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宗凯《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6日 02版）

    【文化评析】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作者：魏宗凯，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