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的分合

黄天华

摘要:青年党与川康军人关系十分密切,双方长期互相借重,以抗衡国民党的压力。抗战时期,青年党还曾寄望于"不流血革命",试图在国民政府崩溃的情况下"出而主政",领导抗日。可是,汪伪政权成立后,青年党主席曾琦的亲信赵毓松等青年党人参加了汪伪政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琦也潜入沦陷区,并差一点出任伪职,这意味着主张"国家至上"的青年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川康军人也曾派青年党人王师曾去南京与周佛海等人商谈,与汪伪政权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国民党则对川康军人与青年党之间的合作保持高度警惕,既担心他们降日,又要防止他们在"民族复兴根据地"坐大,威胁中央政府,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削弱川康军人与青年党的势力,并强迫川康军人与青年党逐渐疏离。

关键词:青年党;国民党;汪伪政权;川康军人

青年党曾是国内第三大党,曾长期培植武力,或与地方军人结盟,抗战时期又积极联络其他第三方面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李翔注意到:“1923-1935年,青年党花费了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其‘革命’方略”,“直至1935年夏,在国民党及日寇打压下,缺少底层民众支持、内部矛盾重重、组织难以为继的青年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放弃军事活动”,“军事活动的失败,实际宣告青年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为继续生存下去,青年党被迫依附于国民党,改走所谓‘宪政’之路”,“直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依旧不允许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学者曾辉又说:“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放弃武装。”其实,两位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青年党在抗战时期仍然寄望于“不流血革命”,有意在国民党政府崩溃的情况下“出而主政”,并一如既往地与地方军人结盟;直到1949年,在蒋介石的同意及川康军人唐式遵支持下,青年党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试图与中共“死拼”。4换言之,青年党并没有“放弃革命,放弃武装”。

青年党长期在川康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十分注意经营与川康军人的关系。它的两个重要领袖曾琦、李璜都是四川人,故其在川康的势力相当雄厚。中共曾说,四川“过去的军阀和军阀下的许多军官以及中学教职员,政治机关的职员,差不多都是国家主义者”。1939年,李璜不无自豪地说,青年党“在四川各县发展有十年以上的历史”。1940年,青年党自己“在川康号称有几千党员”。1943年12月,蒋介石则专门警告刘文辉不要利用“青年党以为政治上势力”。可见,青年党、国民党与川康军人之间有复杂的政治竞合关系,研究三方之间的纠葛、互动,有助于加深对青年党的认识,同时有助于加深对战时政党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一、 青年党在川康的成长及其与川康军人的合作

青年党于1923年12月在巴黎成立,曾琦出任主席。它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一阶级专政”,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世界革命,信奉国家主义,信奉全民政治,因此与国民党及中共长期处于敌对地位。北伐前后,青年党与国民党“曾演过惨烈斗争,几乎被消灭”。国民党说,1926年前后,青年党“乘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仇视本党之机会,依附其肘腋之下,图谋推翻本党”;迨孙、张失败,该党又“相率出关,托庇于东北势力之下”;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后,将该党党员委以重任,该党“遂由少数私人之秘密组织一变而为多数团体之公开活动矣”。可见,青年党一直在与地方军人结盟。

同时,青年党与中共也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1925年8月,四川的中共党员杨闇公说,重庆、成都的国家主义派“处处与我们为难”。同年12月,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裴紫琚也说:“省中‘醒狮’最为畅销……大敌当前,必有一场决战。”

1925年,青年党的得力干将徐孝匡出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杨叔明出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这在四川“是两个学生人数最多,最为社会所注目的学校。徐、杨奉行国家主义的狗化教育,严格限制学生政治活动,尤其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1926年2月,团重庆地委就报告说:“(女师、联中)现在反动派的势力(国家主义及民右派)如怒潮般的澎湃,已由无组织无团结的渐形成有组织有团结的团体,积极的准备与我们决斗。”

后来,中共川康特委总结青年党与中共的关系道:“在四川从来是不好的。过去在教育界、学生中到处遇着他们与我们捣鬼(没有国民党),我们是不客气的对付他们,如打死他们的省一中校长杨廷权[铨],驱逐他们的工院校长杨叔明,在江油龙绵师校学生中的斗争,竟将尿桶从他们党徒头上倾下来。至于各校驱逐他们的教员更其努力,公开在口上书面上骂他们是‘狗’(他们的醒狮报我们称为狮子狗,转称为狗派,他们的男女称曰公狗母狗……),他们恨我们极了,经常告我们的密。抗战以来,这些作风是转变了,但他们1939年在名山仍然告我党的密,使名山组织遭受破坏,可见成见尤深。”

青年党在四川经济界也很有势力,著名的民生公司“领导人如卢作孚、何北衡均曾参加青年党”;不过,后来蒋介石“收买其上层人物如卢作孚、何北衡”,从此青年党“在经济界的势力一落千丈”。

