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5日 11版)

蜀石经拓本  资料图片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资料图片

【孔学堂秋季论辩】

时  间:2020年11月5日

主办单位:光明日报、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光明网

主 持 人: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

嘉  宾:廖名春(清华大学教授)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詹海云(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丁 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必然有自己经久不衰的经典。“经”是经久不易之书,“典”是规范神圣的典册。“经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或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的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特殊文献,或是对某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拥有怎样的文化经典呢?这些古老的经典对当今中国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本期孔学堂秋季论辩就围绕“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的主题展开。

为什么需要经典

主持人:为什么需要经典?经典对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中华传统经典在哪些方面影响和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廖名春:“十三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的“经”,另外一部分是后来的“传”或“记”。“五经”基本上是文王、周公的创造。现在看到的《尚书》,主要内容还是《周书》。《诗经》大部分应该还是周代的东西。《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也是周人的东西。《春秋》由《鲁春秋》来,《鲁春秋》应该源于周公。孔子及儒家诸子主要是阐释经典的价值,他们所作一般都称为“传”或“记”。孔子有《易传》,今本《易传》虽然不能说都是孔子写的,但基本精神来自孔子。《春秋》不是孔子的原创,但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主要还是在“三传”上面。《诗经》不是孔子作的,一般学者讲《诗经》,都讲《诗大序》《诗小序》,认为这些代表了孔子思想,地下出土的《孔子诗论》更直接,说明孔子于《诗》应该有“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贡献主要是在“传”上面,他们通过阐发经典,创造了新的经典。对于经典,我们要有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不能把“经”看成是静止的东西,应该有发展、补充。出土文献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像《五行》篇、《孔子诗论》《六德》等,都可以视为“经”的补充。

李景林:西方的人文学者,像雅斯贝尔斯讲“轴心时代”,帕森斯讲“哲学的突破”,大概都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经典有核心经典、原始经典和以后比较外围的经典。一个文明的核心经典基本上都产生在所谓“轴心时代”。文明都是从自然来的,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实际上就是在文明的初始阶段,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对文明、对自然、对人的存在本身和周围世界一种理性的自觉。我们现在的文明与自然处在分化状态。但是,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是文明和自然的统一。用老子的说法,就是“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在“始制有名”的时代,文明和自然是交错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经典,保持的是文明和自然的原初统一性。一方面,它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觉,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向,使得原初的自然被陶铸出特殊的禀性,不光是一种文的形式,而是文质合一。比如,俗话讲“从小看大,三岁知老”,道理是什么?小孩子从自然状态走来,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的教育就把他原来的自然素质陶铸成了一种特殊的禀性,这就规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中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通过这样一种理性的自觉,就已经差异化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我们作为个体在阅读经典时,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激励,得到很多感悟。一个文化整体也是这样。比如说,汉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偏了,还要回到源头上寻找发展的动力,重新创造。宋学也按照一个方向发展,走偏了,那么也还得回到源头上。轴心时代是文明和自然的交汇与统一,这个时代产生的经典我们总要回溯,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丁鼎: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奠基性和权威性思想价值的著作,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走向产生过深远而重大影响的著作。儒家经典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儒家的“六艺”之学,也就是经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传统国学的主要内容,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思想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六艺”之学作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材料,而更应该从中挖掘对我们现代伦理道德建设有价值的精神元素。因为“六艺”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系统的伦理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于社会起到过重要的教化作用。

    詹海云:儒家思想的第一根源是以人为本,因此,十分重视人性的探讨,这是中国在轴心时代的重大突破。所以,中国以后的哲学是建立在人性观上面的,对于道德十分关怀。儒家思想的第二根源是重视伦理与现实。伦理是指怎样先建立个人身心和谐的秩序,然后协助社会、国家、世界也建立一个和谐互助的秩序。如过从儒家经典中的“五伦”来讲,夫妇、父子是指家庭中的伦理,朋友指的是社会上的伦理。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可以让人有归属感、安全感,进而寻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认为这就是儒家的根、经典的根。

