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祥《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7日 16版）

文化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等方式固化下来的。就社会个体来说，文化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伦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礼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集中反映。鉴于文化礼仪具有重要功能和特殊作用，我国历朝历代均把开展文化礼仪教育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每逢新春佳节到来之时所进行的贺年活动即为典型例证。古老的贺年活动至今仍然盛行于庙堂和民间，流布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种文化礼仪，贺年已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贺年，简而言之就是向他人庆贺新春、祝贺新年。作为一种官方文化礼仪形式，贺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代和两汉时期，兴旺于南北朝和隋唐阶段，至宋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浸润与影响，逐渐在民间市井中传播扩展，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寻常百姓还是三教九流皆行贺年之礼，进入清末民初贺年日益畸变，走向庸俗化和流俗化，尽管彼时贺贴形式繁杂多样，但贺词内容单调乏味，大都是些升官发财之类的俗语，于不觉间将市侩气味和交运心理传递到人际关系中，久之沉积为痼疾与陋习。时至今日，即便不是逢年过节，人们也经常以微信、短信、视频和抖音等现代通信方式，频频转发一些“做大官发大财行大运”之类的口彩。贫乏的语言表述和低俗的思想情趣，导致贺年越来越远离其良好的初衷。事实上，贺年作为一种传统礼仪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赡的文化内涵。我国已故著名民俗学家兼散文作家钟敬文先生在《中国地方传说》中指出：贺年不同于与西方国家杂乱无序、狂欢嬉闹的圣诞节，它是以一种悠缓节奏和优雅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贺年与众多西式节日礼俗迥然有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化礼仪的贺年，呈具规范功能和教化作用。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淘洗和时光磨砺，贺年早已演化为国人的一种民俗仪式，早已递嬗为具有某种人伦亲和性和情感归属性的交际载体。每年春节期间，人们不仅相互“齐之以礼”，而且“道之以德”，以真情实感互相慰藉，以理想情怀互相鼓励，以担当尽责互相期许，从而赋予了贺年以更多社会意义和更大人文价值。特别是中国古代一些文化典籍，记载了过年时诸多家人间的贺戒、亲朋间的贺赞、同事间的贺勉、邻舍间的贺慰，不仅为贺年注入了温情暖色，而且为何年增添了文明色彩。

时光流转到当下，伴随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态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攀升，礼贺仪式逐渐回归和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元旦、春节期间，最为集中和频繁。保持贺年的文化礼仪的本色和属性，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敬重气节风范、增进感情友谊的路径和手段，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在秉持贺年文化礼仪方面发挥了引领带动示范作用，比如春节前夕通过举办茶话会、座谈会，向各行各业的英杰骨干贺年，通过到边关哨卡、生产一线，向解放军战士和基层职工贺年，通过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向孤寡困难老人贺年，一份礼轻义重的年货，一番嘘寒问暖的话语，彰显出新型人际关系的温馨和热度。但是，有些地方的贺年过于铺张和奢华，问候不多“物资”多，语言不多“红包”多。这一方面使贺年这一健康的文化礼仪变味和异化，另一方面也冲淡了新年的喜庆祥和氛围。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国人的心灵仪式。贺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节日习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悠远的记忆和情怀，绵延着一个社会的情感归宿力和文化凝聚力。多年来，受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由共同事业建立起来的城市业缘关系的冲击，人们的血缘关系有所淡漠，亲情关系有所削弱，贺年这一文化习俗在维护家族和谐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下降。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定力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文化是每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使命。文化人过春节，更应葆有一份心灵的高贵、性情的儒雅和为人的亲和。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欣赏更钟情充满家国情怀和民族胎记的贺年活动，愿意秉持和坚守这一被当代人看来很原始很遥远的文化礼仪。

（作者：刘金祥，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