《易》道精微的说法不断出现。今人金景芳先生虽然指出《易》之“十翼”不是孔子亲手写定，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经孔子鉴定而保存下来的旧说”；子弓在儒家易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觑，子弓即孔子再传弟子楚人馯臂子弘，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汉书·儒林传》记载，馯臂子弘是孔子易学传承的重要环节：“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思想与“《易传》，特别是《系辞传》的思想完全如出一范”（《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此外，荀子同样强调“善为《易》者不占”，存在着明显接续孔子易学思想的成分。

由此，荀子批判思孟淆乱“仲尼子弓”学术传承的原因可明：子思、孟子一派所“淆乱”的“仲尼子弓”之学，即为荀子所继承的孔门易学。而子思、孟子所“案”之旧说，也应为孔门易学，但又与子弓、荀子一系大不相同。

二

《易》在产生之初被视为卜筮之书，孔子是《易》由数术阐释到义理阐释过程的关键人物。马王堆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解《易》时轻祝卜而重德义的努力：“《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孔子主张发明原始易学隐而不明的部分，以此寻找到“数”，即可以“成变化而行鬼神”的天道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德”的终极追求。其中，“数”为基础和手段，“德”为最终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对《易》中原有的祝卜功能和神秘性因素，孔子采用了“后其祝卜”的“不占”态度，而着重阐发《易》的伦理和教化意义。因此，李学勤先生曾盛赞孔子在《易》由术数到哲学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别开来。”

荀子继承了孔子以“德”解《易》的做法，不仅刻意回避《易》的卜筮功能，主张“善为《易》者不占”，并尤其强调《易》的伦理道德色彩。例如《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以上所论涉及《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及《家人·彖》“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荀子糅合二说，借用《易》的卦理传达其教化伦理思想。可见，今人对荀子“深通孔子以人事解《易》之学”（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

与荀子相较，子思、孟子的易学传承脉络则略显晦暗不明。其中，子思对《易》的传承争议不大，例如相传为子思所作的《表记》《坊记》《缁衣》，便多次引《易》；而“率性”“尽心”“俟命”等《中庸》精义亦与《易》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相通。高亨、金德建、武内义雄等学者均据此认为“子思一派长于《易》学”。然而《孟子》七篇却从未引《易》，虽然历代学者屡言《孟子》精于《易》，例如宋代大儒程颐称“知《易》者莫如孟子”“由孟子可以观《易》”，焦循在《孟子正义》中亦称：“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甚至今人吕绍纲先生通过比较《孟子》思想与《易》之精义指出，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观等均与《易》六十四卦密切相关，并据此称：“孟子而不知《易》，天下何处更寻知《易》之人。”然而，由于今本《孟子》中未见明文论及《易》的部分，因此学界多认为思孟学派并不传《易》。但如果突破今本《孟子》七篇的局限，回归战国秦汉时期《孟子》的早期传本中去，这一论断或可改写。

今本《孟子》七篇，并非战国《孟子》原貌，在西汉末年刘向领校典籍后，仍可见“诸子略”儒家类《孟子》外书四篇及“兵家略”阴阳类《孟子》一篇。秦代焚书，唯《易》卜不焚，儒家经传与诸子均未幸免，以致西汉初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然而唯独《孟子》“篇籍得不泯绝”，成为汉初最早问世的一批文献。这也提示我们，早期《孟子》传本得以免祸或与其中存在《易》卜成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中有《孟子》一篇被列入“阴阳”类，这类作品恰恰与数术《易》多有相合。《汉书·艺文志》指出兵阴阳作品具有“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的特点。颜师古注曰：“五胜，五行相胜也。”可见，这篇《孟子》具有懂得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熟悉五行变化、善于运用神秘性力量以达成目的的倾向，这与《易》“数”特点高度相似，如《周易·系辞》提到“天地之数”的时候，称“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帛书《易之义》篇有“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的记载，也认为易学精髓在于通过对“数”的神妙运用，从而洞悉规律、指导实践。而据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解《易》步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荀爽释曰：“幽，隐也”。对比可见，被列入阴阳家的《孟子》一卷恰恰处于利用《易》“成变化而行鬼神”，即“幽赞而达乎数”的数术易阶段，尚未达到“明数而达乎德”的义理易要求。这也正是荀子指斥子思孟子学说“僻违”“幽隐”“闭约”的原因所在。

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思孟五行说，能够发现其背后也有易学思想的支撑。《易之义》载：“位天之道曰阴与阳，位地之道曰柔与刚，位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柔刚”即是对五行的统称。按照上述观点，阴阳、五行与仁义意义相通，只是分别对应于天道、地道与人道不同层面。而郭店楚简《五行》篇仁义礼智圣“行之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之于内谓之行”的记载，与上述思想若合符节，也体现了以人道“仁义礼智圣”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五行）对应一体的思想。由此可见，荀子指斥思孟五行说的原因，并非在于“仁义礼智圣”本身，而是对与之一体的数术易学因素的反对。同时可见，孔子虽有区分数术之易与义理之易的努力，但对“数”与“德”的传承分野与争议，直至孟、荀时期依然存在。

（作者：李华，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泰山学者。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ZW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