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2月1日起,“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专栏,发布纪念文章,表达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方志四川”投稿邮箱:565066364@qq.com。

毛泽东为什么被美国人

尊崇为“中国游击战之父”

胡新民

游击战古已有之。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汲取了古今中外游击战的精华。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将游击战的地位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战由防御阶段转到相持阶段,游击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随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向蒋介石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得到了蒋介石等人的首肯。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游击战高于正规战”,而且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全国抗战八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由小到大,遍地开花,作战形式多种多样,战斗方式变化无穷。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进行游击战斗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因此,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媒体载文称毛泽东为“中国游击战之父”,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认为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经常思考共产党为什么由弱变强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的问题,并欲从中学习经验,以图“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蒋经国在日记中记有蒋介石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建议蒋介石读一点中共近半年出版的书报,其中就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茅家琦等人著:《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第17页)。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且毫不含糊地指出:“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

美国的关注、研究和“活学活用”

美国人对毛泽东游击战的关注和研究,从中国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当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共武装仍然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14日,即淞沪会战刚结束,上海出版了一本《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此书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宣传中共抗战观点的——笔者注)。该书是多篇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的《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为史德华的文章。该文写道:“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最近晋北某路军的屡次告捷,就证明了这一点——译者)。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大约十年以来,人数从未超过二十万的红军,在中国的大部的省份中进行着‘捉迷藏’式的战术。十年以后,中国苏维埃不仅在数量上比最初增强,并且还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的主义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早已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了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有着无限的助力。”(该书第58-59页,战时生活社编辑兼发行)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撑局面的形成,主要有赖于敌后游击战场的战略牵制。这种特殊的局面,使得日本首尾难顾。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人民对其的期望值越来越低;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因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所著的《蒋介石传》,堪称是最权威的蒋介石传记,该书有这样的描述:“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该书第1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该书第9页)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当年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人和其他一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人,大都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印象特别深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了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因此,美国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谈到了抗日战争必然会谈到游击战。施拉姆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在《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该书174页,红旗出版社1987)2010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后起之秀瑞贝卡·卡尔出版了她的《毛泽东传》,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张,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游击战指挥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如何作战对当时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当地的居民当中,化整为零。”(该书第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当年国民党看到共产党的游击战成效显著,也曾于1939年尝试过敌后游击战,但两三年内就基本偃旗息鼓。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则越战越强。1944年,英国人曾告诉美国人说,中国的海岸上密密布满了日本军队。但是,美国掌握的情况却大相径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回忆道:“可是我们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中。我问我父亲这些游击队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罗斯福亲历记》第14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罗斯福之所以很快表示肯定,是因为他此前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曾任美国总统卫队副队长的卡尔逊数次到过延安,并和毛泽东谈过话。卡尔逊还亲自到华北前线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中国兵》军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八路军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回到美国后曾面向罗斯福介绍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卡尔逊还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飞行突击营,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卡尔逊的成功,使罗斯福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的一个热潮是在1960-1970年。从1961年开始,上至总统肯尼迪,下到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都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为了对付越战,美国决策者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文章后认定,“中国式”游击战的关键是存在于广大农村的“军民鱼水关系”,故而从逻辑上来讲,“反叛乱”的重点也就在于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离开来、切断“鱼水关系”。美国的“战略村计划”正是以此为根本目标。但“战略村计划”明显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决策者对切断南越游击队和农民“鱼水关系”的设想是难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吴庭艳独裁统治导致的结果,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又是广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广大农民是南越革命的拥护者、参与者,军民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驻越美军司令斯特摩兰将军虽然“毛泽东论游击战争”的著作不离身,但他好像没有真正读懂,更没有想出有效对策。他虽然也想了不少招数,花了不少钱,可一遇到具体情况,仍然一筹莫展。他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对我来说,倒是越共的地方游击队在某些方面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他们用火箭、迫击炮和坑道兵(即源自于地道战的一种战法——引者注)袭击美国和南越的各种设施,这就有可能把我方越来越多的部队牵制在防御上。”时任美国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亲自两次前往越南进行战地考察,他的结论是:“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即游击战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郭谨良:《亲历越战》第2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二战后美国军力独冠全球,处处伸手,不断挑起战争。越战失败二十多年后,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战争,同样又遇到了游击战的难题。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又想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破解之道。2008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布什总统提名驻伊美军司令彼得雷乌斯担任下一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战事。同年6月2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载文介绍了这位上将的军事思想。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将军似乎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颇有心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彼得雷乌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颠倒过来使用,毛称成功的抵抗必须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彼得雷乌斯强调美军应消解伊拉克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从而清除反美武装的生存土壤。”彼得雷乌斯作为战地指挥官也深刻理解毛泽东的说法: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利与否。于是,他提出要赢得“伊拉克的人心和思想”。彼得雷乌斯在任期间确实也曾指挥美军进行过不少亲民的活动。据说有时发展到给阿富汗贫民送“温暖”(即发现钞)。但是,这又等于给塔利班“输血”。塔利班分子装扮成穷人,向美军要施舍。更令人失望的是,有很多真正的贫民,从美军手中接过来现钞,转眼又给了塔利班。据统计,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当地武装分子的游击战中的伤亡人数,远超过其在正面战场上的伤亡人数。美国陆军《“伊拉克自由”行动最初印象报告》指出:“自2003年结束大规模攻坚作战以后,士兵伤亡人数竟是攻坚作战的3倍。”顺便说明一下,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游击战的例子,只是说明当地民间武装力量的群众基础要比美国厚实得多。至于这些民间武装是否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对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还有一位美国军官的看法值得一提,这就是于1943年就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他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指出:“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第2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史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时候,也曾设法为国民党特务武装培训游击战,但这些特务武装却对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见,游击战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游击战不但在战术上可以取胜,而且在战略上也可以取胜。毛泽东就是根据中国国情,第一个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察的。

