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的成立

梁 怡

自抗战以来,全国城乡纷纷以各种方式投身到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事业中,开展战地服务,护理伤员,慰劳军队,宣传抗日。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到处都活跃着女同胞的身影,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新女性。但是,在妇女参加抗日活动的过程中也反映出妇女运动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妇女干部缺乏,由此造成的妇女运动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因此,大量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妇女干部的问题,摆在了党的工作的重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位置。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在延安开办了一所女子大学,全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

女大创办于1939年7月。1941年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以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女大被合并到延安大学。两年间,女大先后开办13个班,培养妇女干部上千人,形成了理论性和妇运工作相结合,强化形势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学习和生活军事化,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学员的工作能力等办学模式和特色。女大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期间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开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事业培养了一批文物双全的妇女干部,在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党对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指示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全会还作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结合当时妇女运动实际状况,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党:“(一)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二)立刻建立与健全党的各级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三)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起来担任妇女工作”。(四)“注意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①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包括目前妇运的总方针、现阶段妇运的特点、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3个部分。指示信指出,目前“根据党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坚持抗战到底与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缩短到抗战胜利去的过程,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针对妇运中存在的弱点和缺点,指示信具体提出了统战、组织、教育、生活、妇女地位5个方面的工作意见。其中要求给妇女大众建立免费教育的机会,“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设立各种训练班,同时,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培养与提拔妇女干部和领袖”。在开展的各项妇女工作中,“必须注意:(甲)首先动员和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女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妇运的干部,使她们不仅成为在妇女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主力,而且成为到女工、农妇及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乙)妇女工作的范围,不能长期停留在知识妇女方面;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目前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中去进行艰苦复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作。必须认清:目前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指示信最后特别强调:“只有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克服党内许多党员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才能把妇女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才能转变党内工作最薄弱的这一环。”为此,“有计划地、大批地培养、提拔和爱护党和非党的妇女干部,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枢纽。除了党的训练班应该尽量的吸收女党员外,应办专门的女干部训练班,特别注意训练女工、农妇的党员”。“这一指示信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和通过的”,是党中央在抗战时期对妇女工作最全面、最具体的指导性文件。中央妇委要求“各级妇委接信后除本身讨论外, 并立即提到各级党部(直到支部)详细讨论,按照各地不同条件具体执行”,并请速将其讨论的结果和意见告诉中央妇委。

当时,不仅客观上抗战及建国需要大批的妇女干部,而且主观上许多城市女青年已聚集延安,参加革命。为了使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的进步女青年对马列主义的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有较深刻的了解,成为发动城乡广大妇女支援和参加抗战的生力军,也为了以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来影响中国社会对妇女运动问题的关心,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推进中国妇女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在延安开办一所女子大学。

二、隆重而热烈的开学典礼

女大的校址就选在延安杨家岭后山沟东面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一座山坡上。自1939年3月,动员当地200多名民工紧张施工了一个半月,修建起了一个简易的大礼堂和3座简陋的窑洞作教室,开凿了100多孔新窑洞,并于同年5月开始接收学员。当时,陕甘宁边区受到日、伪、蒋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为筹办女大,毛泽东同志带头捐献了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的100元薪金,帮助女大购买书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将各自的参议员薪金捐作建校费用,共计300元。考虑到窑洞比较潮湿,王明拿出500元的参议员薪金专门用于购买木板,制作了100余张木板床。此外,女大所需的图书、开会用的幕布、煤气灯等也都是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领导捐献而来,其他中央首长也在物资上作了支援。

7月20日下午3点,在延安中央礼堂为女大首届500名学员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同志都全体出席,还有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还有印度援华医药队安德华队长。”③“来宾们好似在赶着赴一个什么喜宴,也每人都是一张欣悦的脸,她们在庆祝着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直接抚育下的第一个伟大的女儿的诞生”。据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报道,有万人参加了这次庆典。大会由女大政治处处长兼干部科科长孟庆树主持。先是全体合影,之后齐唱国歌、国际歌和女大校歌。大会提出了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名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毛泽东、蒋介石、宋美龄等众多国内外首脑和要人被提名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则由列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妇委同志和各机关首长、代表组成。

大会第一项内容,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委书记、女大校长王明做报告。“王明同志以愉快的笑脸向四周及台下扫射了欢愉的眼睛,开始对女大的创办宗旨、教育方针、现状、以及将来,做着整个的详尽的报告。清朗的言词,时常夹杂着台下的欢笑与掌声,继续了将近小一时半之久。”王明首先指出:“中国女子大学的创办,对于全国妇运的开展,对于全国妇女解放的事业,有重大的意义。女大的成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大时代历史的产物,它有事实上的必要。专门办女子大学来培养革命的妇女运动的干部人才,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这不仅在中国要开辟革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而且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应该闪烁着光辉的一页。”④接着,他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创办女大?(二)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三)女大现状。(四)女大能否完成任务?

