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

共同体建构的三个向度

孙尚诚

现代村落共同体需要同时面向三个向度:政治功能上的治理力,社会功能上的开放力,文化功能上的凝聚力。四渡赤水地区的村落,基于政策导向、实践传承、红色记忆等原因,适于率先完成这三个向度。

一、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

随着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加速,个体意识不断上升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宗族血缘基础上的集体意识,地域和行政结构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不断弱化,“后乡土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不可避免地逐渐解构和退场。然而,与此同时,一是基于几千年“熟人社会”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影响;二是基于人对社群团体归属感的内在需要和对由此衍生的互助型社会关系的外在需要;三是乡村治理突破困窘的必然要求,“反思农村治理,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农村内在凝聚力不足、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减弱和村庄共同体衰落等问题……破解当前农村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振兴,核心在于村庄共同体的再建。”一种新型的、足以应对社会转型及其问题的、适应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产生。

这一“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同时朝向三个向度:

第一,它需要具备空间场域上的现代治理功能,在继续夯实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治理制度的同时,作为“微型单位”而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形成长效推动乡村振兴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第二,它需要具有一种突破空间局限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开放力,以应对当代社会转型引起的流动性。现代中国的村庄显然既不是滕尼斯所思考的礼俗共同体,也不是涂尔干描述的机械团结型共同体,它既依据历史惯例和自然形成的居住格局保留了地理上的村落土地边界,又由于市场自发运营、上级政府土地整合规划、城镇化持续影响等原因,边界经常发生改变,邻里结构形式也可能发生改变。

第三,它还需要具有一种内涵又超越于血缘亲缘、宗教信仰、传统民俗等因素的力量,来形成共同体强大和强韧的凝聚力。与传统村庄的居住界限清晰、基于血缘发散而形成较稳定的人口结构、以传统宗教信仰和地方习俗为精神纽带等特征不同,现代村庄不仅各种要素常态性突破地理边界而自由流动,人口迁移的加速及现代农村产业布局的统筹安排等因素,也引起了村民群体结构的经常性改变,而宗教信仰的祛魅与民俗庆典的空心化,又使得传统村庄的内聚性失去了精神基础。

四渡赤水地区无疑是最适合于同时考量这三个向度的场域之一。

首先,国家治理的“大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村落共同体建设有很好的政策导向和支持,有全国各地乡村建设的经验参考,有来自学界和媒体等领域的诸多建树性意见。和全国各地的现代村庄一样,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也处于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四渡赤水地区连接川、滇、黔三省,多年以来,依托厦蓉高速、赤水河航道、长江航道等,已在实践中建立了地区与地区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互动互联基础。村民对村庄的认同与依附,已不再拘囿于地理结构上的边界,而更多是基于村集体资源和资产的利益共享与分工互助等因素,思想并不僵化。在这一基础上,来建构一个现代村落共同体,培育一种新的共同体内思维方式,削弱人口和要素流动带来的影响,显然已具备良好的前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使得四渡赤水地区建构现代村落共同体最有优势的因素就是这一地区强大和稳固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因其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留下的一笔笔浓墨重彩、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深得民心。四渡赤水所内含的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灵活创新、人民至上等元素,已经成为穿透历史长河的伟大力量源泉,并透过这一地区的红色景观来不断振奋人心。这种振奋的力量,其它精神性因素可媲美,足以成为建构红色情感共同体、红色文化共同体、红色价值共同体的稳固根基。

二、基于国家治理大环境的党建引领村落共同体

首先,将党建作为“红色引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入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一是完善乡村工作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要强化党在“农村基层小微权力清单”机制中的关键性作用,强化党在村级事务决策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党员到户”来扎实做好党组织领导乡村基层的工作,从“机体细胞”层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布局进行积极的红色回应。

二是抓好乡村制度规范,全面落实乡村有职党员岗位责任,同时还可以根据各村庄具体情况为无职党员临时设岗定责;推行“红色指数”的考评和鼓励机制,以此推动党员在乡村治理工作中积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结合革命建设过程中的党史、红色乡史、红色村史进行理论宣传和学习教育,积极对接泸州四渡赤水分院等机构组织的“红色故事悟初心”巡回宣讲会、实施“名师送教入基层”等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也加强基层党员对“家园”和“家园红色精神”的系统、清晰、准确认知,为构建红色的村落共同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奠定基础。

其次,以党史、红色乡史、红色村史的学习教育来促进治理实践,燃起乡村振兴的红色“火炬”。

一是依托各乡村的地理优势和红色资源优势,培育一批承接红色基因的红色企业,开创有四渡赤水红色基因特色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之路,紧扣“富乡兴村”,认真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二是抓稳常态和长效红色教育,通过组织村民观看四渡赤水主题的红色电影、举行四渡赤水的红色故事宣讲比赛和唱红歌比赛、鼓励村民自发拍摄四渡赤水微电影和其它微视频等各类形式的活动,用四渡赤水的革命历程鼓舞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斗志,用红色传统凝聚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力量,用革命经验启迪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智慧。

三是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独特优势,落实好资源现状分析和保护、资源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挖掘和利用等工作,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的产业势能。譬如,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将旅游与文创、教育、交通等相关产业紧密结合,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文旅产业,发挥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经济功能;依托自然山水特色来开发乡村的红色资源,整合完善村落的人居环境,完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村落的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红色旅游的精品线路和典范线路。同时,发动村民以土地认股等形式参与村庄的集体经济建设,打造和发展红色文化广场和红色农业生态园林等,产业收入由村集体所有,村民按股份享受分红。

