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刘鼎

口述/阚文木 整理/李焱

编者按 87年前的今天,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清了障碍,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今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阚文木口述、李焱整理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刘鼎》一文,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与张学良畅谈半月余

我的父亲阚尊民于1902年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同年,由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由组织安排,1925—1929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9年冬,奉调秘密回国,1930年,到上海特科,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协助科长陈赓开展情报工作。直到1933年,上海特科被叛徒出卖、摧毁。之后,我父亲阚尊民到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在方志敏那里工作,从事组织部工作和搞军工生产。1935年,方志敏的部队被国民党打垮,方志敏及阚尊民等被俘。1935年秋,阚尊民从国民党九江俘虏营只身逃出,到了上海。在蔡叔厚和史沫特莱帮助下,隐居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得到宋庆龄关照。适逢张学良欲找共产党联合抗日,宋庆龄将阚尊民推荐给张学良。阚尊民决定应张学良之约去西安,化名“刘鼎”展开工作。从此,我父亲阚尊民就改名刘鼎。

刘鼎(阚尊民)

1936年3月20日, 张学良派亲信赵毅将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第二天,张学良接见刘鼎,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第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第三,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刘鼎说:“将军所提三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考虑,明天答复你,好吗?”张学良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听刘先生高见。”

在此之前,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已有沟通。张学良与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做过张学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的工作)曾会谈过,双方的共同点就是抗日,但是对蒋介石的看法不一致。

父亲早年在四川宜宾老家当学徒、上中学时,见过不少当地哥老会的人,也和朱德率领的滇军部队打过交道,对军阀、社会帮派的那些习气知道不少。张学良好斗、好强,你正气,他服你;你唯唯诺诺,他就看不起你。

张学良

次日,张学良、赵四小姐与刘鼎共进早餐。随后,刘鼎逐项回答张学良昨天所提问题。刘鼎说:“将军身为东北军司令、党国要员,坐镇东北,掌握几十万大军兵权,守土有责。‘九一八’日寇犯我,当地守军奉命不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四月之内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起而抗击,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不能不表示态度。”

刘鼎说:“中东路事件乃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和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自卫反击是正当的。东北当局一方面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一方面对中东路管权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将军的指责就绝非无中生有了。”

刘鼎继续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陕甘宁为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使苏区和红军遭受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我们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剿共,是 ‘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以达到消灭红军,削弱东北军,破坏抗日之目的。东北军最‘厉害’之敌,是红军还是蒋介石?”

看张学良对自己的话还听得进去,刘鼎进而指出:“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最好的办法是联共抗日,不仅可以一洗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必定名列史册首页。”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悦诚服,感到这位中共党员有胆识、有见地,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诚恳地说:“刘先生见解不同凡响。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刘鼎说:“过奖了”,又表示想要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张学良即把自己曾去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并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城(延安)会谈的事告诉了刘鼎。当天下午,张学良偕刘鼎和随从军官飞往洛川67军王以哲军部驻地。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召开了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的洛川会议,图为洛川会议旧址

张学良和刘鼎在洛川谈话十几天。两人同桌共餐,边谈边吃,有时从一餐谈到下一餐。有时沿着城墙边散步边谈,谈大事、谈国家、谈民族、谈军队、谈党派,也谈小事,谈到恋爱、婚姻、家庭。刘鼎知道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想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刘鼎全神贯注于每一次谈话,向张学良介绍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情况。尽可能地阐释共产党当前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张学良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扩充队伍,打败了也不溃散,打散了又能聚拢?刘鼎以大量事实详细说明,红军是从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红军中废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部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就有战斗力,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红军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到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旧军队都无法与之比拟。

十几天的长谈,张学良与刘鼎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学良知道刘鼎曾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留学,是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优秀共产党人。刘鼎也深知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读过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马列著作。十几天的长谈,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靠得住,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

延安会谈和联络站的设立

1936年4月9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偕王以哲、刘鼎飞抵肤施(即延安)城。当晚,在天主教堂,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共商救国大计。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刘鼎、王以哲5个人。周恩来与张学良谈,李克农与刘鼎听并作补充。会谈从18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道路和前途、联蒋抗日、苏联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资军需、培训干部等问题坦率诚恳地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

