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志 陈步伟《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4日 08版）

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脱离中国的历史，脱离中国的文化，脱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当今时代，西方某些政客和学者往往忽视深层次的历史与文化因素，惯常以浅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或戴有色眼镜、持偏颇之论来看待和解读中国，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麦肯锡咨询公司荣誉高级合伙人彼得·沃克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认知屏障’并非不可打破，美国要尝试理解中国。”理解今日之中国，不能抛开历史之中国。只有充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历史选择和历史情怀，才能增加了解，加深理解，才能更好理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坚定立场、谋取合作共赢的内在逻辑。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历史地看，热爱和平，崇尚正义，追求大同的中华民族始终以平等、友好、互惠、合作、包容的心态面对和处理与外部世界、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儒家的“王道”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老庄“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都体现着“和为贵”的思想和价值，可以说热爱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文化品格，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化一贯的交往之道，崇尚正义、反对霸道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处世立场，平等待人、以德服人、推己及人，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文化底色和民族传统。

“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

历史的中国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却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近代以来经历的灾难和承受的痛苦的铭记。中华民族之所以珍视今天的和平环境，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珍重独立自主的发展状态，源自曾经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源自痛定思痛后的坚定抉择。

近代以来，古老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炮舰政策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坠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从1840年到1945年，外国侵略者共强加给中国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利益和尊严造成了严重危害，也把中国推入到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地。

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近代史中那些丧权辱国的耻辱已经成为砥砺中华民族不忘来时路的历史镜鉴，已经转化为激励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强意志，已经转变为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利益和尊严的决心、信心与恒心。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华民族不变的历史情怀

近代以来，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国强未必称霸。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通过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而不同，讲究纲举目张。一个坚持走和平、合作、开放道路的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伙伴而不是对手。

从人类交往的历史上看，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中美关系的促进者和贡献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上个月在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时表示，美中关系有过起伏波动，但总的方向始终是向前的。现在，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变化，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双方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努力找到妥善解决分歧的办法，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这对两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面对未来，我们真心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让时间消除偏见和误解，携手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刘永志、陈步伟，均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