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邓小平不同寻常的三次上海之行

刘 杰 冯 婧

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代伟人邓小平一生中多次来到这里,和这座英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主要记述的是1927年7月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不同寻常而又鲜为人知的三次上海之行。早年首次途经上海: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告别故乡乘船出川,经过上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74年后,90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外地过的春节。此时,他还关注着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

上海之行一: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开始了两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1927年3月底,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到达西安,受到冯玉祥接见。在与受冯玉祥邀请在国民军联军担任政治部部长的刘伯坚接上头后,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青年邓小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并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然而,4月至6月,邓小平坚持在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西北军官学校)和西安中山学院授课。这两所学校实际由中共党员领导。5月20日,邓小平应邀出席陕西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23日,邓小平在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6名正式执行委员之一。24日,他在第一次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被推选为3名常务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企图联冯反蒋反共。12日,邓小平应邀出席了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召开的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在会上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电促汪精卫“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实现宁、汉合作。之后,冯玉祥在部队和所辖地区开始“清党”反共,下令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得到消息后,邓小平经与刘伯坚、史可轩、李林商量,决定不去开封“受训”,而去武汉找中共中央机关。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到武汉。

7月初,邓小平在汉口找到中共中央机关,被安排在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主要工作是管理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参与起草文件。在这里,邓小平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的张锡瑗重逢,并开始在一起工作。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1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分共”的决定,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7月中旬,中共中央将聚集在武汉的党员紧急疏散、撤离,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中共各级组织迅速转入地下。随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辗转于汉口、武昌,同国民党周旋。为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改名为邓小平。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举行。3日夜,邓小平住到汉口俄租界的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2楼,参与即将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后通称为八七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担任记录。在此,他第一次见到了与他革命生涯中“三落三起”密切相关的毛泽东。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在白色恐怖笼罩中,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开始了两年职业革命家的地下秘密工作。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1920年他途经上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当时,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办公地点主要设在四马路即今上海福州路447号,同孚路今上海石门一路柏德里700号,永安里135号,五马路今上海广东路清河坊。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事务秘书长的职务。

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央常委、政治局和其他重要工作会议上作记录。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组织局、职运委、秘书处。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央秘书处。

1927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负责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1928年,邓小平继续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报告参与起草中央《致湖北省委信》的情况。该信批评了湖北省委的“盲动主义倾向”。

2月12日,邓小平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集的政治谈话会,并作记录。会议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全党政策、革命潮流及组织等问题。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记录。会议讨论了广州暴动及总政策等问题。3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记录。会议讨论瞿秋白起草的政治通告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通告》、湘鄂赣等问题。15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记录。会议讨论了中共六大代表名额分配等问题。

这一年春天,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上海广西中路的四川风味餐馆聚丰园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30多人参加。婚后半年多时间,邓小平、张锡瑗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公共租界的小沙渡路遵义里即今上海西康路24弄11号的一幢小房子里。与此同时,根据党组织安排,邓小平在五马路清河坊开一家杂货铺,作为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的一个秘密地点。楼上居住,楼下为铺面。不久,将杂货铺交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经营,另开一家古董店,以老板身份掩护工作。

1928年3月,邓小平在上海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张锡瑗结婚

4月15日,邓小平到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望志里与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秘密接头,谈完工作刚从后门离开,罗亦农即因叛徒出卖被英国巡捕逮捕,邓小平侥幸逃脱。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被杀害。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

5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政治局常委特别谈话会。参与讨论22日中共湘西特委关于湘西工作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来信。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起草中央致湘西特委的信,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6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向会议提交代中央起草的致湘西特委的信稿。会议讨论、修改后通过。信中提出,目前湘西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和发动群众组织的工作。群众工作的发展,不要偏重于乡村的农民斗争,要特别注意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军事斗争。在组织上,湘西特委必须根据中央最近的组织通告进行改选。会议还讨论通过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给河南省委的信。信中提出要加紧麦收斗争,不要轻易发动暴动。5日,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记录。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转红四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指示信是对毛泽东5月2日给中央来信的复信。信中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的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指示信批准毛泽东来信中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