关于为什么要创办女大,王明讲女大创办的原因有四:一“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大时代的需要——不仅在抗战建国伟大事业中,客观上需要大批的妇女参加;而且在主观方面也已经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能干的新女性”。抗战两年来,前线后方都有大批的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洪流,她们和男子一样冲锋陷阵。“同时,在延安各校的女生,在敌后方我后方受着抗战教育的女生,都是经过千山万水和千辛万苦出来的新女性……我们女大这几百个女青年,也正恰是这个大时代新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的一部分代表。一部分先进妇女既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抗战的大洪流当中,同时,为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必须千百万妇女大众的觉醒和兴起,而千百万妇女的动员和组织,又必须有成千成万的智勇双全的女干部,为的培养和锻炼这样的女干部,所以要开办女大”。二“是根据妇女运动的特点”。“不仅妇女有其特殊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要求,而且须有为实现这些特殊要求而斗争的工作方法和群众组织。因此,妇女运动不能不有专门从事的──不仅愿意作,而且懂得怎样做的专门从事妇运的干部”,这也是妇运工作中的薄弱之处。三“为的是使中国妇女运动起一个历史的转变”,即“为要转变共产党全党同志对妇运的注意,为要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妇女问题的关心,为要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真正卷进千万万男女同胞,所以要创办专门教育和培育妇女人才的女大”。四“是为的特别提高妇女的地位”。“在我们进步的延安,男女在各方面都取了平等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培养专门妇女人才而开办专门女子大学,这不仅不是轻视妇女,而恰恰是重视和尊敬妇女;这不仅不是落后思想和办法,而恰恰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思想和办法”。“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当今年三八节中共中央通过开展全国妇女运动决定以后,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便提议开办女大,我党中央全体同志便同意开办女大并实行成立女大,经过一个月准备的时光,在延安便产生了今天开学的这个新生的女大!”

关于女大需要培育什么样的干部,王明指出:“女大需要培养的干部的特点和品质,首先我们要从女大的简章以及校训校歌中可以看到显然的轮廓。在我们简章的第一条宗旨上说:‘以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为目的’。在第二条教育方针方面说:‘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因此,女大所培养的干部,必须要懂得各种革命工作方法,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女大既首先以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为目的,当然女大学生不仅须有一般的理论基础和工作方法,而且还必须特具有妇女运动的专长,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革命者的职业,对革命工作有很的很大的帮助”。不论是在秘密工作环境,还是在公开的工作环境。

“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无论在任何一所学校,学习是主要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能够取得在学校学习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应该紧张的学习,这是无须解释的。艰苦的生活,对青年是非常需要的锻炼,而值此国家民族多难之际,我们青年必须是能忍受一切艰苦的革命战士,这也是无须解释的。至于‘高尚的道德’,这个训示的意义……我们必须认清……我们共产党员不仅承认革命道德的必要,而且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真正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和生活的道德,新时代新中国青年的道德,应该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事业而坚决奋斗的道德,应该是为国忘家为公忘私使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道德。我们要培养女大的学生,不仅要革命的高尚的公德,而且在个人生活中也具有高尚的私德。只有具备这种高尚道德的条件,女大同学才能真正起‘妇女先锋’和‘妇女榜样’的作用。至于互助的作风这一点……因为女大的全体工作人员与学生,都是为的同一伟大事业同一伟大目标而奋斗,但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或短处,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经验和学习心得,所以必须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跳集体舞(图片来源:党史博采公众号)

针对女大学生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特点,王明在讲话中强调了女大教学中的实践环节的重要。他引用女大校歌“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他希望女大学员“应该下大决心,献身于最下层的最受压迫剥削的女工农妇的解放事业……无论什么艰苦环境,无论什么困难工作,只要与民族社会有利,只要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利,我们女大同学都要英勇地去担负起来。”“从女大的简章、校训、校歌所标明的宗旨和方向看来,明显可以看出,一般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妇女干部。特殊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能在抗战建国时代忠诚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干部……我们希望的是,女大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可以作妇女运动的工作,同时,如果环境需要和天才特别向某方面发展的话,同样可以而且应当作别种部门的负责工作。”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王明指出:“必须说明的,就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不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方面是优秀的妇女代表,而且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也应当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总而言之,女大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具备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她们是不依赖男子,有独立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独立斗争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方面,她们是新时代的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他列举了花木兰、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宋美龄、李德全、向警予、黄励、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夏老太太(王有梅)、燕妮·马克思、克鲁普斯卡雅等十几位中外优秀女性作为女大学员学习的榜样。

