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川东的烽火

冉 奎

下川东又称下东,一般指长寿、丰都、垫江、云阳、奉节、巫山、巫溪、梁山(梁平区)、万县、忠县、石柱、开县(开州区)、城口、开江、宣汉、达县、万源等17县,这些县是开展兵暴(万县、丰都、忠县)和农暴(丰都、忠县、石柱、梁山、宣汉、达县、城口、万源)的地区。1930年秋,四川省委在万县专设下东特委加强下东党的工作,当时全川107县,下东特委所辖县几乎占全省六分之一。

从1927年秋发动武装暴动起,到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下川东历时6年的游击战,唤醒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尤其是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作出重大贡献。

固军坝起义

李家俊烈士故居坐落在万源市固军镇大桥村,“工”字形建筑,一楼一底,平顶屋面,1926年由李家俊自己设计修建,1986年当地政府对烈士故居进行了复修。故居内有李家俊塑像和李家俊生平事迹陈列室,展示了烈士当年革命斗争的情形。固军镇与宣汉县石铁乡、新华镇接壤,万源、宣汉是李家俊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

李家俊故居工字楼

万源市固军镇大桥村李家俊故居

李家俊故居文化墙

1925年秋,李家俊因率学生冲击县署公堂被捕入狱。李家俊在狱中墙壁写下《狱中诗》:“身似虎,气如虹,哪堪囚蛰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任彼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1927年3月李家俊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家乡建立中共万源特支。同月,大革命失败后从外地回乡从事革命活动的王维舟和唐伯壮向李家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李家俊赞同“以革命的枪杆子打倒反革命的枪杆子”,激动地说:“我奋斗多年,现在才找到救国救民的正道,说干就干,我当先锋!”

李家俊烈士狱中诗

王维舟是从武汉返回宣汉的,在宣汉、开江、万源、达县、城口等地联络革命志士建立武装队伍。唐伯壮是从上海返回达县黄都(达川区万家镇)的,在达县大树、南岳和梁山虎城等地发动群众。

1928年,李家俊以万源第九高小(固军坝小学)校长身份作掩护,联络从南昌和万县归来的徐永士、胡洪疆、吴会治做教师,就地宣传革命。一时间,“闹革命、找李家俊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李家俊等人在宣汉官渡(新华镇)、十字溪(石铁乡)和万源铁矿坝(铁矿镇)一带组建农会组织,设立佛堂,操练“神兵”“以神治神”打击军阀刘存厚的“神兵”。王维舟等人在开江广福组建“特务队”,与杨森部队开展激战,掀起“倒杨(森)”运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接收大量投诚人员。杨森是割据万县的军阀,此时式微,部下叛离,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

1929年1月,王维舟同唐伯壮在开江县古井坝(淙城街道红庙村)金戟声的院子成立中共普安宣特支,这是开江县首个共产党组织。接着,王维舟以下川东军事负责人的身份赴重庆,听取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要求各地进行武装暴动。3月,王维舟召集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在清溪场研究起义事项。4月27日,万源固军、白羊和宣汉厂溪、官渡等地农民起义队伍和煤铁矿工人起义队伍,以及王维舟从梁山、开江等地动员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会、农会会员,300余人汇集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举行誓师大会,固军坝起义正式爆发。川东特委得到起义报告后,李鸣珂说:“王维舟这个同志很好,他让李家俊当司令。”

万源市固军镇文昌宫固军坝起义指挥部旧址

5月12日夜,起义军首战白羊庙,在川东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歼敌一个连,缴枪50余支、俘敌30余人。不幸的是,副司令雷玉书在战斗中被叛徒偷袭,伤势严重,6月24日牺牲于宣汉清溪场拱桥河家中,党代表唐伯壮9月3日在黄都场家中被军阀抓捕,9月20日被害于达县监狱。

1930年1月,省委将固军坝起义军正式命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第一路游击队高举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向万源、宣汉、城口三个方向挺进,3月21日攻占城口县城,队伍扩充至2000多人800多条枪。4月,刘存厚调集5个团的兵力,加上宣汉、万源、城口、达县4县民团共万余人,向固军坝根据地发动全面“会剿”,游击队活动范围逐渐缩小,粮食和武器得不到供给,处境艰难,岌岌可危。7月,王维舟派宋更新到根据地传达意见,决定就地埋下武器,分散隐蔽,等待时机。至此,威震全川的固军坝起义坚持一年零四个月后遂告失败。

固军坝起义示意图

东征失败

重庆市梁平区虎城镇猫儿寨是一座天然石寨,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梁平历史上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战斗过的地方。1929年6月29日,四川军阀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旷继勋,按照省委指示,在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举行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7月底,这支红军与“虎南大”革命武装力量攻打和尚崖、猫儿寨失败。

重庆市梁平区虎城镇猫儿寨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战斗纪念碑

“虎南大”是梁平区虎城镇和达川区南岳镇、大树镇的简称,是川东地区革命活动最频繁区域,与大竹、宣汉、开江、万源的革命活动烽火相连,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通江、南江、巴中、平昌)遥相呼应。

1930年7月下旬,王维舟按省委指示赴梁山,与省委派来的牛大鸣、巡视员覃文在太平乡(荫平镇)李光华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虎城、南岳、龙沙、太平四个乡镇的农民赤卫武装组建红军游击队和东征的具体行动。

在东征问题上,王维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客观总结第一路游击队的经验教训后,清醒地指出农民武装中的壮丁队是国民党为办民团而组织起来的,没有通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马列主义教育,离乡起义缺乏思想准备,东征条件还不成熟,应暂缓执行。牛大鸣是省委代表,强调东征是省委决定,要服从组织。会议决定,以打“土匪”为名,先把队伍拖到途中,再行动员,宣布起义。

