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千里征战 全州城追思缅怀

胡山 蒋和平

89年前,广西北部湘江地区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数十万国民党军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壮、最关键的一战,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不朽的史诗篇章,也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凭吊广场鸟瞰(全州县)

气清景明缅怀先烈,慎终追远红色传承。2023年4月24—26日,北京红色征程宣讲团一行怀着崇敬心情,来到桂林市全州县,追思缅怀,重走长征路,宣讲红军长征精神,重温革命薪火情。

出席湘江战役纪念园公祭活动的有辛亥革命元老、百色起义领导人、红七军军长、广西省首任军政领导人张云逸大将之孙、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原副司令员谭戎生,全州县政协领导王文胜,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萧锋将军之女、北京朝阳党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室副主任萧南溪,甘泗淇上将与开国女将军李贞养女、老红军胡里光烈士之女胡骁焰,裴周玉将军之子裴静京、儿媳徐爱萍,北京一路畅通传媒董事长、《红色追光会客厅》创始人、中共隐蔽战线侯文理烈士后代亲属徐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将士石广志之子石凯,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贺燕燕,长征红军徐福品后代亲属、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旅游学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忠华,朝阳党校红传工作室志愿者石立华、廖贻林等。

大家向湘江战役中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气壮山河的红军革命英烈默哀致敬,向湘江战役英烈浮雕《红军魂》敬献花篮。英雄历史,铭心刻骨,警醒昭示,忧思不忘,天地正气,浩然千古。红军湘江战役已成光辉历史,湘江战役精神光芒永世长存。

20世纪30年代初,红七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曾三过全州。

在红军战斗序列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是百色起义中光荣诞生的一支骁勇善战、英勇顽强的部队,走出了共和国的军委主席,一位大将,两位上将,四位中将,十二位少将和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支英雄部队在93年前挥戈北上,转战千里,在全州留下了深深的红色足迹。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旗

一、红七军开进全州炎井

在全州县大西江镇的炎井河峡谷,有一条从界牌经热水塘(炎井温泉)至狮子岭的最早红军路。大西江镇炎井村是当年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红七军的经过之地,也是全州县最早建成的红色旅游区之一。

2023年4月26日,红军后代们来到炎井红色文化教育中心广场上矗立的红七军领导人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雕像前追思缅怀。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张云逸大将之孙、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晓龙与全州县政协副主席蒋述生共同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红七军领导人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雕像

2023年4月26日,红军后代们在全州县大西江镇炎井红色文化教育中心广场红七军领导人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雕像前留影

张晓龙谈到,我们在这里缅怀三位革命者和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就是为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的指示精神。今天的缅怀,是为了明天的传承和踏着先辈们的足迹继续前进。三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指挥员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全州县政协副主席蒋述生表示,全州县委、县人民政府历年来高度重视红色遗址遗迹保护传承工作,认真全面普查,积极对很多遗址遗迹进行修缮保护。2022年,全州县成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被纳入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广西段重点建设县。作为地方政府,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奋斗,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不负先烈,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作出贡献。

1929年12月11日,邓斌(邓小平)和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4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斌任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共4000余人,逐步在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的冒险计划。

1930年10月,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广西,指示红七军离开左右江地区,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敌强我弱,红七军连遭重挫。

1930年11月上旬,中共红七军“一大”在广西河池召开。部队整编,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9、第20、第21师和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共7000余人。红七军军部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下,率第19、第20师从河池出发,转战黔、桂、湘、粤、赣五省边境,历时9个月,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辛,终于完成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使命。这次千里转战的壮举,后被誉为“小长征”。

1930年12月25日,红七军挥戈北上进攻湖南武冈,连攻四昼夜未克,由于敌人援军赶到及敌机助战,红七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斗。是役,红军子弹几乎打尽,团长何子祁等指战员牺牲。邓小平同志在《红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地到达全州。”