青年党也吸收了很多有世界眼光的青年人。1930年,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国人多认为藏军之所以敢于侵入西康地区,背后肯定有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与支持,因而激起了很多国人特别是四川人对西藏局势的关注。1931年秋,青年学子吴天墀与许多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朋友“很有兴趣于边临情事,曾经组织了一个‘满蒙藏研究会’”,“并在成都《大川日报》上设有《满蒙藏周刊》刊行”,吴天墀撰写的《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就在其上连载,在“这个小小学会方成立未久,而适逢‘九一八’巨变发生;这个晴天霹雳打在我们一般青年的心坎上,愤慨之余,真是惶惑莫名”。1935年,吴天墀考入四川大学后,又发表《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持续关注着边疆问题。大约同时,吴天墀加入青年党。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说,此时吴天墀“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可见,青年党虽然反对世界革命,但并不妨碍其有世界眼光。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迫在眉睫,青年党“不得已乃一面自动停止攻击国民党政府,又一面联合爱国的军队与民众,发动抗日战争”。“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邀请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等青年党9名要员参加国难会议,“因国民党未有取消党治之意,中青代表拒绝赴会”。

但青年党积极参与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以及东北义勇军活动。青年党自己说:“本党同志以及对本党主张表同情的军队,在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中,为单独抗日所受的牺牲,实在不小,本党忠实干部死于义勇军者达二百余人。”

青年党领袖曾琦“时而巡行长城战线,对义勇军与正规军作全面抗日之推动;时而有三湘之行,为‘全民救国军’之组织;时而有八闽之行,与十九路军将领为友谊之联络;时而经安南入桂,为‘抗日必胜’之宣传;时而急驰返川,为‘防共救乡’之部署;并远走西康,促成川康联防,由防共进而抗日”。

曾琦所谓“防共救乡”“川康联防”,即是青年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川康军人围剿中共。青年党认为:“要努力在西南求发展,固根本,以应付来日的国难,则四川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根本,又岂能被共产党先行占去?”所以,1933年夏,曾琦派李璜回川,协助川康军人剿共,并图“党势的发展”。稍后,为了更好地围剿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刘湘聘请一些四川绅耆成立了安抚委员会,青年党要角李璜、卢作孚、何北衡、刘泗英等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1934年8月,刘湘剿共遭遇重大挫折,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尹昌龄等又力推李璜为代表,赴江西晋谒蒋介石,请中央援助四川“剿共”。

1935年,四川人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后,与刘泗英等勾结共同反共,双方商定:“(1)国民党取消对青年党人的通缉令;(2)准许青年党参加共同剿共;(3)国民党在四川起用青年党干部充任地方行政人员。因此青年党人在四川进行猖獗的反共活动。”

1937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奉化老家与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进行会谈,决定青年党和国民党进行密切合作,一致对外。“七·七”事变爆发后,青年党决意拥护国民党的领导。8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参议会,青,年党领袖曾琦、李璜都是参议会成员。随后,曾琦、李璜积极鼓励刘湘出兵抗战,并回川与刘湘等川中军政领袖商议“出兵问题与后防问题”。

曾琦又受蒋介石之命到昆明动员龙云出兵抗战。1938年5月19日,曾琦致函龙云说:“弟于回汉后,曾向蒋先生面陈三事:(一)欲滇军续出,必须补助饷械,否则该省财力不逮,势难如期编发。(二)滇为后方完整省分,仍宜假兄全权,以固后防基础。(三)中央到滇人员,除有正式任务者外,宜戒其勿干涉省政;并声明此乃为弟个人意见,并非兄之请托。蒋先生完全接纳,闻已先后拨助尊处一百万元,想开拔费当不成问题矣……现敝省军队已由王缵绪、王陵基分编两军,共计八师,定于6月中旬抵汉待命。甚盼贵军能同时到达,以厚前方实力,共同为国杀敌。”可见,曾琦在帮龙云说项,向蒋介石要钱、要权,要求蒋介石不要干涉云南省政。同时,他也敦促龙云积极出兵。从另一个角度说,青年党也在积极经营与川、康、滇军人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后盾。

1937年底,中共川康特委张曙时报告,曾琦、李璜与四川省政府秘书邓汉祥“配合极秘[密],在刘湘方面取得政治地盘是:农村建设设计委员会。在各学校中如川大、华大及省立中学中,还有些分子在发展他们青年团的组织”。1938年5月,中共党员熊复又报告说:“国家主义的领袖大半都是四川人,因此,国家主义在四川的势力很大……尤其国家主义青年团在四川势力很大,他们在成都有他们自己的刊物(日报和周刊)。”“现在的四川省政府动员委员会五个委员当中便有两个是国家主义者。”

