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渡大渡河之三

泸沽改道分兵

泸古,古台登千余年县治地,系安宁河谷通往大渡河的三岔路口、咽候要道。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泸沽去登相营翻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今汉源大树镇),由此渡过大渡河到富林经大相岭至荥经,是通往雅安至成都的大道。有护路驻军,途中小相岭南北百余里为彝族聚居区。二是从泸沽沿安宁河谷地北上经冕宁、拖乌到安顺场、纳耳坝(今石棉县永和乡),是到泸定的捷径,去雅安的小路,是一条崎岖难走的羊肠小道,途经大桥翻过峨瓦山至栗子坪百余里为彝族聚居区,大小道路均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唐代称之为“建南大道”。

1935年5月20日晚,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听取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里程、敌情、居民和给养情况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方党组织代表李祥云并听取了汇报。根据敌情分析,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重点。红军如走大树堡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如走冕宁、安顺这条小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但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据此,先遣队首长刘、聂商议,报中革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带领第二师五团、师侦察连、第三军团十一团一部走越西佯动,迷惑敌人。当时中革军委在行军中未联系上,刘伯承、聂荣臻商量后决定当机立断,决定第一先遣队经冕宁、大桥、拖乌、夺取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沿登相营、小相岭、越西、海棠、河南站去夺取大树堡佯动,并决定于当日晚起程,作出了在泸沽改道分兵,并提前行军的决定。晚9时,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第一团从泸沽出发,以进步青年李发明、向德纶为向导,经过石龙桥,于21日凌晨1时左右到达冕宁县城,红军皆在街头房檐下露宿。

泸古分兵遗址

5月21日凌晨,先遣队同中革军委联系上后即以刘、聂名义将《侦察报告》上报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于21日17时电令全军,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纳耳坝安顺场北进。分兵越西声东击西。

5月21日18时,中革军委再次向全军电令部署任务,令红军一先遣队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第二师第五团等迅速占领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堡,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正面之敌;红军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秩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擦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牵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但实际情况是:中革军委为保证红军万无一失,采取了两套方案,三军团仍按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在泸沽继续沿红五团行军路线向越西方向前进。虽然同意刘、聂的原渡河路线的“更换”——从宁雅正道换作了“翼王故径”,但从电令上看,中革军委的第一选择是纳耳坝,第二选择是安顺场,仍未将安顺场渡口作为渡河点“第一”“或”“唯一”选择,而是将“纳耳坝”作为第一选择。这说明72年前翼王兵败紫大地,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还是一个阴影。中革军委改道电令发出时,先遣第一队正从泸沽北进两站路,达冕宁县城北之大桥场,先遣第二队第二师第五团等从大路逾小相岭已占领越西县城。

中央红军泸沽改道分兵,选择到相对来说敌人兵力单薄的安顺场渡大渡河,使渡河成功,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的妄想。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撰稿:石棉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供稿: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