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我军武冈失利后,为摆脱敌人,一路急行军,继续向新宁方向前进……为了摆脱被敌人撵屁股走的被动局面,军部指派一个营,抢占险要高地,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敌人先头部队。敌人挨了这一闷棒,伤亡不少,不敢再追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又走了大半天,来到新宁县与东安县交界的一个高山上才停下休息。疲乏已极的战士们便不顾一切地躺地而睡,有的两人背靠背撑着伞睡着了。马也倒下睡了。而炊事员仍要忙于埋锅做饭。军部的首长没有休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军部原想经新宁、东安两县,再从零陵附近渡过湘江,入湘南,但何键已派兵于永州祁阳间防御,零陵县也有敌两个团驻守。军首长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张军长来回踱着步子,一手摸着越来越长的山羊胡子,沉思一会后说:‘零陵不能去。全州空虚,我们必须以最快行军速度,奔袭全州,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邓政委久久沉思不语。多日来,他一直为部队的前途而忧心。他仔细听着张军长的发言,反复思考着,认为目前部队虽极度疲困,但只有立即折回广西,才能彻底摆脱湘军的围堵追击。于是,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同意张云逸同志的意见,立即离开危险的湘地,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战胜疲劳,战胜疲劳就是战胜敌人!’李总指挥也表示同意张军长的意见,最后作出决定:挥兵南下,奔袭全州。部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昼夜兼程,经新宁县的肖市、窑市,于12月30日进入广西资源县的梅溪镇。那里,有一条百米宽,水深流急的梅溪河挡住我军的去路。……我军渡河上岸后炸毁浮桥,迅速向越城岭挺进。”

12月30日,红七军甩开湘敌,转移到湖南新宁县。1931年1月1日晨,红七军从新宁县艰难爬到湘桂边界广西一侧的十字路,进入全州大西江境内。莫文骅将军回忆,“巍巍越城岭,是广西最高山岭之一。其主峰名叫十字路,海拔两千米左右。一眼看去,群山重重迭迭,到处古木参天,坡陡崖险……当前卫19师翻过主峰,从新宁的窑市包抄过来的一股湘军追了上来,用重机枪封锁住我后卫部队的前进道路。后卫20师和敌人展开了激战。敌人凭借山上的险要地形,跟我军展开逐个山头的争夺战。我军经过一场血战,终于击溃了敌人。在这场激战中,我师又有1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长眠在越城岭上!”

红七军越过十字路后,往毛岩进入全州县大西江境内炎井山西北的界牌。界牌是广西全州与湖南新宁两县在高山峻岭上的交界之地,旧时立有界碑,故名“界牌”。此时,红七军已几乎弹尽粮绝,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急需解决给养和休整部队。在界牌,红七军领导分析了当前身处前有民团阻击、后有敌兵追击的险境,为安全起见,决定在界牌兵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一路从界牌下山,沿湘桂官道向全州八十山口疾进,后卫部队一路从界牌进至炎井。

界牌关

八十里山古关位于全州县大西江镇五星村委的八十山口,扼守全州西北大门。当地百姓称“八十三山口”,因从这里到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县都是83里路而得名。此古关是由湖南武冈经界牌、过八十山、进入广西全州的古湘桂军事要道上的一道奇关险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朝历代有官兵防守,故名“军防口”,历来兵家必争。

1905年版《大清帝国全图》标注战略位置重要的八十里山关

红七军部队途径长界岭时,活捉了强迫群众埋毛竹钉以阻止红军前进的全州民团20多人,随后继续前行,经千江里、棕棚岭、柳山里、横江源,顺利占领了八十山古关口。

八十山古关军防口。古隘口两边尽为悬崖峭壁,地势险要

炎井距全州县城约44公里,位于云雾缭绕的越城岭山区大西江镇炎井大峡谷内,满山碧绿,空气清新,更有宜人的炎井温泉。红七军的后卫部队护卫军部首长一路向东北沿着界牌、灰窑边、瓦厂坪、牛路口,向炎井进发,行至炎井的华边子时,遇上了在这一带采挖中草药的村民蒋永璚。惊恐的蒋永璚想赶紧躲藏。一位红军追上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蒋永璚见红军说话和蔼客气,渐渐打消了疑惧心理。

二、红七军夜宿大石江

大石江村位于全州县大西江镇政府所在地,是三国蜀汉贤相蒋琬后裔居住之地,是一座远近闻名的传统古村落。

1931年1月1日,红七军从新宁与全州、资源三县交界的十字路,经界牌、八十里山关进军全州县城途中,曾在大石江村宿营一夜。大部队到达前,军部政治宣传人员即随前卫队率先入村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他们口头演讲,散发宣传资料,书写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的宗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

政治委员邓斌、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发的红七军司令政治部布告(1930年)