20年代末30年代初,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

1928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等。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邓小平所任的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5个科。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在讨论四川问题时,鉴于四川省委对中央指示信执行不力,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指导工作,为期3个月。8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议,因邓小平要去四川,调赵容(即康生)来中央任秘书长。后中央改变决定,邓小平未去四川。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报了彭湃、杨殷等人被捕事件(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因叛徒告密,遭国民党当局逮捕,30日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央军事部部长,罗登贤调中央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立三兼农委书记,余泽鸿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

上海之行二:1930年1月,从广西途经香港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委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补充报告广西工作和百色、龙州起义准备情况。

1929年8月底,邓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中央机关交通员龚饮冰陪同,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俞作柏部开展统战工作,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原来,早在6月份,俞作柏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被任命为广西部队编遣特派员,二人执掌广西军政大权。他们听从俞作豫的建议,请求中共派得力干部帮助工作。俞作柏赴广西时取道广州、香港,与中共组织洽谈此事。7月、8月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向广西派遣张云逸、陈豪人、袁任远等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俞作柏领导的省政府和李明瑞领导的军队,和之前被派回广西的雷经天、俞作豫一起开展工作。9月初,邓小平途经香港,与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了解广西情况。与贺昌、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商议在广西开展工作的计划和步骤。9月上旬经越南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在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的中共广西省委秘密联络点,与雷经天、陈豪人、俞作豫等取得联系。听取情况介绍,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工作任务和部署。决定:发动群众,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做好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继续采取单线联系、秘密接触的联络方式;筹备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指导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方面的九个草案,确定广西党组织今后的工作路线和中心任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广西特委。

11月中旬,邓小平化装成商人,带领袁任远等到龙州做李明瑞的工作,商议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创建左江根据地的步骤,之后从龙州赴上海。途经平马住宿,与雷经天研究布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准备工作。至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时,与从龙州赶往百色的李明瑞相遇,随即一起返回百色。李明瑞此行为的是同邓小平、张云逸商议趁蒋桂在粤桂边混战之机,联合攻打南宁并进军广东。在百色清风楼,同李明瑞彻夜长谈。说服李放弃攻打南宁计划,并向他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准备领导发动左右江起义,组建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计划。以中共广西前委的名义,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邓小平

12月初,邓小平根据龙州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对百色起义的部署作重新调整,右江先行起事。随后,带领何世昌等前往龙州。在龙州,连续两天主持召开有2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以及在百色召开的中共广西前委会议精神,讨论制定龙州起义工作计划。在会上提出,要抓紧建立和健全左江地区的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到部队中担任要职;恢复中共左江军委,负责领导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军队中各营成立党支部,各连成立士兵委员会,清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旧军官。会后,离开龙州去上海。10日,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分别组织召开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转变为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两个决议。

12月11日,按邓小平、张云逸等的既定部署,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召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到会群众三千余人。大会宣告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25日,中共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批准红七军前委组成名单。提出如邓小平已离开百色返回上海,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如尚未离开,仍由邓小平负责。信中提出,红七军前委总的策略“必须更加坚决地扩大和发展当地的红军及农民的武装组织,普遍地广大地动员右江的群众斗争,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并深入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中心任务”。红七军发展的方向“毫无疑义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

1930年1月,邓小平去上海途经香港时,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就广西的工作和百色、龙州起义的准备情况作补充报告。指出:“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须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谈到左江的工作时提出:“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会合的前途。”

到达上海后,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自己赴广西以后的工作情况。

在上海汇报完工作后,邓小平赶到宝隆医院照看临产的张锡瑗。张锡瑗生下女儿后,因患产褥热去世,婴儿也在几天后夭折。但是,由于工作需要,他来不及料理妻子的后事,匆匆离开上海,返回广西。张锡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1925年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识了邓小平。1927年张锡瑗回国后,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成为邓小平的下属,1928年初,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多年后邓小平曾深情地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途经香港时,邓小平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用无线电与上海联络,并委托他回上海后帮助料理张锡瑗的后事。

2月1日,按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龙州起义举行。中共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1万多人参加的工农兵群众大会。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广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不久,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美术作品《红七军与红八军》