1937年11月,曾琦当面提醒蒋介石“西康边防重要,戍军不宜外调”,“蒋先生为之首肯”。后曾琦又在武汉会晤张群,“复邀共同主张,渠亦有书面建议”。同年底或次年初,曾琦又和刘文辉就扩大国防参议会交换过意见,而且示意刘文辉定好国防参议会人选,以便帮其推荐。曾琦告诉刘文辉,他做这些事情,“非私于左右,实痛感国土日削,望兄保此一成之地,以为复兴之基”。同时,他鼓励刘文辉:“首都虽陷,我之主力犹在,尚可继续抗战……外交方面,一时虽不能以武力相助,然器械款项之接济,英美皆有。”他把刘文辉称为关系非常亲密的“左右”,可见双方走得很近。而蒋介石也认可了曾琦的观点,所以一直到抗战结束,刘文辉的军队都没有调出西康。

同样,刘文辉也大力支持青年党。1935年,刘文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时,就任命青年党要角杨叔明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建立,刘文辉出任省政府主席,又任命杨叔明为省府委员。在杨叔明推荐下,青年党党员王师曾出任西康省政府秘书,青年党骨干刘东岩出任西康省汉源县长,青年党党员吴天墀于1940年秋成为刘文辉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1944年,吴天墀又被任命为西康省芦山县长。国民党认为,青年党“在西康之势力”完全为杨叔明掌握。

可见,青年党在川康的大发展,与川康军人的大力支持有重要关系。中共川康特委就发现,青年党在四川各军中“吸收些分子(如刘文辉政府中杨叔明,刘湘部郭勋祺、王陵基等)作为他的武力”。国民党的材料也说:“抗战八年,川省更为其活动之基地,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1947年,国民党的资料又说,李璜“与川康军人联络甚密,该党在西南各省之工作基础,全为其一手开辟”。

二 、青年党、川康军人与汪伪政权的微妙关系

川康军人、青年党和汪伪政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日方资料,龙云、刘文辉曾派人和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联系,表示正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希望王克敏的伪政权给予谅解及声援,并与日方取得联络。当时龙云的代表与日本驻香港国际间谍盐荒有接洽,人们也传说日本将封龙云为“云南王”。1938年9月,梅思平告诉日本人:“和平运动必须由汪(精卫)先生领导……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

12月5日,蒋介石听闻“川滇潘(文华)龙(云)与汪勾结之谣传”,但“姑置之”。此事甚值得注意,所谓无风不起浪也。汪精卫这时正在积极筹划与日本妥协,走“和平”路线,而龙云与潘文华都可能参与其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赴昆明,随即转赴河内,正式展开其汉奸活动。1939年1月13日,潘文华的亲信黄应乾向汪精卫的下属、改组派成员陈克文问了“许多关于汪先生主和的问题”,陈克文则“真不知如何去答他好”。可知潘文华是非常注意汪精卫出走一事的,多方打探消息。

汪精卫出走后,蒋非常关注云南的局势,并把西康省西昌县作为扼制龙云的桥头堡。1939年1月19日,蒋在日记中说:“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月1日,蒋决定设置西昌行辕,派张笃伦为行辕委员长,并“派兵一营驻防”。2月和3月,蒋拟订的“大事预定表”中都有“控制川滇黔之计划”一项。5月底,蒋又多次督促速修康滇公路,即西昌通往昆明的公路。蒋这些举措的主要意图就是监视龙云,牵制龙云。同时,顺带监视和牵制刘文辉。刘文辉就说西昌行辕是蒋在西康打入的一个楔子。

1940年6月29日,香港又传出消息:“云南领导四十一人(李根源、龙云、刘文辉等)议决,应求合理和平。”8月5日,蒋介石日记曰:“国家主义派曾琦等以中国比法国,运动阎锡山为贝当降敌求和,此诚匪夷所思。中国政客卑劣至此,不知如何立国矣。”次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咒骂:“中国人心之卑贱恶劣,以读书人为甚,尤以曾琦与张君劢等为最贱,此种劣性不除,民族必无独立可能,思之但有自危而已。”9月5日,一个“潘文华底下的人”告诉陈克文:“再不讲和,不止是牺牲了国家的命脉,也恐怕内部会有变乱的。”

同时,汪精卫的出走对青年党也造成重要影响。李璜就说,1938年夏,汪精卫“又挑拨我们要提防蒋终不容异党的存在,说:‘蒋先生心目中已无国民党的存在,而对于在野党更无意长久包容’”。可见,在国民党内很有历史、很有地位的汪精卫,对自己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屈居蒋介石之下,是耿耿于怀的,认为蒋介石心中“已无国民党”。汪精卫出走后,李璜才恍然大悟:“武汉尚未撤退时,(汪)便有意与蒋先生分道扬镳。”“从此全国团结之局,就好像一个已吹圆了的皮球,被汪精卫刺了一针,渐次泄气。”

这时,青年党内部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留在上海的一部分青年党人,成立了所谓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积极响应汪精卫的“和运”工作。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赵毓松出任汪伪政府委员兼农矿部长,李守黑出任铨叙部政务次长,周济道、朱法思等青年党党员也出任了伪职,赵毓松还致函左舜生、李璜以劝说他们参加“和运”。