1月1日(腊月13日)下午近4点,北风凛冽,寒气袭人。一队人马绵延一里,陆续开进大石江村。村民们得知这支部队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是从湖南过将军坳、八十山、会龙铺,来到大石江的。部队攻打湖南武冈未果,不少将士负伤,人困马乏,急需休整;红军之前所经过的大小村落,不进村,不扰民,秋毫无犯。

红七军宿营地总指挥部设在大石江村下三房宗祠内。三房宗祠位于村总祠前的正东方向,是下三房后裔祭祀分支祖文冕公的场所,又称“文冕宗祠”。宗祠坐西朝东,初建于明,正屋分上、中、下三厅和两个天井,为二进院落建式,因曾被设为红七军宿营地指挥部而后又被称为“红军堂”。红军进驻大石江村后,不扰民侵民,和蔼客气,买卖公平。

张晓龙会长(右)与曹玉生在红七军宿营地指挥部大石江村文冕宗祠留影

乡亲们初步了解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天气寒冷,见红军虽衣单身寒却守纪爱民,大家深为感动,转而热情招待红军,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村民拿来稻草给伤病员打地铺,几户富裕人家还拿出稻谷和大米、包谷,有的村民还拿出红薯、芋头为红军做晚餐。由于人多粮少,村民们互相转告,叫大家齐心多拿出点粮食来给红军充饥。当天夜里,村民动用全村石磨磨出糙米、包谷米40多斗,解决了红军缺粮的燃眉之急。村里富裕人家还捐款银元100多块给红军添置御寒冬装。

村民们安排大部分红军战士住在八房宗祠、文冕宗祠、文宪宗祠三座祠堂(当时的村民把宗祠叫公堂)。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三位首长,同十几位重伤员一起,则住进了俗称桥头边“六家火炉”(即六兄弟共建)的四座大宅院。

红七军夜宿过的八房宗祠

邓小平宿营旧址

张云逸、李明瑞和红军伤员夜宿过的“六家火炉”民居

“六家火炉”宅主之一的蒋永珞(彩庭先生)、蒋世定是远近闻名的祖传中医,分别开有益寿堂和芳记堂药铺。他们主动为红军伤病员治疗,还帮两位伤员取出了身上的子弹头。

老中医蒋永珞为红军伤员取过子弹的药铺旧址

因红军伤病员太多,“六家火炉”的家人忙不过来,隔壁邻里的乡亲就主动过去打下手,帮助熬药、敷药,照护伤病员。

1月2日(次日)上午,不少红军战士早早开始帮村民挑水和打扫巷道,大部分红军战士在八房宗祠门前的草坪上列队唱歌,整装待发,引来很多村民围观、送行。此时,军首长张云逸、李明瑞在草坪旁的土堆上向村民们作了简短演讲,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政策,号召贫苦群众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剥削压迫,争取自身利益。

八房宗祠门前草坪鸟瞰(左侧为演讲土堆台)

总指挥李明瑞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江山的,将来全中国穷苦百姓要当家做主……

张晓龙会长在祖父张云逸宿营旧址留念

军长张云逸说:今天你们尽其所有地帮助了红军,等红军打下了江山,革命胜利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望你们的,红军是说话算数的……

红七军首长李明瑞、张云逸在大石江村中的演讲台

张云逸和李明瑞感谢大石江的父老乡亲给红军的巨大支持。村民们对两位军首长的演讲印象很深,至今对那几句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仍耳熟能详——“红军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兵,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当年的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大将长孙张晓龙与红军后代们走进全州大西江镇重走长征路,来到大石江村看望百姓,兑现了先辈们92年前许下的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承诺。

听说红七军军长的后人来了,大石江村村口的一些乡亲们很激动,纷纷要求和张晓龙会长留影

三、全州关岳庙——扭转红七军命运的“小遵义会议”

红七军继续向全州县城快速推进。莫文骅将军回忆,“我军翻过越城岭后,如猛虎下山,过界碑,下柳山,穿过平原地带的会龙铺、大西江、沙子坪、亭子江、小盘石等村寨,于1931年1月2日,直捣全州城。城里的守敌为地方民团,毫无准备,直到我军抵达县城附近时,敌警戒部队才发觉,仓促向我军开枪射击。我前卫部队即向守敌发起攻击。敌人惊慌失措,纷纷逃进城里。我军追进城里,经半小时巷战,敌人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窜。当晚我军占领了全州县城。”