2月7日,邓小平从香港取道越南回到龙州。得知俞作豫率红八军主力准备会同红七军攻打南宁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估计,攻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八军更为危险,有全军覆灭的可能。根据中共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命俞作豫率红八军撤回龙州,同时电令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的行动。

2月8日,邓小平出席龙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建设、保卫革命根据地。2月9日,邓小平召集中共左江特委和中共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部署左江地区工作。在讲话中指出,左江工作没有斗争路线,没有抓住中心工作,没有做到接近群众。根据中央决定的左右江工作策略,提出红八军及左江工作布署,会议决定改中共红八军军委为中共红八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组成,邓小平任书记。会议还宣布接受李明瑞的请求,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同时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谴责法国驻龙州领事官因龙州民众进行革命运动而发出无理照会,照会中提出倘共产主义蔓延龙州,将请越南政府派遣武装卫队护卫。19日,根据邓小平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体育场举行万人反帝斗争群众大会。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侵犯中国主权的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数千名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烧毁海关楼,包围教堂,驱逐七八个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出境,没收其不法财产及窝藏的当地地主豪绅的武器等。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反帝行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声援。3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社论《赤色的龙州》,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

龙州《工农兵》报发表的《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

3月下旬,邓小平由赤卫军护送,前往东兰。4月5日,到达东兰县武篆区今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与雷经天、韦拔群会合,住魁星楼。通过俞作豫派来的情报员,了解到红八军失利的情况。20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七军前委,肯定红七军的工作,指出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更加紧迫地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特别是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前途,要求红七军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信中指出:自小平同志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报纸得到一些消息。小平同志回去时,带着中央很详细的指示。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信中还指出:红七军执行中央的指示尚有不够的地方。如没有很快集中力量,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广东的北江、西江发展,并且曾有进攻南宁的错误计划。久留左右江终将被敌人切断。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发展路线,从速集中力量,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作为广东东江北江暴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与东江、闽西红军向广州进攻,争取广州胜利的前途。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旧址全景

5月上旬,邓小平到河池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后,主持召开红七军党员大会,传达从上海带回的中央指示。在讨论红七军的行动问题时提出:(一)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二)自红七军离开后,右江群众失败情绪非常深,对红七军不满。红七军需要回右江一个时期,以发展和巩固右江工作。(三)回右江可以扩大红七军。(四)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问题。意见得到大家赞同。会议决定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和改编红七军,3个月后向外发展。中旬,和李明瑞、张云逸等率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回师百色。途经东兰县武篆时,在魁星楼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回师右江地区和巩固根据地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关于七军的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有同志到沪报告龙州部分失败情形外,大部分的行踪,中央不甚明了。六大指出的在总的新高潮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区胜利这一前途已摆在面前,红七军要利用这一时机,扩大红军,加强战斗力,坚决地攻打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信中对红七军前委批准李明瑞入党并担任红七军总指挥提出批评。

上海之行三:1931年2月,从广东途经香港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红七军千里迂回艰苦转战的实况。7月由上海离开中央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4月29日,邓小平在上海撰写完成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七军工作报告》。书面报告共15000字,分4个部分,详细报告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和战斗的经过,左右江地区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1931年4月,邓小平在上海给中央撰写的详述红七军、红八军战斗历程的报告《七军工作报告》(节选)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1930年7月中旬,他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开到平马镇进行整训。举办为期3个月的教导队,培养连排基层干部,他给学员讲授第一课,主要讲右江的革命形势和举办教导队的目的、意义及要求,鼓励学员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举办了右江地区党政干部训练班,来自东兰、果德、恩隆、奉议等县的50多名干部参加训练和学习。

10月2日,邓小平在平马主持召开中共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根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思想通过的决议,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对此,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提出,红七军仅几千人,与势力强大的敌人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在南方局代表等坚决主张下,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指令,改编部队进攻城市。