延安会谈地——延安天主堂旧照

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李克农上次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后,中央准备了几套会谈方案,结果发现会谈相当顺利。双方对抗日是统一的。共产党是反蒋抗日,蒋介石是剿共抗日,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劝蒋抗日。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彻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恰切,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李克农当然更是直接感觉到了刘鼎在会谈前对张学良所做思想工作的效果。

延安会谈中周恩来(左)与张学良(右)的塑像

4月10日,刘鼎随周恩来返回陕北苏区。4月13日,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委派刘鼎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党代表。张学良亲自到洛川接刘鼎回西安。上飞机后,张学良说,“你在苏联是学过航空的,今天我们来飞一下试试。”张学良驾驶,刘鼎副驾驶,驾着飞机绕飞到黄河上盘旋,之后回到西安。

在延安时的刘鼎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刘鼎在西安实际上是个大管家的角色,交通联络、通信联络、食物、军需品以及运输等半地下大事小事都需他亲自出面解决。七贤庄离火车站近,又比较安静,故在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布置租用七贤庄1号建立联络站。当时苏区最缺乏的是药品器材,为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刘鼎在七贤庄开了一个牙科诊所作为掩护。牙科医生是德国友人温奇,护士是夏明妈妈。刘鼎动员张学良来诊所看牙,于是这里就成为张学良私人牙医的诊所,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后来联络站负责电台的是涂作潮。涂作潮是刘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上海特科的战友,学无线电专业的。他来了后,提高了电台功率,声音也比较大。电台工作的时候,牙医那边也在工作,起到掩护作用。事变前一天,涂作潮正在发报,有人敲院门。夏明开门一看,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你们收音机声音怎么这么大呀?把声音调小一点。”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旁边七贤庄5号国民党派遣队留守处的,他们电台的功率小,我们电台把他们压住了。夏明妈妈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情。父亲说,这是个好事,他们并没有怀疑到我们的电台。以后电台工作的时候,把收音机开大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七贤庄1号就成为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在西安七贤庄1号设立的联络站,抗战爆发后成为八路军办事处

西安事变发生前后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刘鼎和张学良多次交谈,取得共识,要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部队,关键是要培养一批有抗日意识、有抗日觉悟的部队骨干,形成东北军的核心力量。他们主要加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部队上层建立抗日同志会,作为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核心组织。张学良任会长,刘鼎任宣传组织部长,孙铭九等高层军官是成员,这些人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积极骨干作用。二是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团以下干部进行轮训,吕正操就是其中一员,这期间刘鼎就和他相识了。三是扩大卫队营,加大培训随从军官力度。四是创办学兵队,充实部队基层。张学良招兵买马有困难,刘鼎通过党中央和华北局,先后组织了3批400多名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到西安,其中有谷牧等一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充实到东北军中。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中)在西安视察,其右为杨虎城,杨虎城后面是张学良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蒋介石拒绝和斥责。蒋介石还将其嫡系部队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迫令张学良、杨虎城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特别是在对待爱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的问题上,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张、杨的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出路。1936年12月12日晨,按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出自内心的爱国行动,冒着极大的风险,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按事先分工,张学良负责抓蒋介石,杨虎城负责扣留蒋介石在西安的大员。12月11日半夜,张学良布置完抓蒋行动后,通知刘鼎向延安通报,此时刘鼎才意识到这持续了半年的行动终于爆发了。这时全城已停电,刘鼎就赶到南门电力行买了干电池,用地下工作所需的干电池发报机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电报。12日凌晨抓到蒋介石后,孙铭九从临潼赶回西安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又亲自告诉刘鼎通报延安。

电影《西安事变》中的毛泽东(右)和周恩来(左四)

西安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 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共中央派副主席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话剧《西安事变》剧照

在此期间, 刘鼎在周恩来领导下, 通宵达旦地工作着, 既要保卫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关系。12月24日,经过前阶段反复会谈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次日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乘飞机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晚年的刘鼎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 基本保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刘鼎按周恩来指示,妥善处理了东北军“二·二” 事件的善后工作。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来源:参考网

口述:阚文木

整理: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