红七军刚进县城时,百姓们大多因反动派长期对红军的负面宣传而惊恐不安,家家关门闭户,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第二天一早,群众打开家门,看见红军将士们一个个冒着寒风细雨,偎依在屋檐下睡觉,单衣薄毯,纪律严明,惊讶不已。红军战士在墙壁上写好大字标语,部队的宣传员站在街头讲演、宣传,群众的顾虑开始逐渐打消,大家奔走相告。商店开门,小摊摆出,全州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景象。这为红军辎重队筹粮筹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全州周围相对安全。桂系军阀把正规军集中到桂林附近防范红军去了。湖南敌人也并不轻易入境广西。红七军前委决定在全州休整4天,筹备给养,总结经验。北征两个月来,红七军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的任务,于缺乏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在四把、长安、武冈等战斗中,指战员们顽强作战,但始终攻而不克,伤亡惨重,至全州时,部队已损失三分有二,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血的教训敲响了警钟,广大指战员感到再这样硬拼下去,部队处境凶险,前途堪忧。

莫文骅将军回忆,“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军前委在全州县城关岳庙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争论。有个别同志仍坚持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我军北上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主张部队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冒险计划,从根本上转变红七军的战略战术,摆脱部队的被动局面。这一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赞同和支持。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休整扩大部队,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会议是红七军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红七军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抛弃了‘左’倾冒险主义,为挽救红七军,保持这支劲旅的基干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州关岳庙(红七军前委会会议旧址)

会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经前委同意离开部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部队抓紧筹款、筹粮、筹冬衣。全州县城商业繁华,经过政策宣讲,很多大商铺主和绅士纷纷主动捐款。有的小商贩也拿出家里珍藏的首饰捐送给部队,但红七军为不损害这些小商人的利益,多善意谢绝。

张晓龙会长在红七军全州前委会会议旧址留影(墙上“扭转危局”四字为莫文骅将军1993年9月题写)

中共红七军前委全州会议在万分危险境地,拨正了前进航程的方向,使部队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

莫文骅将军回忆,在全州县城,“全军共筹到4万多元的粮饷,每个战士发给4个东毫(广东钱)。正当我们准备在该县添置冬衣时,忽闻桂军一个师从桂林方向向全州扑来,军前委决定离开全州,经灌阳县境和湖南的道县、江华向江西方向前进。撤离前,我们突击安置好一批不能随军的伤病员,并派人在粟家渡下游架设浮桥,为东渡湘江做好准备。1月5日凌晨,‘嘀嘀嗒嗒’的军号响了。部队要出发了。战士们经过4天休整,尤其是前委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拂去了大家心头的迷雾,人人精神欢畅,斗志昂扬。大家听到准备出发的军号后,都忙着打背包,送还老乡的门板,给老乡打扫院子。我也收拾好行装,扎好腰带和绑腿,穿好草鞋,整顿好辎重队,等待出发。连李总指挥的大红马和张军长的大黑马,也抖鬃昂头,嘶嘶地打着响鼻,好象得到出发的命令似的。”

1931年4月,红七军到达湘赣苏区永新,7月下旬进到中央苏区雩都(今于都),编入红一方面军第3军团建制,下辖第55、56、58团。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赞扬红七军英勇战斗的精神,并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1932年3月,红七军由3个团扩编为3个师。1933年3月,红七军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6月红一方面军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缩编为第3军团第5师,红七军番号取消。

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

部分红七军干部长征到达延安后合影(后排左起:云广英、陈英、莫文骅、张云逸、韦杰,右一为冼恒汉;前排左起:卢绍武、张震球、李干辉)

全州的这条红色线路上有许多红色故事与遗址,是桂北红色旅游的宝贵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地方。重温红色记忆,我们深情缅怀红七军革命先辈,深切感动于红七军英雄将士们那段峥嵘岁月的铁血荣光。

英雄革命老区全州人民与红军队伍生死守望、义薄云天的革命情怀感天动地,红军后代们铭心刻骨,永志不忘!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将士们为人民翻身解放而浴血转战千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永载中华民族光辉史册,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永远历久弥新,永远熠熠生辉!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 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蒋和平(中共党员,桂林市全州县大石江村八房宗祠理事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