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6日 15版）

疫，这一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常见名称，是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自有人类，疾病就伴随而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染性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明确记有多种疫病名，如疟、疥、蛊等，并且还有“疾年”的记载。中华民族始终在同疫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把疫病的防治和自然环境、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

一

钱穆曾谓“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整个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中，天人的观念极其复杂，从最初的仰望苍穹、列星流布、行气变化的视觉意识，到观察、辨识、体悟和言说的对象，其漫长的历程和复杂的蕴含，可以说难尽言表。在最早的文献记载，天被拟人化作为膜拜的对象，呈现为原初的巫觋文化形态。周代以后，天的意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性之天与自然之天的观念同时被强化和系统化，逐步形成中国人的一种新的宇宙观。天对于人而言，不仅是敬畏的对象，也是可理解的对象，是与人的情志、愿望、理想可以交流互通的客体性存在；不是外在的本然之物，而是在人的活动之中与人具有了一定的认知关系，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并且是具有某种人化意义的可亲近的主观对象。所谓“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行之，圣人因而成之”。这种德性之天和自然之天的新型维度，是先秦儒家思考天人关系的起点，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

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实质是代表一个思想类型或思维模式来理解和解释问题，它属于一种哲学阐释观。所强调的是天道、人道合一的整体观念，强调它们之间主客体的互融，乃至主客无分，主中有客，客中有主。英国学者怀特海说：“作为完整宇宙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构起一种观念体系，把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旨趣同来自自然科学的那些世界概念结合起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恰恰是建立在审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基础之上的，它具有创造性的终极理想，中国古人就是这样来理解世界和安排人生的。如果去除了这些情景化的因素，只是孤立地谈宇宙观，这种思想类型或思维模式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臆说。

“道”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对哲学生命化特质的表述。一方面它带有宇宙万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体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然与人文融通在一起的表征。在中国古人看来，“道”是一种融于事物内部，又合目的性，并且可以感知和可以理解的对象，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规律性结果。天人合一体现着非常浓厚的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想。这与西方古希腊之后的“以神为本”、主客二分的思想类型或思维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二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道与人道是一体之两面，谈天道不能离开人道，谈人道也不能离开天道，天人本不二。所谓合一，是讲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平衡，讲天地万物之间的阴阳平衡，是讲一体两面的“和”，因此“和”是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一体两面中，天道即天理，它为自然万物之本，为自然万物立法，所谓“道生万物”“道法自然”。进而形成了“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之间相生相倚，生生有序的宇宙法则和“天命之谓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万物生成、演化的生命法则；形成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天地与人事紧密相连，天地人相统一的自然观和生命观。

人道的核心是“尚中”“允执厥中”，是天人之“和”在社会、人生中的体现。因此中道成为人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经过儒家的不断发挥，人道一词被赋予了更高的人文含义，在中道的基础上升华为“仁”道。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成为人道对做人基本价值的追求和社会伦理的底线。“和”作为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结果，“度”作为把持天人之和、阴阳平衡的标准，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道之源，以及“以德配天”“仁者爱人”与“慎独”的天人一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医道，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中国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体现，所谓医道同源。但是，这里的道不单指道家的道，而是天道与人道合一的道。在这里，天道、人道、医道合为一体，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不仅仅是疾病医学，而且成为具有丰富人文内涵，包括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一种被古人称之为“生生之具”的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之道的学问，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医道是天人合一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三

医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合理同”，密切关联。医道作为天道与人道在自然与人之间的体现者和践行者，从知行合一的实践层面把天道与人道中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因此，要理解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思想，就应当对医道有所了解，否则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层面。以前，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道人道医道合一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为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防治理论和实践方法。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周易》中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注意到气候、饮居和疫病的关系。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从整体上来论述医学，它不仅把人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将人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上工治未病”的养生、防治疫病的思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伤寒论》，总结出一套认识疫病的理论，根据病情的变化制定不同治法，开创了中国医药对疫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之后，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至近代已初步形成一个认识和防治疫病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防疫抗灾、救黎民百姓于病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治理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李伟，系宁夏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