值得注意的是,川康军人也参加了“和运”工作。1940年底,中共川康特委报告说,刘文辉“曾派杨叔明(青年党人)到南京与汪接洽过”。刘文辉曾对杨叔明说:“抗战到现阶段,蒋介石的实力大部集中在西南,其势力也渐渗透入西康,对我威胁甚大。另一方面,日本挟持汪精卫扩大侵华地盘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不知汪是否有实力牵制蒋。我们非作一次实地考察不可,以便作出我们应持的态度。”其实,刘文辉派去的不是杨叔明,而是杨叔明的亲信、青年党人、西康省政府秘书王师曾。1941年5月23日,周佛海日记曰:“王某自川来,谓系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龙云之代表,称:西南当局于适当时机,当起而主张和平。”周佛海认为:“其言未可恃也。”所谓王某,即王师曾。

同年7月17日,周佛海又接见了曾琦的亲信赵毓松及李某,“李系青年党之曾琦所派来者,据云曾得龙云之助,由昆明到港,拟策动和平”。11月15日,张群又告诉蒋:“刘文辉与阎、龙勾结,并暗示岳军为国策变更时推岳为领袖之意。”蒋闻之,“痛心盍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随即突袭香港,而在港之青年党主席曾琦则在日本人的诱惑和护送下,潜入沦陷区。次年3月8日,周佛海接见到南京的曾琦,“曾详谈西南问题,所言颇合事实也”。稍后,曾琦差一点就出任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8月,徐永昌得到消息:刘文辉、邓锡侯“极拉拢阎先生,以为美恐无进步,抗战无结果,龙云等附之”。这很有可能跟曾琦有关系,因为此时曾琦又去了山西,而阎锡山正和日军进行深度勾结,差一点就正式投降。也就是说,在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刘文辉、邓锡侯、龙云、阎锡山、曾琦等人可能认为德日即将夹攻苏联,即将取得胜利;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他们对美国也不抱多大希望,所以几次派代表赴南京探听虚实。而川康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势力在西南大增,对其“威胁甚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抗战已没有多大信心,有意为“国策变更”时预筹因应之道。

赵毓松就任部长后,“每月支付给曾琦青年党党费四万元,后来是十万元,最后是十五万元。当时曾琦在上海发行的‘青年党十九周年纪念册’中就有‘青年党经蒋、汪二先生的批准,不论是和平区还是抗战区,都得到合法地位’的记载,青年党的少壮派汪克永等人对此不满,痛骂‘曾琦是青年党的汪精卫’”。曾琦自己说,从1938年秋至1945年冬,“予之精神,可谓偏重于抗日”。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从其实际言行看,只能说前期“偏重于抗日”,后期则有意于降日。

另一方面,刘文辉曾于1940年对杨叔明表示:“现在西昌行辕已经成立,这是蒋控制我康滇两省的一根钉子。各县也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就是他们的情报网。你想想看,将来康省发生事变该如何应付?不说王师曾考察消息难料,即使汪精卫有牵制老蒋之力,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你可否为我到云南去与龙云接洽,一同想一想联合共存之法。”杨叔明到昆明与龙云会晤时,龙云表示:“赞成滇康切实联合,但不要显露痕迹。同时还要联合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此时,王师曾到南京考察后也得出结论:“汪力不足,恐难援救西南;曾琦未就汪职,望另谋对策。”刘文辉遂更坚定了与龙云、邓锡侯、潘文华合作的想法。

1944年,在日军“一号作战”打击下,国民政府遇到绝大的政治危机,川康滇桂粤军人又积极筹谋组织“西南联防政府”,这也跟汪伪政权有一定的关系。1944年12月5日,周佛海日记曰:“上月中旬,赵某自滇携龙云致汪先生缄,云对政府极不满意,刻指摘内政以攻击政府,如日军由宜昌入川,则滇、川军人即将起而主和。时汪先生已去世,汪夫人接见,并介绍于日方,后派明某随同赴黔。”同日,唐生明告诉周佛海,龙云的密使许松圃将由昆明来沪。19日,周佛海获悉:“云南代表许松圃到沪,与日订立逼蒋和平条约,不愿使南京政府与闻。”但他不敢断定此事的真假。1945年1月4日,周佛海专门召见唐生明等人,告以只图倒蒋,不计其余,于国无益,但唐生明等人“似不听从”。

还需提及的是,1938年春,川康军人在反对张群担任川省主席时,曾攻击他是亲日派。反过来,蒋介石其实也担心川康军人和日本人、汪精卫勾结,所以不让川康军人主川,而必须由亲信张群主川。蒋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就说,存在着部分四川军人“从背后对蒋介石反戈一击而同日本人媾和的危险。因此让张群这样可靠的四川人做省主席是重要的”。

