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泽逊《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6日 12版）

【光明书话】   

提到王选，举国公认他是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排版系统，使庞大的中国出版业排版系统“告别铅与火”，步入了现代化，这是中国出版业伟大的历史转折。因此，对王选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是公认的。而另一个人物刘俊文，他在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卓越贡献，却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评价。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浩瀚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历代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都靠“翻书”来从事搜集资料的工作。擅长目录学的人可以“即类求书”（宋代郑樵语），查得更快一些，但在两个问题上无法有根本性改观：一是资料掌握足够全面，二是材料检索足够快。而这两条是保证学术研究科学性和高效率的根本前提。这两个问题的根本改观，事实上是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

为了满足资料全备和速度迅疾的需求，我国技术人员一直在做积极探索，尹小林的“国学宝典”就堪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领先者。但是其规模还无法满足学术界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以个人之力，组织团队，开始了“中国基本古籍库”的开发。经过艰苦努力，容纳一万余种中国古籍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全文检索系统诞生了。该系统解决了三个难题：一是规模空前庞大，包括古籍一万多种，是《四库全书》的三倍；二是文本基本准确，除检索而外，还可以切换古籍原版图像，核对原文；三是支持全文检索，速度快。

我曾多次向同事们表示，古籍数据库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是成功的数据库：一是足够大，二是足够准确，三是足够好使。“中国基本古籍库”基本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因此它是有史以来最大、最便捷的古籍资源数字化成果。自从“中国基本古籍库”诞生以来，中国各大学的师生、各出版社的编辑、各文化部门的从业人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小课题，无不依赖于它。它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典籍无法大批量、高速度检索的困难，使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真正步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无数顶尖项目、前沿成果赖“中国基本古籍库”而形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基本古籍库”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事业进入了现代化，刘俊文教授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手段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

继“中国基本古籍库”之后，刘俊文教授又开发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古籍数据库，这些大型数据库和“中国基本古籍库”一起，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规模的前沿数据库。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应当对刘俊文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者：杜泽逊，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