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4日 12版）

《近思录专辑》 严佐之、戴扬本、刘永翔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颢

程颐

【光明书话】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朱熹与远道来访的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寒泉精舍，在此研读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感慨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所入，乃择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合作编成《近思录》一书。这部意在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提供的理学读本，自成书之日起就备受关注，流传极广且影响深远，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经典。

旬日告竣，体大思精

《近思录》从《太极通书》《二程文集》《程氏易传》《正蒙》等十四种著作中选辑而出，共有622条，分为14卷。具体内容包含甚广，“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有学者指出，《近思录》和《大学》互相发明，其篇目结构与“三纲领八条目”对应。

《近思录》在短暂的“旬日”间编纂告竣，貌似偶然兴至轻易从事，实则经过长期积累和充分准备。朱熹和吕祖谦时当中年，学术思想已经发展成熟，成为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人物，与同时讲学的张栻并称“乾淳三先生”。朱熹早年曾经出入佛老，后因师从李侗而重归儒学，李侗为杨时再传弟子，杨时则是程门高弟，故其为程门嫡传。吕祖谦生于故家大族，有所谓“中原文献之传”，其高祖吕希哲曾向程颐问学，祖辈与二程弟子交游密切，故亦传承程氏理学。而此前数年之间，朱熹为母庐墓守丧，在寒泉精舍著述讲学，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全面搜辑理学文献，精心校订周、张、二程的著作，并撰著《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等注释之作，还有记载其生平行事及学术谱系的《伊洛渊源录》。吕祖谦与朱熹为讲友，经常就理学问题切磋交流，深度参与这些著作的编刊过程。通过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他们对诸家思想学说有了深刻理解，开始对理学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反思。

《近思录》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列为理学正宗，推尊周敦颐为开山人物，突出二程的核心地位，融会洛学和关学的畛域，由此建构出早期理学的发展格局。书中荟萃周、张、二程诸人的精要论说，涵盖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概念，由此确立了理学的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这都出于编选者的整体思考和缜密建构，改变了理学传授散漫无统、各自为说的现状，为初学指明切实可行的入门途径。《近思录》的书名，出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寓意学者要立足眼前、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躐等陵节。朱熹曾说过，《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他又说：“《近思录》一书，皆是删取诸先生精要之语，以示后学入德之门户。”认为学者循此途径，自卑升高，由近及远，下学而上达，才能臻于圣贤境界。

进学之阶，影响深远

《近思录》作为理学入德之门、进学之阶，备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视，被尊奉为“圣贤传心明道之要法，学者造道成德之大端”，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续补仿编之作也蔚为大观，总体数量多达百种以上，它们不仅阐发各自对《近思录》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补入后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资料，合而观之则形成脉络相承的文本体系，真切地反映了《近思录》的经典化历程，并且直观呈现程朱理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主线。

《近思录》在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成为理学的标志和象征。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描写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其案头就有“一部《近思录集注》”。这样描写显然有其深刻用意，是借此彰显“讲理学的老监生”的身份。鲁四老爷迂腐顽固，冷酷无情，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形象，很多读者据此给《近思录》贴上守旧落后的标签，其实并不符合作品的主旨。因为《祝福》中还写到，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话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这句话见于《近思录》，出自张载《正蒙》，认为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自然变化，是具有无神论和唯物论倾向的思想。这就与书房案头的《近思录》先后呼应，在结构安排上匠心独妙，暗讽鲁四老爷虽然读过此书，但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没有认真领会其精义，也不能身体力行去实践，思想观念依然愚昧迷信，而其面目因此更显虚伪。

《近思录》与思想的保守落后没有必然联系，还可通过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为证。如清代有一部《近思录》的重要注本，是嘉庆朝状元陈沆的《近思录补注》。陈沆与魏源关系极为密切，这部书是在魏源协助下完成的，该书原稿今存湖北图书馆，上面有很多魏源的批注，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来看，魏源对《近思录》用功很深，不仅对其思想内容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有改编和注释《近思录》的具体设想。由此可知，魏源这位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接受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同时，对《近思录》仍然保持浓厚兴趣。与此相似的还有郭嵩焘，这位洋务运动的干将，清廷首任驻外公使，对于《近思录》“浏览所及四十余年”，在同治七年至光绪十年“前后四次加注”，最后汇集成一部《近思录》的注本。郭氏光绪初年出使英法，开始全面接触和深入认识西方文化，但在此期间并未中辍研究《近思录》，而其注文多能联系日常时事，或抨击世风之弊，或感慨时政之患。可见在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下，《近思录》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意义。

《近思录》蕴含的很多思想理念，已经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世称誉为“横渠四句”，今天仍有感发人心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民胞物与”，更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还有很多传颂不衰的格言隽语和成语典故，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气度，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近思录》并非尽皆完善无可訾议，今天需要作出更为客观全面的诠释和解读。

文化原典，世代传承

《近思录》虽然是时代较晚的选辑之书，但就其实际的流传及影响而言，已经具有文化原典的意义，相较于先秦经典也毫不逊色。南宋学者叶采已推崇其为“我宋之一经”。梁启超将《近思录》列入国学入门书目，认为“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钱穆推荐“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人人必读的”七部书，《近思录》为其中之一，并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尤需注意的是，《近思录》很早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不但被频繁地翻刻重印，而且出现很多研究论著。据学者调查统计，现存古朝鲜时代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著述总数在百种以上。这就充分说明，《近思录》的影响早已超越中国本土，成为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经典。

近些年来，对于《近思录》已有全面深入研究。如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对其版本流传情况有全面考察，姜锡东《近思录研究》对其文本内容和思想体系有深入论述。还出现了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现代注本，如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朱高正《近思录通解》、张京华《近思录集释》、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等，此外还有很多译注和节选之本。严佐之、戴扬本、刘永翔主编的《近思录专辑》，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该丛书基于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整体认识，通过全面梳理历代注释集解和续补仿编等各类后续著作，精心选择其中21种代表性著作进行校点整理，清晰勾勒出《近思录》“一部书串起了七百年理学史”的历史脉络，映画出一幅程朱理学思想史的学术长卷，为推进《近思录》的传承普及和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文献基础。《近思录》的经典价值和文化意义，读者如能就其原书优柔厌饫、沉潜反复，平心玩味、切己体察，定会获得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认识。

（作者：张文，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