三 、青年党与国民党在川康地区的争夺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并不牢固,而是时有摩擦,且一度斗争激烈。1938年4月,张君劢、左舜生先后代表国社党和青年党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一致对外。蒋、汪也分别回函表示钦佩与感慰。此举表明国社党和青年党事实上取得了公开存在的地位。不过,李璜发现蒋、汪的复信“中间完全没有‘贵党’或‘贵团体’字样;简直把有主义、政纲,以及有十五年奋斗历史的一个在野党视为无物”;而且,蒋介石此时不仅想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二为一,还想把青年党、国社党与国民党混而为一;“即使将国民党另改一个党名,重加组织,蒋也情愿”,李璜觉得“蒋先生对于多党政治及民主建国,不但无此信心,而且无此认识”。

同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其中关于遴选参政员的资格规定,均不见有“在野党派”“政治团体”等字样存在,只说“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李璜觉得,“足见习于一党专政既久的国民党在朝派,有意抹煞事实,尚不愿有在野党派的名义存在,此所以虽在严重的国难之中,后来也不能免于凿枘难入,随时与并无武力的青、民两党人员也发生嫌隙,可为浩叹!”

同年底,国民党、青年党又在国立四川大学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12月中旬,国民政府发表刚刚卸任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江西人)接任川大校长,引起部分川大师生反对,掀起了一场“拒程”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四川人要求“川人治川”的一种表现,也是CC系和青年党之间的争斗。同时,国、青两党都积极争取地方军人的支持,使得事件更加错综复杂。

原任川大代理校长张颐,虽不一定是青年党,却是李璜的姐夫,与李关系甚笃,在北大时也和“国家主义派的教授及学生皆相处得很好”。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则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拒程”运动。魏时珍提醒邓锡侯等人,程天放是蒋介石的人,到川大来会加强蒋介石在四川的力量。这一点获得了邓锡侯的认可。青年党党员汪潜就发现,邓锡侯、潘文华“暗中对反程表示同情”。

不过,出面反对程天放的是地方绅耆。12月18日,四川绅耆黄肃方、曾子玉、李伯申等人发出通电说:“迩来川中各县,民变之事已屡见不一,人心极为浮动。今若更对此原本安定之学府,无故更换校长,既非其时,复非其人,若竟因此而惹起学潮,殊失我政府慎重教育安定后防之本旨。”所谓“民变之事已屡见不一”,应指193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相继发生的反对兵役不公的“新都事件”和“中江事件”,新都、中江及附近县份民众因反对抽丁不公而围攻县城,且“民匪结合以图大举”。

而在蒋介石看来,“中央近在重庆,经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之国立大学校长,竟不能顺利就任。有损中央威信”,因此对“拒程”运动恼羞成怒,“责成四川军政当局,协助解决”。可以说,“拒程”运动与1938年春川康军人反对张群主川如出一辙,再次让蒋介石脸上无光。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邓锡侯、潘文华被迫转而支持程天放,程氏因此得以到川大履新。

对于这次“拒程”运动,四川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说:“那时四川刚从防区划归中央统一指挥不久,地方的狭隘观念仍然很重,又夹杂了党派的因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CC系的李琢仁则明说,它是“国派与本党之争”。所谓“国派”,即国家主义派,即青年党。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也告诉萧公权,发动“拒程”风潮的人,“多系中青党的党员”。可见,双方都把川大看作重要“地盘”,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程天放正式接长川大后,青年党在川大的势力大为衰退,一些青年党分子也投入CC系,因为“程天放有办法,将来有出路,毕业后不愁事做”,弄得魏时珍在课堂上连声长叹“士气!士气!……”魏氏随即被迫辞职。1939年7月26日,吴虞据程天放未聘胡少襄而推断说:“国家主义派似在大学不甚抬头矣,而吴君毅尚亲密何鲁之,大可不必。”四川人何鲁之正是青年党的骨干,吴虞认为其堂弟吴君毅亲近何鲁之是为失策。不过,青年党失去川大这一重要地盘后,蒋介石也不忘予以安抚。1940年,蒋介石拨十万元让青年党办私立川康农工学院,院长就是魏时珍。

同时,蒋介石也比较照顾青年党的面子和利益。1939年3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以推进川康建设,增强抗战建国力量。李璜、曾琦就是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成员。同时,又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以李璜为团长,青年党党员余家菊则是视察团成员之一。同年10月,川康建设期成会又在四川成都、阆中、万县、泸县以及西康省雅安等地设置办事处,设在成都的川西办事处即由李璜主持,魏时珍也被聘请为川康建设期成会的顾问。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青年党发展势力,并增强其在川康政局中的影响力。

