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的党代会

为何仅有4次“三中全会”?

吕修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那以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就通常以改革为主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重要方向。鉴往可以知今。那么,1978年前,党的历次三中全会又都研究部署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并非每届党的代表大会之后都会有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二大召开于1922年7月,三大召开于1923年6月,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五大召开于1927年4月,六大召开于1928年6月。各届大会之间时间间隔都很短,而且党的会议制度还处在探索建立当中,因此期间还没有专门的几届几中全会的说法。党的六大后,才开始有了一中全会、二中全会……而由于特殊原因影响,其中党的九大(召开于1969年4月)至十大(召开于1973年8月)期间,只召开过九届一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也没有召开过三中全会。

下面,我们就1978年前党的历届三中全会作一简要回顾。

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28日)

1930年9月24日—28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的报道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

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

2.组织问题,同日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3.职工运动问题。

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日—9日)

1950年6月6日—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还有中央各部委、若干省市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43人列席会议。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全会还听取了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等问题的专题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会议,是在革命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的党在建国初期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主要任务和制定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对于保证我国革命在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顺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中央各部门的党的负责人共416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交谈

会议主要是总结整风反右的经验,解决经济工作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会议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会议还基本上通过了《关于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规定(草案)》。

八届三中全会在阶级斗争的估计上,在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所作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16日—21日)

1977年7月16日—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列席会议的有地方和军队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一致通过了党的十一大的议程。

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倾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在今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这是第一次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直接交锋,为否定“两个凡是”开了路。

作者简介

吕修军,1978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今海军航空大学)。历任政治处干事、政治部干事,宜兴艇政治教导员、江阴艇政治教导员、吉安舰政委。2014年转业后任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执笔省级社科课题1项,出版个人专著1部,参编史志著作多部。理论文章获市主要领导批示1次、国务委员批示1次。

来源:方志江苏

作者:吕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