关于女大的现状,王明从学生情形(人数、班次、成分、教育程度、年龄)、教育情形(方法、课程、教员、教材与书报、上课)、党政工作、生活与劳动(一般生活、劳动、医药卫生、生活特点)等方面,详细向大会做了汇报。

关于女大能否完成任务,是王明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王明把女大比做新生的婴儿,虽然她的“困难和缺点很多,女大的前途是光明的,女大定能完成任务的”。原因是有诸多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就是:一、女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它有着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的工作作风,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二、女大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学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没有一个不热烈关心着她……”“三、女大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爱护与帮助”。四、女大有延安及全体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各团体的爱护和帮助。”“五、女大不仅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而且得到全国各党派各方面的爱护和帮助──外面许多朋友写信来殷殷垂询女大的情形,最近且有一部分党外朋友对女大捐款便可以证明。”六、本校工作人员的努力。七、全体学生的努力。“八、全世界人士帮助我们。”⑤王明最后满怀激情地说:“有了这一切,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证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地经常地领导和帮助,我们深刻地相信:女大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孩,一定会长成一个庄严伟大美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

大会第二项内容是首长讲演。第一个走上讲演台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讲道:“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到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为此要与“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的顽固分子作斗争,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只有克服这种障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他鼓励女大的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最后,毛泽东的两句寓意深远的结束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⑥,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着,“被一阵热烈的掌声促起立在台前,发表了简短精彩的演词”的是“右手带伤”的周恩来。他说,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示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正是由于有各界妇女的积极参加,也使“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目前妇女运动又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妇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⑦

首长讲话后,举行了隆重的献旗仪式。女大学员代表分别向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和母校献旗,并朗诵献词。开学典礼结束后,在女大又举行了会餐和歌舞晚会。

三、女大的成长倾注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女大的学员来自全国22个省(包括一名中国台湾人),她们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转来的,有些是由陕甘宁边区和各地党组织选来的,其中包括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也有一些是前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抗战救国象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唤起了一切爱国的人们的救国热情,青年们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赴抗日战场。当时,女大的招生简章也分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女青年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和统战关系的介绍,穿越敌战区,艰难跋涉,到达延安。其中包括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

到女大学习的这些学员,就其成分看,知识分子占80%,工人占10%,农民占4%。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14岁。就其文化程度看,中学文化的占70%,大学文化的占10%。学校按学员的文化程度和学员类型,开办了4种班:普通班、特别班、陕干班,以及为文化基础较好、从普通班中经过考试录取的学员办的高级研究班。80%的学员在普通班学习。为了既保护这些女青年的革命热情,使她们在女大学有所成,又能培养出适应战时需要的从事妇女运动的干部人才,党对女大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样也倾注了极大关怀。

一是重视女大的建制。党中央任命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委书记王明担任第一任校长,副校长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直接对校长负责。校务委员会下设4个处:教务处、政治处、秘书处和总务处。中央妇委选派了优秀的干部张琴秋、孟庆树、郭靖和王志新(男)任处长。在全校的8名处级干部中,有5名是早期中共党员、留苏大学生,2名是长征干部,1名是抗战前的大学生、地下工作者。

二是加强党的建设。学校设党总支委员会为党的领导机构,直属中共中央机关党委领导。党组织在女大成立初期是秘密活动,不久转为公开,正式建立党日制,党日活动两周一次,许多青年在这里觉悟成长。学校曾请刘少奇同志4次到校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高学员的党性观念。女大开学之初,学员成分比较复杂,学校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基督教徒和无党派革命青年。经过党的精心教育培养,到女大结束时,学生中共产党员已占绝大多数。

三是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女大把对学员的政治培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经常组织学员出席边区的大型会议和政治活动,聆听中央首长的讲话。据统计,两年中学员共听政治报告50次。每当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或著作,学校就很快组织学员进行学习和讨论。此外,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叶剑英、邓小平、蔡畅、帅孟奇等数十位中央首长为女大作过大报告或专题报告,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形势、党的策略方针、对敌斗争、革命气节、革命人生观、革命传统、妇女运动等。如洛甫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邓颖超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陈云讲监狱斗争,邓发讲广州起义。学员们还参加为百团大战祝捷、悼念白求恩,庆祝三八妇女节等大型活动。所有这些都被学员们称为“活的知识源泉”。

四是建立适应战时需要的教学体系。紧紧围绕女大的办学“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的宗旨,“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的办学目的,女大建立了适应抗战需要的教学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时方面,与一般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女大从繁杂的课程中选定几门简明的、在短时间内可以学完的课程,用8个月时间完成理论课的学习,使学员打下初步的理论基础;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固定,如因工作需要,随时可以调出,完成任务后回来继续学习。