不过,国民党对青年党的打压也不少。魏时珍就发现:“其家街口茶馆中,每日必有一部脚踏车,见他乘黄包车出街口,必远远追随,以侦其下落”;同时,“在四川各县,国青两党党员的磨擦事件,则经常不断发生”。李璜亦说,国民党的党权派“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于其领袖蒋先生,动加我们以警告”,他们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李璜最近之言行实录》,记录了李璜与一些青年党党员开会的情形,也记录了1939年7月李璜在成都某公园“酒酣高谈”:“汪精卫竟然出走而去当了汉奸,蒋先生是要负不能容人的责任的;以汪之为人及其性格,并不像是要与蒋势不两立,而非去做这种卖国勾当不可的!如果蒋在抗战一开始,即能尽弃前嫌,以亲信同志对待汪,则汪自能感奋,共同工作,又何至出走!”1940年1月,陈诚又致函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说:“川省青年党广罗优秀青年,施以短期训练,藉以充实干部,恢复各级组织,招收党徒,扩充势力,并召开青年党代表大会,密切注意下层工作。”可以说,青年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国民党密切监视着。

蒋介石对青年党、国社党也很不满。1940年4月5日,他在日记中咒骂说:“参政员中不乏明特持正之人,而乘国难以为进身巧夺之机,如曾琦、张君劢自称为党魁之流,在外国人视之实无异于不生不死之走肉,此种人危害于国家犹甚于汪毛,而梁漱溟之流且犹少正卯之不若矣,痛恶之至。”

青年党对国民党也是怀恨在心,甚至试图取而代之。李璜注意到现阶段抗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各省部队与中央军待遇不平,中央军存监视态度,前方将士均不效命”,“抗战假使失败,则使各省将领割据独立,是时战不能战,乱不能平,当然出之议和一途,届时吾辈即出而联络各方,与苏、日继续作战,扫除汉奸政府,实行联省自治,重组中枢”,“出而主政”,实现“不流血革命”。青年党看到了地方部队“不效命”的现实以及“各省将领割据独立”的潜在风险,所以有意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后“出而主政”,联络地方军人,给予其较大的自主权,实行“联省自治”,实现“不流血革命”。青年党既要抗日和扫除汪伪政权,还要抵抗苏联,说明此时它依然坚持“国家至上”。而李璜所说各地方部队“不效命”及“各省将领割据独立”,很有可能有川康军人的影子在。

1940年1月,重庆青年党党员举行党派问题座谈会,得出结论:“甲、国民党组织不健全,内部派别分歧,必至瓦解;乙、三民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丙、国共冲突及苏联野心应密切注意”;“现在执政之国民党内部派别分歧,摩擦极烈,尤以汪逆精卫背叛之后,创巨痛深,终必崩溃,今后抗战建国惟本党是赖”。汪精卫叛逃之后,青年党看到了国民党的分裂危险,并认为国民党“终必崩溃,今后抗战建国惟本党是赖”,再次说明青年党依然准备实现“不流血革命”,出而主政。

稍早前,曾琦、左舜生听说李璜被监视后,“很愤慨,认为国民党当权者的特务政治,已经将其党弄得分崩离析,而今仍旧积习不改,我们更非加强在野民主势力,予以纠正不可”!李璜认为,青年党现阶段的重要工作是“努力宪政运动,促进民生,拉拢民众,竞争选举”。于是乎,青年党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为增强青年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并加强第三方面的团结,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于1939年11月成立了相对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青年党又联合其他第三方面组建了更为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李璜说,青年党“之所以毅然要与其他在野党派合作,组织民主政团同盟,还有一个在情感上与事实上都不能安于现状的原故”,就是“国民党的党权派”对青年党不放心,“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于其领袖蒋先生,动加我们以警告”,“这真是无聊无赖,岂有此理之至”!

10月,民盟在香港正式公开后,国民党与青年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在香港的曾琦就力主民盟不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曾琦主张:“此时须逼国民党表示态度,须于下述二途中令择其一:(一)如诚意与各党派合作,参政会职权须提高,并改组行政院,成立战时内阁;(二)否则亦请明白说出仍须一党包办,吾人不能再糊涂混在一起,俾将来历史是非功罪,有所依归云云。”曾琦主张改组国民政府,提高参政会职权,可这是国民党很难答应的。随后,曾琦潜赴沦陷区。

而国民党则着手分化民盟,积极拉拢在川渝之青年党领袖。1942年1月14日,蒋邀左舜生谈话,“劝青年党勿与国社党、共产党共组团体”。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党进行经费援助。

有意思的是,青年党此时并未倒向国民党,而是尽力控制民盟。民盟公开前后,黄炎培辞去主席,由张澜继任。而张澜住在成都,民盟其他领袖住在重庆,张澜“除负一部分筹款责任,遥领了这个主席名义而外,并没有多管事”,关于盟务的推进,差不多由秘书长左舜生和张君劢、章伯钧几个人“顶着干的”。罗隆基又说,住在成都的民盟中常委李璜,“成了张澜主席的参谋人和盟务的实际执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青年党实际上操纵把持盟务是必然的结果”。国民党的资料也说:“青年党因历史较久,党员较多,为盟内第一大党,亦为有力之支柱。”但罗隆基等人不满青年党“操纵把持盟务”,这为后来青年党与民盟分家埋下了伏笔。

