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绪武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4日 11版)

【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大家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法学门类新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从根本上解决了该学科的名称及门类归属两个问题。近年来,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高校及科研单位纷纷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心)等,中共党史党建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当前,如何实现融合发展是我们在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高质量发展中应当关注的重要方向。

辩证处理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如何具体设置尚无定论,但这不影响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二级学科的核心地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态势和前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融合发展,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学科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离开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支撑,“党的建设”学科将失去坚实的基础,容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要以“党的建设”为参照,只有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才能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更为明确的目标指向。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学科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存在孰轻孰重、谁主谁次的问题,更不要彼此轻视或者疏离,而是要辩证统一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统一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中,统一到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研究需要加强结合,着力探讨“大党史”和“大党建”的诸多学术问题,实现“大党史”“大党建”的融合发展,真正体现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不同二级学科是分工而不是分家、是融合而不是割裂。

科学把握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中共党史党建学必然要体现作为学科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具有历史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一般属性,同时,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独特的政治性。因此,无论是人才培养或是学术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者始终既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同时也要体现学术自觉。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的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不能脱离普遍性而存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发展,不能以学术性代替政治性,亦不能忽略学术性,而是要在科学把握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中推进学科发展行稳致远。

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研究,既要理论联系实践、也要历史结合现实,是推进学术研究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中共党史具有历史学的一般性和规范性,同时需要强化自己的理论性,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并且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理论建设和用理论指导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就党的建设而言,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体现党的建设历史一脉相承,也体现党的建设理论与时俱进。因而,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研究,必须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从理论上总结历史规律、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经验,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发展,为党的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推动不同研究领域的融合发展。学科发展需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同时深化原有领域的研究。事实证明,正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提升了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科发展,然而,在拓宽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倾向,如有的研究者把新开辟的领域与原来的领域割裂开来,其实,新的研究领域并不能代替原来的领域,也不意味着超越原来的领域。比如,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堪称质量上乘的成果,有不少青年学者加入这一新领域,丰富和拓展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及领域。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既有领域已不重要,或者说已无可研究的问题,而是应该不断用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加以深化。又如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亦逐渐成为新的领域,同样,这既不能代替中共宣传工作史或中共新闻舆论史,也不意味着对其超越。这些新领域的不断开拓,持续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注入新活力,提供学术生长点和增长点,同时也可以为原有领域增加新的视角与方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整体提升和创新,需要不同研究领域的融合发展、共同推进,并在融合发展中催生新的研究领域和成果。

积极倡导多种研究范式的融合发展。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不同时期分别受到了不同范式的影响。这些研究范式都为推进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发挥了作用。每种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优长,同时也有缺陷和不足,彼此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只有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百花齐放”,才能整体推动和提升研究水平和学科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研究才能“春色满园”。

(作者:林绪武,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