主持人:中华文化的根、魂、源都在儒家经典。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恰恰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前传2500年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根,后启2500年的智慧,经典不仅孕育了儒家,也启发了诸子百家,并开启了后世的思想,经典也是中华智慧之源。经典不仅是简单地复述历史,更不是死的文字,里面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尤其是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等。经典成了中华文明的范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寄托。

经典何以成为经典

主持人:刘勰《文心雕龙》说,经典乃“不刊之鸿教”,揭示了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这些2500年前产生的、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中国的经典(主要是“六经”),今天还有价值吗?它们的“不刊”性在哪里?“鸿教”价值又在何处?

廖名春:刘勰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非常有道理。经典之经,就是常,所以具有永恒价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周易》,庄子讲“《易》以道阴阳”,《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讲看待事物,不能只从一个方面看,要从二元的角度、从阴阳的角度去看,这应该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周易》里面讲做人,非常强调“孚”,就是诚信;强调“同人”,就是团结;强调“大有”,就是庇护众生,共享共有;讲为人要做“谦谦君子”,不能骄傲自大。这些都是“不刊之鸿教”。《尚书》讲王道政治,讲“其命维新”,强调“慎德”也就是重德,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论语》里面有价值的就更多了,许多都是我们做人的准则,治国理政的良方。

李景林:“不刊之鸿教”,一是说经典有永恒价值,另外落在这个“教”字上,所以中国传统经典主要的内容和价值,我想就在两个字,就是“教化”。孔子以“六艺”教人,“六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教化来达成人格的完成和人的存在的实现。《礼记·经解》里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然后就讲到《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六艺”的核心点在于教化成德,而“六艺”又各有自己的着重点,不能偏执在一个方面。所以孔子又特别强调,研究“六艺”要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游”字,“道”是根本,“道”表现在“德”和“仁”上,而贯通在“艺”里面。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只有把握住里边的“道”,传习“六艺”才不会偏执在某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教”的核心在于人心,所以马一浮先生讲“六艺之旨,散在《论语》,总在《孝经》”,要把六艺“统摄于一心”。这个“一心”就是我们的性德,性德出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的,这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丁鼎:“六经”均是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经典,因而其思想内容应当具有某种统一性,“六经”思想内容的统一性可以“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礼”具有统摄、贯通“六经”思想内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虽然古人没有明确讲出来,但是应该说这个意思是渊源有自,可以追溯到《礼记》《史记》和《汉书》等典籍当中,比如《汉书·礼乐志》就明确指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再比如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当中概括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也以礼为尤重。”而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家曹元弼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礼经学》中讲:“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也就是在曹元弼看来,“六经”思想的指归也是礼。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文献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就是礼。

人们常常用“内圣外王”(《庄子·天下》)来指代或概括孔孟之道。所谓“内圣”就是指通过自身的修养培养成圣人水平的思想境界。所谓“外王”就是指对外实行王道,按照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礼制思想来治理社会。先秦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孟子等人并没有直接讲过内圣外王这四个字,但其道德政治理想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内圣外王的思想。正如四库馆臣在《日讲四书解义》提要中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起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学与政治伦理,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学派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在儒家经典所展示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作为内圣的延伸和展开,内圣与外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儒家经典从不同向度,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和论述。尤其是《礼记·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实际上就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阐述。

詹海云:隋唐以前是“周孔”连言,宋代以后是“孔孟”连言。隋唐以前重视的是经学的政典的作用,宋代以后则重视的是“四书五经”的教化作用。这两个作用都很重要。我认为儒家经典之所以如此被推崇,就是其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既有道德的操守,又能探求真理,主张充实学养,具有做事的本领,所以,能够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