随后,在李璜、左舜生领导下的青年党与国民党继续在宪政问题上进行角力。李璜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曾提出:“目前言论不自由,较专制时代尤甚,实为新闻界之耻,亦当前政治之黑暗”,“党派纠纷应即停止,并使各党派平等发展,否则只有动干戈”,意见非常尖锐,国民党认为这简直是“攻击”。

需注意的是,青年党不仅与国民党合中有分,对中共也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暗中敌视中共。在推动国民党实行宪政、废除一党专政的问题上,青年党和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可是,暗地里青年党对中共又竭力防制,甚至愿意在必要时帮助国民党铲除中共。1940年2月,国民党就得到情报:“青年党因川省为该党历来根基最厚之地,现鉴于共党在省内积极活动,恐碍其开展,乃筹划防共,除积极加强组织,整理该党党务外,并决定防范共党活动之办法如下:(一)翻印《铲共须知》与《共产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批判》等书,散发各同志与各界民众,使发生同仇敌忾之心理……(四)令该党同志多读反共书籍。(五)加强该党组织,并令各县从速整理党务,训练同志,护党反共,必要时再帮助政府铲共。”

另一方面,曾琦去往沦陷区后,川康军人还继续和留在大后方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密切合作。国民党就发现,李璜“与川康军人政客颇有连系,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

不过,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的积极合作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惕,蒋介石、张群、张笃伦等人就迫使刘文辉将在西康任职的青年党人全部调离。1942年5月2日,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刘文辉的大邑同乡冷曝东致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吴铁城报告,西康省会理县县长“聂泗(国家主义派)及一三七师团长张青岩近因违抗禁政,擅运烟毒及查铲烟苗不力,已被驻军查获逮捕究办”,“雅安县长青伟系青年党份子,曾任江津县长兼行辕军法处长,官声贪污,曾以违犯军法案法办军事委员会某部士兵两名,致被撤职;转以李璜关系,康省委杨叔明推荐雅安县长,仍贪多无厌,民怨载道,省参议会曾提出弹劾案,交省政府究办,旋以前在江津任内之贪污案未了,经四川高等法院函知西康省政府,转令伊赴蓉候审”,“据报敌人于廿五年即派有间谍分驻西藏三大寺活动,该三大寺中国青年党前亦藉西康省政府派员赴藏之便,亦派有贾秘书福林前往,从中联络煽动藏方异动”。可见,国民党此时正在大力清除青年党在西康的势力,并防范青年党与西藏三大寺的日本间谍勾结,煽动藏方异动,动摇抗战大后方。

1943年1月,冷曝东又致电蒋介石报告,他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一起赴雅安与刘文辉商谈了三日,刘文辉对于“久延未决之思想问题”,“自承过去疏于防范,咎由自取,决于短期内澄清,以明意志”。此处所谓思想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指刘文辉与青年党密切合作的问题。冷曝东说:“此为中央素所重视之问题,与职受命以来所感之困难,此后当不难彻底解决矣。”2月18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报告,刘文辉到成都,与其“多次往复恳谈”后,“深自省悟”,提出五项纠正办法,其中第一项即为“青年党在康份子,均解职离康”。3月3日,刘文辉致电蒋介石明确说明,两位青年党要角、西康省政府委员杨叔明及教育厅长韩孟钧辞职,“拟另呈遴员接充”。几天后,蒋介石批示,遗缺由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主席张群“遴保候核”。换言之,蒋介石不要刘文辉自己推荐人选,而要张群遴选人员。同年底,蒋介石特意警告刘文辉,不要“利用共党、青年党以为政治上势力”。

杨叔明离开西康后,青年党仍然念念不忘在西康布置势力。当时,西康各县正在筹备成立县参议会,西康省府秘书长李静轩是县参议会审查指导小组成员,“青年党以为有机可乘,乃暗中发动省训团学生,假拥护李静轩(李为省训团领导人,又为刘主席用以联络各党各派之人物,野心颇大)为名,企图以亲李之手段,而拉拢刘主席,达成挽救在康之政治势力”。中统认为,“倘无适当解决,则此次省党部毫无控制力量,民意机关果落入青年党之手,今后康省党务将不堪设想云”。

1944年,在日本的“一号作战”打击下,蒋介石遇到极大的政治危机,国民党又不得不与青年党进行合作。9月14日,蒋介石与青年党左舜生“谈合作要领,此乃于现在政局上有利也”;两天后,他又说“对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开始商谈合作”,此在“内政运用上亦要着也”。9月22日,王世杰日记曰:“连日蒋先生延见左舜生、李璜,告以国民党决计扶植中国青年党,并将密令各党部与之合作。”三天后,王世杰告诉李璜:“中国青年党过去之弱点在连络军阀,今后当设法断绝军阀关系,则信誉可增。”即国民党希望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等疏远,则国民党可以扶助其发展。两个月后,国民党高层决定:“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各党派要求合法地位时,可在事实上承认,如不与共党合作,并可允许其公开活动”,“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可见,国民党首先想与青年党进行合作,以制衡中共与民盟。