第二,课程设置方面,根据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和个人专修并重的原则,女大的课程安排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学校将课程分成两类,一类是政治理论课,也叫必修课。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问题、中共问题、三民主义)、哲学、妇女问题、世界革命史略、医药卫生常识、俄文(高级班)等。此外,在高级研究班,还系统地为学员开设经典著作研读课,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矛盾论》《实践论》等。学校聘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革命老干部为学员讲课,他们被称为大教员。王明、陈伯达、张仲实、王鹤寿、韩光、赵毅敏、张鼎丞、艾思奇等中央首长都当过大教员。学校也请马列学院的一些高材生和其他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干部作各班的理论辅导员,他们被称为小教员。通过理论课的学习,给学员打下初步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

另一类课是选修课,着重培养学员专门的技能技巧。这类课有文化知识课,如外语(英、俄、日、世界语)、音乐、文学、戏剧、新闻;也有职业教育课,包括会计、薄记、速记、缝纫等。每个学员选修两门,边上课,边实习。如选修新闻的同学,到《新中华报》社区去参观和实习报纸的编排校对;选学师范的去教学校事务人员的文化课;选修会计课的帮学校会计算账。为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和文化素养,学校还请来冼星海、吴玉章、郑律成、萧三、刘帜、丁玲、郁文、傅连璋等各类专家到校做报告。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毕业到工作岗位后,很快可以胜任工作,成为多面手。被派到安塞工作的3名女生,文武双全,当地干部群众称她们为“三个女秀才”。

由于学校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纸张相当紧张,学员没有课本。学校积极为她们创造条件,采取由教师指定参考书,学生预习,教员讲课详略结合,学员集体讨论的学习方法,为学员打下了良好的自学基础。

加强实践性的另一个措施,是为学员安排社会实践,使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1940年年初,女大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积极推进宪政运动,揭露国民党搞一党专政的阴谋;选派120名女大学员到5个县,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中央妇委和陕甘宁边区还先后抽调23名女大学员参加绥德县、米脂县及陇东的妇女工作团,深入农村,从事社会工作。其中陇东团协助县政府推行“马锡五审判法”(马锡五是该县专员,成功地办了刘巧告状一案)。1940年10月,边区征粮工作开始,边区政府从女大抽出44名同学,成立了两个征粮工作团,到绥德和清涧两个县进行捐募救国公粮和寒衣代金的工作。此外,女大学员都参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女大还开办了手工业工厂,制衣、制鞋,在1940年3月受到边区政府通报表彰的劳动模范中,女大有3人荣获“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有99人当选为模范妇女。此外,女大学员还参加一些抗日救亡公益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员们受到多方面锻炼和提高,使这些年轻的、多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体会到了民众的疾苦,了解了唤起民众共同抗战的意义,从思想感情上更加贴近农民群众。同时,也使学员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显示了才华,树立了新型妇女的榜样。她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广大妇女的觉悟,增强了妇女参政的热情和信心,为边区的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她们的努力工作下,全边区30%的妇女参加了选举,选出女参议员中乡级的2005人、县级的167人、边区级的17人。有些还荣任乡长、县长。

第三,管理方面,女大实行学习生活军事化的训练原则。从早晨4:30起床到晚8点熄灯,其间出操、吃饭、学习、休息,女大学员一律实行军事化集体作息。住集体通铺,被褥不够合用,衣服不够合穿。1939年底,日军曾企图渡过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黄河两岸吃紧,加上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形势严峻,军民积极备战。女大师生天天练习爬山跑步,进行军事演习。

尽管形势紧张、条件艰苦,学校还是努力为学员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她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经常组织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参加边区的大型文艺演出。她们的演出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

1941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和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由此,到8月底,女大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并入延安大学。

虽然女大只有两年的历史,却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和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是在党的直接关怀下创办和工作的。女大的创办正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对妇女干部的需要所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努力,体现了党把进行妇女教育、开展妇女运动提到了时代的高度予以重视和指导,并积累了丰富的培养妇女干部的经验,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引起党内外关注。“在党内,由于女大的成立,转变了某些不注意妇女工作以及轻视妇女工作的不正确的观点,提高了全党对妇女工作对女同志的爱护关心与帮助”。在党外,首先是对“国民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国民政府拟创办专门妇女师范学院,国民党七中全会也要成立妇女部。”⑧在抗战中,妇女干部的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青工、农妇为斗争骨干,增加了大批知识女青年。女大则为抗战中的中国妇女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妇女解放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准备了人才。应该说,女大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事业的实际推动,为中国妇女运动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原刊于《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6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00年12月出版)

注释

①④⑤《王明同志在女大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续),载《新中华报》1939年8月11日第4版。

②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0—775页。

③《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第3版。

⑥纪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筹委会编,《延安女大──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

⑦《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第4版。

⑧《女大成立一周年纪念第一届同学毕业大会记》,载《新中华报》1940年9月8日第6版。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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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梁 怡(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