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志啸《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7日 11版）

一般认为，文学史意识的产生，始自欧洲，随后是日本，日本系受欧洲影响而生；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本，乃问世于19世纪末的欧洲（德国），继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史。对此，学界一般无异议。但港台学者黄维梁等曾提出，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产生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道理（主张这个观点的，还包括其他一些学者，但黄的观点最鲜明）。应该承认，中国本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不过，笔者所要特别阐述的是，不光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且其《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也多处涉及了文学史，还有，与刘勰时代相近的沈约、萧子显、萧统等，也在他们的论著中，涉猎或表现了文学史意识。故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已具有了明显的早期文学史意识，而这个意识的产生远早于欧洲和日本。

先看《文心雕龙》。《时序》篇毫无疑问，不仅涉及了文学史的意识，且作者以史的眼光，运用具体文字，系统地缕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齐历代——唐、虞、夏、商、周、秦、两汉、魏、晋、宋、齐的文学，包括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其中以《诗经》、楚辞、汉武帝时期文学为重点，完全可称为一篇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观点鲜明的文学史——只是描述与评判的文字较为简略而已。而且，在依历史顺序阐述的基础上，作者特别提出了具有文学史意味的著名观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即，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情”与“时序”，这当中，包括政治条件、国家兴衰、时代风气、帝皇喜好、统治者文化政策、社会学术风尚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与历史文化条件。可以说，整篇《时序》的阐发中，都贯穿了这个中心观点。应该看到，《时序》毫无疑问具备了文学史的意识，可谓文学史文本的最简略呈现。这还不够，如读者认真浏览《文心雕龙》全书会发现，除《时序》外，其实刘勰书中的论述，有多篇涉及了文体的阐发，这是它们分属于各种不同文体类型的表述——自《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盟、铭、箴、碑、杂文、史传、论说等各种文体。这二十篇，分别阐述历代文坛所产生的各种文体，刘勰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文体分类的角度，作了具体细微的产生发展、各自特征及其代表作的阐述，这从今天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分体文学史的雏形。此外，《才略》篇按时代顺序，分别述及各代重要作家，也包含了文学史意味。有学者或许会认为，从刘勰本人当时的写作初衷看，他是结合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阐发各种文体的特征、创作手法及其代表作，以作为《文心雕龙》旨在创作指导的具微展示——这话不错，但客观上，这些分文体阐述的篇章，无疑铺展了分体文学史的轨迹，具有了文学史的成分，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的雏形。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虽说属于对文学人物谢灵运的传记发议论，文中也阐述了沈约独倡的声律理论，但实际叙述的文字（前半部分），涉猎了战国至南朝历代文学的发展，且有精当的评论，不失为一篇简要的文学史，其中清晰透露了沈约个人朦胧的文学史意识（沈约此文开了后世史书中文学或文学家传论的风气之先）。试看文中所述，从“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开始，历述屈、宋“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至于建安”“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文体三变”，“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最后说到灵运、延年“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对这些属于前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沈约均作了精当的点评，包括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共同的祖式风骚、相互之间的异同比较，以及前后的影响关系等，足可称为一篇简明文学史了。由此可见，其时的沈约，已具有文学史的眼光了。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受沈约影响，形式雷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是文学传记的篇末议论，题目所涉范围似更广些，实际论述乃偏于汉魏六朝。文中从“吟咏规范，本之《雅》什”开始，历述曹植、王粲、李陵、张衡、曹丕、相如、扬雄……一路下来，点出他们各自的为文特色，以及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或影响，也是一篇极为简明的文学史，只是相比沈约一文，更着重于汉魏六朝时代，其所述及的作家顺序，似按文体形式，在汉魏间前后略有跳跃。在叙述古今文学发展的同时，萧子显提出了“新变”的观点：“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个观点，无疑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作出的辩证判断，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强调突出“新”与“变”，唯有“新”才是“变”，唯有“变”才能出“新”，而文学正是在这“新”“变”中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萧统《文选序》虽说是对其所编《文选》一书撰写的《序》，而其《文选》本身，则是萧统按自定标准编成的历代文选集子，但他的选家眼光中，不免透露了朦胧的文学史意识——依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与衡量文学的发展。《序》文从上古原始时代“文籍生焉”说起，历数诗、骚、辞、赋之代表作，其所述沿革变化，乃上古三代之文学发展简史。之后，《序》文特别概括了各种文体的写作特征——包括颂、箴、戒、论、铭、诔、赞等，从某种角度看，这体现了简明文体沿袭史之特色。当然，比起上述刘勰、沈约、萧子显，萧统的这种描述与概括，文学史的色彩与程度要薄弱些。

从以上所述可见，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毫无疑问，实际上已具有了早期初步的文学史意识，虽然这种文学史意识，较之欧洲19世纪产生的国别文学史意识以及问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确实显得简单且稚嫩，还远不具备系统的历史科学观念，且文本的呈现形式也比较简短，但不可否认，文学史的观念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公元5世纪前后）显已具备，且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文人学者。他们在所撰写的文章中，呈现了较为具体的对文学发展的阐述（包括历代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学特征的简单描述概括），蕴含了较为鲜明的能代表文学发展规律及特点的观念意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在南北朝时期，已具有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阐述文学的规律性发展的能力，这显然属于早期的文学史意识。

（作者：徐志啸，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