但是,稍后蒋介石即发现青年党依然和民盟保持一致,坚持实行“联合政府”,他又开始大骂青年党。1945年1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成立“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邀请中共、民盟等其他党派共同参加,以消解和应对他们的“联合政府”诉求。蒋随即召见左舜生,可是他察觉到左舜生“已同‘共匪’取一致行动,此种政客只有自私自利,而不顾国家民族之利益如何。彼等既经合流,则应另谋处理之道”。1月27日,他又咒骂曰:“对无耻政客之投机乱国,依势附共之言行,思之欲呕,吾不知读书人真有此种寡廉鲜耻之卑污行动竟一至于此……而黄炎培、左舜生等竟不惜为之,乃知宋明以来士大夫各种卖国求荣之果有其事矣,呜呼!此种劣根奴性,若不澈底铲除,!民族绝望矣!”2月16日,他又“对青年党李璜竟为共党外卫(围)而不□□,痛斥其政客投机之无耻也”。稍后,国民政府公布第四届参政员名单,“救国会中人完全被剔除,青年党人则有增加”,民盟主席张澜认为“显有分化作用也”。

7月1日,参政会左舜生、黄炎培、傅斯年、梁漱溟、章伯钧、冷遹六君子访问延安,但归来后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人发表声明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关于国大召集问题的讨论,即反对国民政府于当年11月举行国民大会。蒋介石又在日记中骂曰:“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黄炎培等无耻政客,挟共党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混水摸鱼,从中取利,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则置若罔闻,以危为安,以利为害,此国家之所以大乱,而‘共匪’之所以更形猖獗也,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其罪实甚于汉奸与叛匪矣。”不过,在蒋介石的持续努力下,坚持反苏反共的青年党还是逐渐疏离了民盟。9月30日,蒋介石就发现,虽然中共问题仍无法解决,“但青年党已站在我方,且全国民心已归中央,国民大会问题或可如期召开也”。同年底,青年党脱离民盟,倒向国民党。

四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深重的情况下,曾长期与国民党处于敌对地位的“革命”政党青年党逐渐转变立场,积极拥护国民政府,但也没有放弃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经营。在抗战相持阶段,青年党发现国民政府有可能崩溃的时候,就有意联合地方军人,实行“联省自治”,出而主政,“与苏、日继续作战”,实现“不流血革命”。同时,它积极和中共及其他第三方面联合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力促国民政府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意在与国民党分享政权,并增强抗战力量,可惜收效甚微。可以说,青年党并没有“放弃革命,放弃武装”,只是换了方式而已。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琦的亲信赵毓松等青年党人参加了伪政权,曾琦本人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潜入沦陷区,并差一点出任伪职,而留在大后方的青年党也没有声讨那些参加伪政权的党员,则表明主张“国家至上”的青年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

四川是青年党的大本营,被其视为“根本的根本”,所以它特别注重在川康发展势力,并积极经营与川康军人的关系。而川康军人先是借助青年党以剿共,后来则借助青年党以抗衡国民党的压力。川康军人参加“和运”工作,虽然早有一些可疑的迹象或试探性的举措,但最终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派青年党骨干王师曾作为代表前往南京与周佛海等商谈,这背后肯定有青年党人的推波助澜,可惜因资料缺乏而未能进一步申论。国民党则对川康军人与青年党之间的合作保持高度警惕,既担心他们降日,又要防止他们在“民族复兴根据地”坐大,威胁中央政府,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削弱川康军人和青年党的势力。由于国民党挟中央政府之权威,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所以,川康军人不得不半心半意地支持中央政府,并被迫与青年党逐渐疏远,比如邓锡侯、潘文华在“拒程运动”中就不得不转而支持程天放,刘文辉也不得不解除杨叔明和韩孟钧的职务。

国民党对青年党是既合作又打压,这引起了青年党的不满与反弹。青年党积极和其他第三方面合作,并于1941年组建了民盟,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了一股很重要的势力。当1944年国民党遇到极大政治危机时,民盟、地方军人联合起来筹组“西南联防政府”,以预防国民政府的崩溃,或者积极呼应中共的“联合政府”口号。国民党深刻意识到民盟的力量不可轻视,于是积极拉拢青年党,分化民盟。1945年,在国民党的大力笼络与扶助下,加之青年党坚持反苏反共,青年党就逐渐疏离民盟,并于同年底脱离民盟,倒向国民党。

可以看出,没有自己党军的青年党很清楚自己的弱点所在,所以积极经营地方军事力量,与川康军人等长期互相支持,互相借重。可是,双方的根本利益并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比较松散的,不稳固的,一旦面临国民党的强大压力,双方就不得不互相疏远。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黄天华(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川康政治史)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