《大学》是立本,示人为学之规模;《论语》是亲切,指示功夫在日用家庭之间;《孟子》是养气,一生坚守其志;《中庸》是究其精微。所以儒家经典的“不刊之鸿教”意义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事、读书、做人。既要修为己之学,也要成己、成人、成物,我觉得这就是儒家的“不刊之鸿教”。

主持人:在儒家文明发展观里,文明其实就等同于礼。不过,“礼”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节文”。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的实质内容在仁和义,也在于事亲和从兄。事亲和从兄的文献就是《孝经》。如果从文献、从节文来说,“六经皆礼”没错,但如果从价值观或者从伦理方面来说,“六经皆孝”,或“六经”本于孝悌,更具有实质性。这一点孔子及其弟子有多种说法,有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在《孝经》中更明确地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有的教化都从孝开始。刚才李景林先生引马一浮先生说,“六经之义,散在《论语》,总在《孝经》”。东汉郑康成也说,孔子既定“六经”,又“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孔子也自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对于“六经”具有统帅的价值。“孝”和“礼”又是相通的,弟子向孔子问孝,孔子告诉他“无违”。什么是无违呢?那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是行孝的重要规范。孝和礼是相通的,一个主内在孝心,一个主外在孝行。如果说“六经”乃“不刊之鸿教”,其“不刊”性在于“礼”,那么它的“鸿教”价值就在于“孝”了。

当代人该读哪些经典

主持人:我们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就是表明它具有永恒性,也就具有“常”的价值。但是经典体系又是变动的,又具有“不常”性。常与不常,换言之就是“经与权”。儒家经典从孔子删定“六经”后,又经历“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体系演变,说明经典阅读有轻重缓急,在体系上是随时变化,与时俱迁的。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经典的价值也会适时表现出来。不过经书(包括其他儒家文献以及出土文献)数量很多,如果都要去读,必然出现“皓首穷经”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现实的。那么,现在就要请教各位先生,有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又有哪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可以纳入经典呢?

廖名春:经典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经典,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五经”,像《周易》《尚书》《诗经》,甚至《礼经》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第二个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传记系统,即孔子跟他的学生后学对经典的阐发,以“四书”为代表。《仪礼》现在就不是很重要了,它的价值还是在“记”里面,在《礼记》里面。虽然不能说《礼记》各篇都很重要,但是《礼记》里面有很多篇章是代表了孔子思想的,这非常重要。孔子对《周易》的研究有一部分在今本《易传》里,还有一些失传了,我们现在从帛书《易传》里也能够看到很多。孔子对《诗经》的阐述,过去没有系统的东西,现在出土文献中有《孔子诗论》。这些都属于传记这一类。《孟子》宋人也抬入了经,《荀子》有些东西也可以补入,像《劝学》《天论》等。第三个阶段就开放一点,从宋明甚至到清代,后儒那些有名的著作,都可以成为经典。在经典发展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没有多少选择了,就是“五经”。第二个阶段还可以继续选择和补充一些,可在“四书”、《孝经》之外再扩大一些。第三个阶段就更加要精选,更加要精确。这样,在过去“六经”“九经”“十三经”的基础上编一个新经典出来,才有现代性,才能更吸引人,发挥更大作用。

李景林:每个时代重视的经典是不一样的。传统社会,像汉唐重视“五经”,主要是重视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哲学,宋代重视“四书”,考虑是在教育、在心性修养方面。心性修养是个体的事,个体的事务就注重在心性方面。我觉得对现代社会来说,“四书”还是最重要的。“四书”比较简洁,一下子直透心性。以“四书”为中心,当然还要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些读起来比较方便的,像宋儒朱子的《近思录》,明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都可以去读。

“当代经典阅读”,我觉得“阅读”这两个字,用“传习”比较好,传统上是讲“传习”。阅读有注重知识的倾向,“传习”经典的目标,主要在于修养身心,要把获得知识与修养身心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把经典当作知识性的文本来看。