11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红七军前委作前委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会议改选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仍为书记。前委在南方局代表领导下工作。8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并和李明瑞、张云逸等陪同邓拔奇骑马检阅部队。9日,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开始北上。11日,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到达宜山县怀远镇。这时,在是否攻宜山县城庆远的问题上,红七军前委发生争论。邓小平和李明瑞等反对攻打庆远,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死守。最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攻打庆远,绕道渡过龙江,取道天河镇。17日到达天河再次讨论行军路线时,前委决定从长安渡河。下旬,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到达三防。邓小平又受到南方局代表等人指责。提出辞去红七军前委书记职务,建议由他人担任,未被会议接受。12月5日后,和李明瑞、张云逸指挥红七军攻打长安未下,后同黔军展开激战。26日,强攻武冈县城失败,部队伤亡很大,士气大挫,遂向湖南新宁撤退。

1931年1月1日,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沿湘桂边境复入广西。2日,占领全州城,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决定到湘粤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红七军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7日,到达道州后。9日,攻下江华县城。11日,向远离中心城市的桂岭前进。14日,到达桂岭后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2月2日,红七军到达湘粤交界的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与敌激战,消灭敌人1000余人,但红七军士兵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计划,速出乐昌,退出北江地区,到江西寻找红军。5日,到达杨溪镇长来渡口。红七军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行渡过乐昌河(武江),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殿后,一旦发现敌情,前后掩护。中旬,两部先后进到崇义。2月17日,邓小平在崇义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在此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加紧党的工作,整顿和扩大红军。下旬,在崇义领导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成立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并派出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红七军前委决定改称红七军团委(又称小前委),邓小平任团委书记,成员有佘惠、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张翼。

3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团委会议,提出回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得到团委成员赞成。会议决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10日,和许卓在长潭慰问红军医院伤病员后,与许卓商议决定,自己直接赴上海,许卓回部队。分手前嘱许卓:部队不要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完成任务。必要时可向遂川一带行动,向井冈山靠拢。之后,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交通员护送,步行数天,到达广东南雄,在城内中共地下交通站住宿。后由南雄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到广州转道香港,乘船抵上海。李明瑞率红七军五十五团撤出崇义县城,经过埠、金坑和上犹县营前向遂川转移,不久到达永新,与湘赣边区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师。

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

《七军工作报告》还总结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就在报告写完的2个月后的1931年7月,红七军2000多人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会师,编入红三军团,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红七军历时10个月,转战桂、湘、粤、赣四省,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各种困难,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合。对于邓小平写的这个报告,受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不予理睬,5月14日发出《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指责红七军的工作。信中说:“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的明显的了!”

5月上旬,邓小平根据中央指派,在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陪同下,乘船赴芜湖,巡视安徽省委工作。在芜湖潇江路94号武英家中,会见省委负责人,召开会议,了解安徽党组织被破坏的详细情况,提出处理安徽党务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安徽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由武英、谢节之、刘震等人组成的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武英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的工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新的省委建立之前代理省委工作,决定目前的任务。在讨论武英等提出皖南几位县委书记有“取消派”“改组派”嫌疑时,要求进行考察,暂不与他们发生关系。5月中旬,返回上海。看到5月2日《时事新报》刊登的来上海求学的胞弟邓先修寻找自己的启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斐德路口(今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派地下交通员了解确定后,找到邓先修的住处,将他带到别处谈话。为避国民党特务注意,让邓先修及与他住在一起的3个同学立即搬家。之后多次与邓先修秘密见面,引导他参加革命活动,还带他到江湾公墓祭扫张锡瑗墓。6月,邓小平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终获批准。此前曾请求回红七军工作,未获批准。

7月14日,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同行的有同时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的金维映(当时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乘船到广东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州,再乘小火轮到茶阳,后改乘小船到大埔县青溪上岸。经福建永定、上杭到达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驻地长汀。8月初,邓小平到达江西瑞金。不久,与金维映结婚。9月下旬,邓小平以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瑞金县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0月下旬,邓小平领导创办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11月7日至20日,出席在叶坪谢氏祠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负责会场组织、代表住宿安排等工作。

1932年5月下旬,邓小平被调离瑞金,到会昌县担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6月,他出席在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交界的筠门岭倒水湾召开的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并讲话。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此后,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在“查田运动”中,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打击富农,抵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博古、张闻天等先后从上海到达瑞金。《斗争》第3期发表署名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文章指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自此开始,邓小平遭受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的连续打击,最终于5月5日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同月,被下放到七里村参加劳动,进入了人生的低谷,这就是他一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刘 杰 冯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