7月29日,虎城、南岳农民武装和龙沙、太平壮丁队1300余人冒雨经过火连扁、榨子门到达忠州(忠县)黄钦坝。当晚,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司令李光华,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王维舟,党代表牛大鸣,政治部主任覃文。游击队下设三个大队,虎城、南岳农民武装为第一大队,太平壮丁队为第二大队,龙沙壮丁队为第三大队。

30日下午,第三路游击队进驻花桥寺,讨论是否继续东征和打不打忠州城的问题。王维舟依旧对“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持否定态度,坚持“应接受第一次东征教训、不宜远征”。牛大鸣始终认为,“一个中心城市的胜利即一省的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即全国的胜利”,进攻武汉意义重大,并再三强调东征是上级命令,下级必须执行。游击斗争经验丰富的王维舟又建议,选拔部分精干力量东征,留一部分人在本地打游击,既执行了省委命令,又可保存革命实力,还可牵制敌人兵力,但遭到否决。

会议作出不打忠州城的决定,8月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顺利渡过长江,到达石柱县西界沱,此时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六七百人前来汇合。第二路游击队是1930年4月7日在涪陵罗云坝成立的,7月下旬在石柱县鱼池坝遭到军阀和地方民团的合力“围剿”而失败。8月5日,两路游击队会合后的队伍继续前进,到达王家乡西乐坪进行整训。

8月10日凌晨,队伍在西乐坪遭到敌军攻击。经三昼夜激战,增援不断的敌人将包围圈越缩越小,最终游击队弹尽粮绝,大部分人牺牲。李光华身负重伤被俘,牛大鸣、覃文等被当地“八德会”援救。王维舟率余部突出重围,历经艰险返回梁山、达县边界地区。9月21日,关押于丰都县监狱的李光华被反动军阀残酷杀害。第三路游击队终因队伍初建、敌众我寡、经验缺乏、形势误判等原因告以失败。

王维舟没有被失败打倒。1930年秋至1931年5月,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蔡奎在梁山百里漕等地、蒋琼林在开江后厢云雾山等地、冉南轩在宣汉清溪等地坚持“上山打游击”,革命火种得到保存和延续,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和壮大。

1930年11月,连续三次遭到破坏的四川省委在重庆刚刚恢复,经费极度匮乏。时任下川东特委(设在万县)书记苏爱吾回忆:“当时省委就靠他接济。”他就是王维舟。王维舟将数次打土豪收缴的鸦片、银耳等大量物资,运送到万县交给苏爱吾,苏爱吾换取银洋后,全部寄给省委。

川东游击军使用的武器和装备

重组游击军

1931年5月28日,王维舟赴成都参加省委会议,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当时,已对王维舟领导的武装斗争倍感恐惧的四川军阀刘湘,正悬赏十万大洋取王维舟的人头。人称“巴壁虎”“刘莽子”的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十万。王维舟途经万县时,被叛徒告密,遭到军警、特务追捕。在同事的掩护下,王维舟化装成妇人,怀抱婴儿坐在轿子里,外面打着钱庄商号的灯笼,被抬出警戒线才成功脱险。

王维舟回到宣汉后,将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设在大山坪,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3个支队,活动在梁山和达县的虎南赤区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蔡奎,活动在开江广福一带的为第二支队、支队长乔典丰,活动在宣汉的为第三支队、王维舟兼支队长,总人数400余人。

中共普安宣特支旧址(开江县淙城街道红庙村3组金戟声院子)

1932年夏,川东游击军改编为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王维舟兼任总指挥,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兼任政委,乔典丰任副总指挥,仍下设3个支队,原支队长继任,队伍扩充至2000余人、1000余条枪。一个以宣汉芭蕉、峡口(上峡镇)为中心,东起梁山虎城、百里漕,南抵达县南岳、大树、万家,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迄城口、万源,方圆300余里的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各支队深入开展打军阀、除恶霸、破仓分粮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等斗争,革命风暴遍及川东10余县。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川东游击军也遭到重创。在前追后堵和颠沛流离的血雨腥风中,在缺医少药和断粮挨饿的艰苦岁月里,王维舟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带领英勇无畏、血战到底的游击军克服种种困难,走出困境,绝处逢生。

川东游击军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深深地插进川东北反动军阀的心脏,一系列惩奸除恶的行动令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刘存厚多次“清剿”未果,反倒被牵着鼻子走,无可奈何发出哀叹:“川东红军游击队是撵不上的飞毛腿,看不见的隐身人。”《新蜀报》《大声日报》对宣汉游击队进行报道后,吓得反动派坐立不安,不少区团总、团正、民练队长纷纷要求辞职,不敢与红军游击队为敌。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于川陕边区。1933年春,主力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正式成立,标志着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主力红军入川,斗争形势发生变化。在敌人后方空虚之际,川东游击军打土豪、锄恶霸、战军阀,致敌人首尾难顾。为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的战斗,1933年5月,川东游击军再次整编,宣汉城郊和西北部的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冉南轩,宣汉东部的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王波,达县、开江、梁山的为第三支队,支队长蒋琼林。

紧接着,川东游击军采取集则为军、散则为民、时南时北、忽东忽西的“麻雀”战术应对敌人的“清共”行动,并主动发起攻势,在宣汉县不断袭击双庙场、马渡关、沿山场、南坝场、峰城场等地敌人,为策应红军夺取“宣(汉)达(县)战役”胜利打下坚实的地理、物资、经济和群众基础。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红33军。

来源:《达州日报》2024年6月21日第6版

文/图:冉 奎(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