最后,无论是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工作,还是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势能的工作,都需要人这一主体力量来完成。四渡赤水地区要建构现代村落共同体,走稳走好乡村振兴之路,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引进、留住。为此,须完善人才发展保障长效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情感劝导和吸引、红色宣讲和激励等做好人才回流工作。

二是持续稳定增加人才成本投入,“家安”才能真正“心安”,通过适当提高收入吸引素质高、能力强、情怀美的人才投入红色村落的建设当中。

三是打造一批知村、爱村、宣村的人才队伍,能凭借其对红色资源的熟悉和热爱来宣讲红色历史、弘扬红色精神、推广红色文化,促成“红色血液”在村庄建设中的畅流。

三、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数字村落共同体

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在建构数字型村落共同体时,可从政策导向、数字弱势群体现有存量两个方面着力。政策导向包括中央关于数字乡村的文件精神指引,也包括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国家乡村振兴局以及各级政府对口部门的支持性政策指引。在这方面,可借鉴泸州市纳溪区作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经验,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借助数字经济和智慧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大布局中的“弯道超车”。数字弱势群体指的是处于“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比如难以跟上数据时代的老年人、边远和贫困山区的村民(尤其是家庭妇女)、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人群等。四渡赤水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天然劣势,乡村中数字弱势群体存量相对较多。

这个现实直接构成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在建构现代数字村落共同体时的难题和掣肘,需有针对性地去改善和解决。

首先,要以政府为主导,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鼓励、舆论信息引导等方面着力。要加大对基层乡村,尤其是网络信息覆盖薄弱的边缘乡村的信息基础设施投入,推进互联网的“无死角”和全覆盖;要通过财政税收补贴性倾斜政策等,鼓励研发数字技术的企业在考虑市场需求时更多转向数字弱势群体,根据此类群体的特殊性针对性开发和销售新技术和新产品;要与学界调研团队和社会公益组织等合作,对乡村社会的数字弱势群体进行现状调查、可变分析、定点帮扶,普及数字化知识;要通过官方媒体+公益性媒体+民间自媒体的舆论宣传模式,加强数字化生产、消费、运营宣传,提高乡村的数字化意识,提高乡村对数字政务、数字技术、数字生活等的认知和实操水平。

其次,要依托现有教育体系和教育机构,并充分调动村委会的力量,鼓励现有各类教育机构定点进行公益援助,在村庄设置固定的学习站点和培训站点,加快在基层村庄中普及网络化、数字化知识和技能;对有明显学习困难或学习障碍的数字弱势群体,村委要及时发现并提供信息站点,与站点对接安排专门的对口学习扶助。在这一过程中,可采取“树典范”“立标兵”的做法,对学习成果显著的数字弱势群体进行适当奖励和宣传,促成村民知数、爱数、用数的习惯。

再次,要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乡镇经济的东风,引导村民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尝试众筹农业、共享农业、云农场等新模式和新业态,通过经济效益刺激,悄然将传统村落引渡为现代数字村落。

四、基于红色基因的文化村落共同体

在同样的地域民俗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拥有同一先祖血脉甚至拥有同一姓氏的人,基于重大革命历史等产生出共同价值理念认同的人,都是“熟人”。熟人社会的话语方式强烈呼唤熟人社会的结构体系,并由此而获得内在的、足以培育群体行为习惯的,产生普遍相互信任和相互依存的归属感。显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归属感”无论是对于共同体的社会治理而言,还是对于共同体的可持续精神内聚力而言,它所起到的都是低耗累进效果,是任何其他精神力量所难以比拟的。

“亲历”使得四渡赤水地区红色村落关于革命的红色记忆成为诸多村庄的集体记忆。这里所说的“亲历”,包括革命年代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第一代亲历者,也包括第二代第三代“亲历者”,后者之所以也被称为“亲历者”,基于其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从未脱离过红色记忆和红色精神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一代亲历者回忆和渲染的战争故事,来自被外界景仰为革命老区的氛围,也来自革命遗址、场所、文化遗产等“固化”下来并不断重现的历史场景。相较于第一代亲历者,后来的亲历者尽管并未亲身经历过战场的激荡,但红色记忆和红色精神在其心灵之中的印刻不一定比第一代亲历者淡薄,这是因为,其从认知和触摸这个世界开始,就一直“相遇”于红色记忆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确认为红色记忆的接受者与传承者。在宗教信仰和民俗礼仪不断祛魅的现代社会生活,在这些革命村落之中,这一红色集体记忆必然要取代传统宗教和民俗的位置,成为凝聚村落并形成集体认同的强大力量。如何借助这一力量构建文化角度的村落共同体,让现代村落保有并超越传统村落的聚合性,也就成为当下尤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在四渡赤水地区,要建构现代的文化村落共同体,最关键的是要基于革命村史而建构起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符号域。以革命故事和革命村史为例,由于讲述者太多介入了个人情感和记忆混同或错觉,现有的版本常常出现一些分歧。这势必会削弱这些文献符号对社会生活的“生产性”力量。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口传文献进行叙事规范,以促成红色文化通过文献符号的再生产顺利实现。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孙尚诚(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