丁鼎:我认为现代的经典阅读体系或者传习体系的构建应该注意两个子系统的构建,第一个是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阅读,第二个是经典的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前者主要是面向大众和中小学生,后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的任务。通过对经典进行学术性阐释和通俗化的解读,使其越来越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进而对经典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相对来讲,“四书”应该是儒家经典的精华,因此,应该把“四书”作为儒家经典首选的必读书。

詹海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是到底阅读哪些经典?第二是怎么样培养传播者?也就是学者的养成问题。第三是经典怎样跟当代的重要问题有机结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阅读经典应从“四书”着手。“四书”里面应该特别重视《论语》。经书里面,则首重《孝经》。宋明理学的《近思录》《传习录》也要读。在读《论语》时,我们会读朱熹,但是现在更要读的是王阳明心学一派的《论语》学,因为其中有一些很特别的心得。比方说文人张岱的《四书遇》,还有王阳明及其后学对“四书”的解释,其中有很丰富的心理学与哲学的诠释,以往被我们忽视了。另外,我想提出对“传习”两个字的理解,以就教于大家。我们常说“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上面应该有一个主语。谁来尊师?谁来重道?如果学生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老师所传的道,老师怎么可能会受尊敬?道怎么可能传得下去?所以这个“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东西,他能够体会、接受,“习”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以后,愿在生活中去实践它,或者愿意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传习”就是学生愿意不断地去看书,也愿意接受老师的解释,然后又愿意不断地去实践。总之,我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把经典传习落实在可以实践上,才能对生命个体及社会大众产生效益。经学在古代中国是一切学科的总源。因此,研读经典要把各个学科打通,也要把古今跟中西汇通在一块。如何把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当代潮流的主要命题与仁义礼智信、民本、逍遥、齐物、慈悲、成己成人等经典核心观念结合研究?必须要把这些重要的观念做一个全面、精确、详尽的诠释,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另外,我们更要重视如何将经典融入现实生活,使之为当下人们的需求服务。总之,我们必须进行批判性地反省检验及正能量地继承创造,使经典的永恒性、普遍性、创新性为大众所接受,并愿意发扬光大之。

主持人:就儒家经典来说,汉代构建的经典体系是《论语》《孝经》加“五经”。“蜀学”也是这样,文翁在成都建石室学宫,传的就是“七经”,也就是“五经”加《论语》和《孝经》。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是“九经”,但是同时也考“兼经”,就是《论语》和《孝经》。《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到了宋代,王安石改变学制,才把《孝经》替换成《孟子》。后来程朱构建了“四书”体系,其初衷也只是把“四书”当成入门的、初级的阶段,最终还是要读“五经”,所以他构建的应该是“四书五经”体系。稍早,在五代后蜀开始刊刻并延续到北宋的蜀石经,一共刻了十三部,把《孟子》也正式刻入儒家经典,形成“十三经”体系。这是经典体系演变的大致情况。

就当下来说,应当兼顾“大众阅读体系”和“高级研究体系”(或者“理论构建体系”)。廖名春先生提出精选法,精选一些文献构建新的经典,走的是“选学”路径(当初孔老夫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也是这个路子)。第二个路数就是李景林先生说的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第三个就是丁鼎先生提出的“大众传习本”和“学术阐释本”。在我看来,对于经典可以有所区别划分,大众读本以“四书”为主,但不应把《孝经》排除在外。如果要寻求儒学的当代突破,更需要在文本上有所突破,被传统学人忽略的一些文献是否也可以考虑纳入?比如《国语》,其实跟《左传》性质相同,《左传》是按年代排,《国语》是按国别排,都可以辅翼《春秋》。还有《逸周书》,有很多篇章是相当不错的。再就是出土文献,很多应该整理出来作为大众读本。总之,要根据当下人们的实际需要来构建一个新的经典体系,至于怎么构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儒家经典影响中华历史,是客观事实,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也应是当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换言之,读好儒家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理解和宣传好儒家经典所提倡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能事半功倍。文化自信当从儒学复兴开始,儒学复兴又当从经学繁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