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长征前后

张 曙 饶 刚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2纵队,踏上了万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肃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几十年后,当小女儿毛毛(邓榕)问邓小平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时,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不过是邓小平的自谦之词。在被毛泽东誉为“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史诗般的长征及其前后,邓小平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1

主编《红星》报

经历人生第一次沉浮的邓小平,1933年6月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没有实际工作可做, 提出另调工作,不久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当时传播党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报纸原是铅印四开本,第四次反“围剿”时改为32开本,1933年5月停刊。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后,1933 年8月6日出版新编第1期,恢复为铅印四开本。后来,邓小平又把报纸扩大为8版,到1933年10月,还增办了《红星》副刊。1934年9月《红星》报铅印版因红军即将长征停办。

长征开始后,1934年10月20日,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油印版第1期出版。报头“红星”是邓小平的手笔。当时,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唯一报纸。到当年12月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共出版7期。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一年多时间,编辑出版量较大,有70多期,仅1933年发行就达17300多份。

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

对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两个人,他常常是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长征行军途中办报十分紧张,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人睡觉时,他就把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板,油印报纸。1934年11月,在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为了轻装,邓小平等扔掉一台笨重的油印机,留着一只手滚的油印机,继续编印《红星》报。

邓小平还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在《红星》报上撰写了大量文章。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儿毛毛拿着中央档案馆收集的整套《红星》报问邓小平哪些是他写的,邓小平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毛毛写道:“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主编《红星》报是邓小平一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1972年12月9日,他在第二次复出前回到瑞金时,还主动带着陪同人员到他当年办《红星》报的地方,介绍他自己的住处和他主编《红星》报的办公地点。

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的“政治指导员”的作用。他除了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从1933年8月6日到10月8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载了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维汉)、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邓小平还在报上开辟“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两个相互呼应的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极富号召力和鼓动力。

邓小平还在《红星》报上专门开设“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栏目,从各个侧面生动反映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群众工作等情况,使《红星》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红星》报连续发表《党小组会是怎样开和应该怎样开》《怎样当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应该做哪些工作》《火线上的共产党员》《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的针对性很强,对指导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油印版第5期刊发《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一文,介绍某部一连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结果光荣牺牲。文章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都应继续发扬朱同志坚决勇敢的精神,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星》报突出宣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3年8月27日,《红星》报第4期刊发周恩来8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第五部分。报告要求中央红军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常胜与英勇精神,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报告还提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加强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公开号召红军中积极勇敢的战士,特别是工人分子,团结在共产党主张的周围,为着这些战斗任务实现而斗争”。

长征中的《红星》报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1934年10月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红星》报油印版第1期头版刊登《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一文。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白区后,面临着在白区要不要做群众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等问题。邓小平在《红星》报油印版第2期编发《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一瞥》《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等一组小评论,说明各部队在白区加强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指导部队在行军途中运用写标语、画壁报等形式向群众作宣传。1934年11月红军进入湘南后,面对敌人的“追剿”和堵截,失败情绪开始蔓延,出现了逃亡的现象。11月14日,邓小平在《红星》报油印版第3期编发《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讨论提纲)》的重头文章,全面阐明红军战略转移的意义,强调:“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由于邓小平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办报,红军指战员都把《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看作党中央的精神。一时间,《红星》报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深受广大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红1军团干部彭加伦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说:“《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书声。”

2

亲历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创造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贵州遵义。1月9日,邓小平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内。

1958年11月,邓小平视察遵义,谈到遵义会议时感慨地说:“20多年了!”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事实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由于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他活动的原始文字记载。因而他是否参加遵义会议,一度成为遵义会议历史的一个疑点。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建成开放时,陈列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

1958年11月3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贵州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讲述当年的情景,对遵义会议在哪间房召开,他坐在什么位置,都记忆犹新。他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原来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那个院子的结构复杂,是几进的院子。”看到会议室外走廊上檐下柱间和拱券及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他又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现在觉得窄了!”

