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旸《 人民日报 》（ 2020年05月22日   20 版）

图为甘肃高台壁画墓出土画像砖“剪布图”。

纺织一直伴随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薪火相传，从未间断。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留下了大量与纺织相关的遗产，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历史文献、考古实物及民间传统工艺等方面看，中国使用纺专、纺纱或纺线技术的历史十分悠久。纺专是纺车发明前人类重要的纺纱工具，不同直径和重量的纺专可以让人们连续获取不同纤度和捻度的纱线，提高了生产效率。

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麻纱。不难想象，5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人们已掌握了纺轮外形尺寸、重量与纱线粗细的奥妙，熟练地纺出不同规格的麻纱，织造麻布。遗址还出土了骨锥、骨匕与骨针等原始纺织工具。随着原始纺织技术的发展，针和针上穿引的纱线逐渐演变为织机上的抒子和纬纱，匕成为织机的打纬刀。我们据此可推测当时中原的纺织技术和纺织规模。

编织是最古老的纺织技艺，斜编是被广泛使用的原始编织技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即采用平纹斜编。战国时期，双层斜编织物开始在楚地流行，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10余件图案简单的双层斜编组带，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过多种双层斜编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千金绦”。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锦缘绢绣草编盒，为我们讲述了2000年前的河西走廊，如何通过编织表达“锦绣心思”。草编盒用于盛装缝纫类工具及一些缝线、绣线等材料，可通俗地称为针线盒。锦缘绢绣草编盒外饰锦绣，四个侧面中心部位为长方形绢地刺绣。绢为红色，上以锁绣而成朵状类云状纹。盒体上边缘及各转角处以平纹经锦镶边，锦为黄地，显白色带钩纹样。刺绣的绣线为蓝、绿、白三色，线型纤细，绣技精良。还有两条配色雅致、图案细腻的绦带，密密缠绕在细致打磨的木板上，绦带均采用双层斜编技艺。由于双层斜编技艺较为复杂，汉代以后逐渐淡出。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沿线的纺织技艺呈现相通性。

甘肃高台壁画墓出土过一组画像砖，生动地展现了两汉、魏晋时期人们的纺织过程，图像写实，生活气息浓厚。剪布图中，画像砖边缘黑红两色绘屋檐，下绘跪坐二女用手共扯一织物，织物下方置篮奁，左边女子手持长剪，似准备剪布；开箱图中，一女子跪坐于地，打开箱盖，从箱中拿取衣物。魏晋时期，经济文化交流使河西走廊成为当时北方的富庶地区之一，高台魏晋画像砖真实再现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社会面貌，这些色彩艳丽、题材丰富的图像资料为历史“留影”。

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区B222窟锦彩百衲，与这些画像砖完全不同。它用废弃的零碎布帛加以补缀，因所用零碎布帛多，故又称“百衲”。从织物品种及类别看，该洞窟出土的百衲很有可能为北朝晚期至隋朝制作。该百衲由不同织物缝制而成，制作手法多样，颜色丰富多彩。纹样为唐代特色显著的花卉纹，多种花型集中在一起，再进行艺术处理，形成较为夸张、造型丰富的花型。百衲中的花卉造型多出现在织物锦中，颜色以红、黄、绿为主，且形式多样。

我国历代出土的百衲织物种类众多，在敦煌藏经洞中便有大量出现，以幡旗和伞盖较为常见。内蒙古代钦塔拉墓、金代齐国王墓、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中也出土过各种百衲饰品。

夹缬的名字屡见于唐代文献，如“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今朝纵目玩芳菲，夹缬笼裙绣地衣”等。唐代的夹缬施印于丝绸之上，多为五彩。在日本正仓院珍藏有一件唐朝的花树鸳鸯纹夹缬褥面，色彩绚烂。该件夹缬以花树鸳鸯构成大团花，花树下一双鸳鸯扑翅相对，花树上四雁俯视，这组单元图加以连续，组成了四方循环的精美图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这幅作品中夹缬工艺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每种颜色与颜色的分区鲜明，均为白边相隔，这是缬板夹紧时染液无法接触坯布的缘故。尽管这件夹缬已保存了1000余年，纹样依然清晰可辨，虽然局部出现了染料晕染，但更添一分岁月气息。

如果说历史是条长路，道路两旁有文明之花竞相绽放，那么纺织如同一朵鲜花，在文明进程中摇曳生姿。如果说历史是条大河，那么纺织如同汇入其中的涓涓细流，虽无惊涛拍岸，却华彩四溢、一路锦绣。

（作者单位：中国丝绸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