英国透过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游击战

随着中国抗战的进行,英国感到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日本的严重威胁。英国方面向国民党提出,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机构,并建议合组一支游击部队,中方出人,英方出钱出武器装备。当时英国方面派遣了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来中国学习游击战。这个团先到了西北、中原和东南等游击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被安排到湖南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英国方面之所以重视游击战是有原因的。英军在一战期间曾经吃过游击战的大苦头。当时英军的对手是德属东非殖民地总督莱托—福尔贝克。在这场战争中,莱托—福尔贝克以12000人的兵力进行游击战,成功地击败了总计30万人的英国军队,造成了60000名英军人员伤亡,其中包括20000人的战死者。这个深刻的教训使英国军界人士格外重视游击战。当中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游击战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以来愈战愈强,而且八路军的游击战深入晋冀鲁豫敌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英国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较之英法在欧洲战场上的狼狈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他们想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但又无法直接与共产党接触,于是就先把目光转向了国民党,准备寻找机会向共产党学习。果然,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给这些英国军官提供了机会。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图为八路军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在湖南衡山创办的。毛泽东曾对叶剑英等人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叶剑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游干班的筹建和教学工作。因为共产党的教官都接受过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熏陶,且有过较长时间的游击战的实战经验,讲课能密切联系实际,因而大受欢迎。

这批英国军官来到衡山时,正是第二任教育长、国民党将军李默庵负责的时候。他安排以国民党的教官为主给英国人上课,但是英国人觉得很不受用。英国人迫切希望能学到真正的游击战经验。当他们听到共产党教官主讲时,才真正感到受益匪浅。具体负责安排英国人学习的李默庵的助手刘嘉树后来说:“当年在班里,既受气又丢脸。受气的是明争暗斗都斗不过共产党的教官。他们肚皮里有货,学员信仰他们,连英国派来的一批学习的青年军官也信仰他们。”“国民党教官讲的,谁都不爱听,英国人更不爱听。八路军教官一登台,大受欢迎。我们怎么不丢脸!”(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3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日本的关注和研究最全面最深入

日本对毛泽东的研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其研究后来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体系。就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普遍给予了比较客观的,也就是说正面的评价。日本学者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首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日本军事评论家久住忠男在《战争、战略、日本》一书中指出:“毛泽东论述得最精辟的是游击战理论。他所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论述是举世罕见的。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该书第103页,至诚堂版)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则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之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年日本侵华部队吃尽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的苦头。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地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武汉会战以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游击战成为了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本方面也很快感觉到了游击战的威力,不禁对战争前景产生了忧虑。1940年12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忧心忡忡地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322页)

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

临近抗战胜利,日军仍然发现国民党军队的“劣弱性”。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以51万兵力,与250万国民党军队对阵,结果以伤亡7万人的代价,毙伤了50万国军(一说75万)。此战使中国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丢失大片国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半年时间就在敌后战场上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积极开展局部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丢失的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建立了19块根据地,解放了1亿人口,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于1945年6月8日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就承认:“敌方对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

日本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占有的资料特别丰富,包括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的史料和战后日本官方文件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等。例如,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大本营陆军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上海的《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以及汪伪政权出版的杂志等。还有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和《冈村宁次回忆录》等。

战后日军参战人员的回忆在细节上特别生动,例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四科任参谋。他在回忆中写道:“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地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游击队队员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

日本的投降比预计的快一些。西方史学家将其原因归结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前苏联的史学家则一致认为是苏联红军的出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应该忘记的基本事实是:日军在投降前已经被中国人民的连续八年、大小十几万次的战斗打得疲于奔命了。当年的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65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也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侵华日军在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为扭转战局,曾大量动用特种部队。这种特种部队的战法实际上就是师法中共武装的游击战的。他们制定的教程中的《游击战条令》第65条就提出:“游击部队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盗版。这充分显示了日本特殊作战研究者们意识到中共武装游击战的威力,并期望模仿这一战法突破困局。当然,建立在人民群众支持之上的游击战,国民党军队学不会,日本军队也是学不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至上世纪60年代出现重大变化,全面开展了有关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与此同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其中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和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深度,其成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尽管8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毛泽东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怎样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问题上,但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总体评价还是一直延续下来。这在当今一些有关日本的消息中也可以看到其影响。例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我一向认为打败日本的不是美国。日本想在广阔的中国大陆称霸,根本就是一场妄想。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这才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当然,有的日本人会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参与,日本一定会打败中国。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是没能看到整体。”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