根据邓小平现场回忆的这一情况,遵义纪念馆随后派人查证,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

1965年11月20日至25日,邓小平在贵州视察时,于21日上午又一次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曾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田兴泳回忆说:“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很兴奋的,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岁月中,邓小平还向子女谈过自己在遵义会议期间的有关情况。他的小女儿毛毛回忆说:“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邓小平见证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新的领导集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然而,对于邓小平亲历遵义会议的这一确凿历史,“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污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被取了下来。对此邓小平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等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分别指出,邓小平“长征途中参加了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他“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3

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随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北上,四渡赤水,再渡乌江。1935年5月上旬,随部队北渡金沙江后,继续向北。先经彝族地区,再过天险大渡河。

6月,在部队准备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时,邓小平的战马病死了。没有了马,过雪山更困难了。6月17日,邓小平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士们一起手拉着手,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地爬过了大雪山。

过了雪山,在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师。邓小平在这里与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相遇了。看到衣着破烂的邓小平,傅钟当即慷慨解囊,送给他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这三件礼物,被邓小平一直称为“三件宝”,念念不忘。邓小平后来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不久,邓小平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

对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刘英后来回忆说:

当我拿着李富春写的“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的条子,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我说,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并进一步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次调动,对邓小平个人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到红1军团工作,使他重新回到了军事斗争第一线,而且进入主力红军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人民军队几大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任上,邓小平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当时,摆在军团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一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坚定地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7月16日部队攻占毛儿盖后,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就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开展了一次关于赤化川陕甘方针的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政治部印发的《党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决议讨论大纲》。讨论的具体问题是:目前的政治形势有哪些特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什么要强调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目前党在红军中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等等。通过学习、讨论,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怀疑情绪,广大指战员增强了与红四方面军搞好团结的意识,增强了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的自觉性,部队情绪和精神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时担任军团政治部技术书记兼指导员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加强行政管理,减少病号,巩固部队。既要完成筹粮任务,又要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还要特别注意搞好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之间的团结工作。小平同志通过开会向各师口授政治工作指示,还要求宣传部下发一些简短的油印材料,供部队进行教育。

但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就在中革军委积极准备组织部队夺取松潘北上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方针,一再延宕红军北上。8月初,敌情发生变化,夺取松潘而向甘南进军已不可能,中革军委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考虑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部分指战员因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陕甘的方针,产生了怀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领导第1军(7月31日,红1军团改为第1军)政治部宣传部除了在部队上下普遍召开讨论会、上政治课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活泼方式”,深入进行解疑释惑的宣传动员。如1、2师举行自由晚会,由战士们提出对北上陕甘方针的一些不了解的情况或疑问,自由回答和讲演,最后由主持者统一作出简单明了的阐释。全军还在干部战士中进行了这方面内容的政治测验评比,对成绩差的,进行了辅导、补课。

1935年9月29日,红军攻占甘肃通渭县城。邓小平布置宣传队员们立即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或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号召群众安居乐业,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县城居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打消了疑虑,城内的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邓小平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

对行军中写宣传标语,邓小平抓得很紧。一天傍晚,部队在甘南的一个村子宿营。由于这天行军的路程很长,一到宿营地就日落西山了。宣传队的一些队员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有的抱来麦秸摊地铺,准备睡觉,不打算去写宣传标语了。邓小平批评了他们,同时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利用写标语作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听明白了道理后,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又去写标语了。此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宣传队队员们放下背包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

邓小平一方面在工作上对红军宣传员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对他们非常关心。1935年10月上旬,红军越过六盘山后,第1纵队一部在青石嘴附近与东北军的骑兵交战,歼敌两个连,缴获了敌人不少布。邓小平想到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就向红4团政委杨成武提出,能否用上交后留下的布给剧社小战士每人做套衣服。杨成武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精神了。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邓小平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征中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多年后告诉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说:

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路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长征,在邓小平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72年,第二次复出前的邓小平在江西参观访问时,多次提到长征。11月14日,他在井冈山黄洋界凭吊当年红军战斗遗址,在听人介绍路边的野菜桔梗时说:红军长征的时候,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但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12月7月中午,他在于都参观时,对当地负责人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

1985年6月,他为刘伯承等著的《回顾长征》题写书名。

1988年7月,他为四川省松潘县元宝山修建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题名。

对亲历的遵义会议,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它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

1943年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话指出:“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1950年6月6日,他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

1965年12月27日,他在会见亚洲一位外国领导人时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1987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时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时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长征中的艰难险阻磨炼了邓小平,长征中的革命经历锻造了邓小平。长征结束后,1936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2月被任命为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这些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着。

来源:党史博采

文/图:张 曙 饶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