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员 组织员 战斗员

红军长征路上“跟到走”的邓小平

许 敏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90年前,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两年多时间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峥嵘岁月的壮丽史诗,创造了人类军事上长途远征的伟大奇迹。长征途中,邓小平既当宣传员、组织员,又作战斗员,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组织工作经验,更为我们留下坚强信念、钢铁意志、敢担重担、永葆乐观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我们踔厉奋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位于宝兴县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巴蜀史志编辑部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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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红色宣传员:邓小平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凝聚思想指引向前进重视宣传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红军每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②赴法勤工俭学时,邓小平编辑过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因刻字工整、油印清晰获“油印博士”的美誉,后相继创办《右江日报》《士兵之友》《瑞金红旗》等报刊,在办党刊党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长征途中,邓小平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在传播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激励红军指战员的意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尹雪珊 供图)

(一)精益求精打造宣传阵地

长征开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刊相继停办,《红星》报成为长征中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唯一报刊。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后,共编辑70余期,其中长征途中出版了7、8期。

邓小平是《红星》报的“第一支笔”,很多消息、报道、社论都出自邓小平之手。多年后女儿毛毛曾拿着《红星》报册让邓小平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邓小平手一挥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红星》报长期只有2名工作人员,邓小平便承担了选稿、编辑、刻字、校对、印刷等工作。加之平均一两周要出版一期,每期四个版面,七八百份的印刷数量,工作量十分巨大,但邓小平都能一一克服。为增强《红星》报的可读性,邓小平重新设计了版面,报头“红星”二字便是邓小平的手笔,还设置了列宁室、军事常识、前线通讯、最后电讯、铁锤、法厅等栏目,增加题图、漫画等形式,使《红星》报内容更丰富、更鲜活。在刊登文章方面上,为使各位红军指战员了解上层部署和政策要求,邓小平重点登载红军的战略、政策文章,还刊登生活常识等文章,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深受大家欢迎。

在邓小平主编下,《红星》报发挥了“一面大镜子”“一架无线电台”“革命的喇叭”的重大作用,党的宣传阵地得以加强。此后多年繁忙的党政军务中,邓小平虽然没有再亲自主编党报党刊,但始终注重宣传阵地的打造。解放大西南时邓小平力抓恢复《新华日报》出版事宜,强调要办好地方报纸,“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体现了邓小平对宣传阵地的关心和重视。

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许敏 供图)

(二)用心用情培养宣传队伍

邓小平要求宣传队“既要做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又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还要做瓦解敌军和处理俘虏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严格要求下,红一方面军宣传队员提升自我要求、推进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宣传能力和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邓小平为扩大宣传队伍,起草了一则《红星》报“优待投稿同志”启事,号召“兼职宣传员”踊跃投稿,队伍慢慢壮大到500人,经常投稿的有100多人。两河口会议后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全面加强了对宣传队员的管理。邓小平要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的第一任务就是写标语,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政策,让群众认识红军、了解红军。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甘南一个村子宿营时,宣传队员因天色将晚洗漱后准备睡觉,邓小平跑来问宣传队员,“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的工作传统都丢掉了?”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宣传队员充分认识到宣传的重要作用,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冲到街上去写标语。严厉之外,邓小平还十分关心宣传队员的生活,在生活困难情况下出钱给宣传小队员美食一餐,还会第一时间想到给战士剧社小战士添置新衣。此外,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培养和提升宣传队员的能力和素质,通过演讲、口语宣传、文艺演出、社会调查等方式,促进宣传队员政治和业务方面的学习和提升。

邓小平对宣传队伍建设的重视,既体现了严管又展现了厚爱,既注重扩大宣传效果又注意培养干部队伍。在主政大西南乃至日后工作中,邓小平都非常注重宣传队伍的建设,为党的宣传事业储备了丰厚的人才资源。

(三)结合实际拓展宣传模式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将宣传工作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在实践中结合实际和重点不断拓展宣传方式,使宣传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长征期间的宣传工作比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宣传工作更为艰难,一方面由于行军作战停留时间短、宣传时间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诽谤影响、宣传难度较大,为此邓小平根据需要采取了不同的宣传形式,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邓小平倡导“宣传的方式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突出强调要以民为本的宣传主张,通过写标语、壁画、歌谣、表演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实现了“把我们的一切标语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当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邓小平及时刊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突出强调要严守纪律,红军的模范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为后续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过草地时,邓小平同宣传干部编出顺口溜和诗歌,“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等顺口溜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终于征服了“鸟儿也飞不过”的茫茫草原。

在邓小平宣传工作的影响下,广大红军战士提升了思想、促进了团结、凝聚了力量。邓小平在日后工作中,越是在重要的岗位上,越是将宣传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宣传重点也不断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宣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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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辛勤组织员:邓小平深入实施党的群众路线,紧密团结群众强根基

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当前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成就,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特别是长期革命战争中,深入实施群众路线是我们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长征途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邓小平坚持红军转战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积极发挥组织能力,团结红军内部同志,积极争取群众支持,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以身作则做好组织工作

在长征中,邓小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为各项组织工作贡献了才干。邓小平一生共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其中第二次就是在长征途中。

邓小平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时间左右,但这半年时间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关键的一段。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主要任务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等,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警卫,兼管中央纵队警卫人员思想政治等工作,每次重要会议召开前邓小平都要亲自安排和检查安保。任中央秘书长后,邓小平常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块行军。1935年5月4日,邓小平奉命留在金沙江南岸协调指挥部队渡江。当红一、三军团在洪门渡、龙街渡渡江受阻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放弃原渡点赶往皎平渡渡江。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队赶到皎平渡时,邓小平见到渡江队伍稀稀拉拉的,急说道:“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接着又说“:部队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简单交代之后,邓小平又忙着指挥渡江了,历经七天七夜3万多红军将士凭借7只木船成功过渡金沙江。爬夹金山时,邓小平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优势,安排部署中央纵队的后勤和照顾体弱的领导同志。邓小平处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因此获得了毛泽东的重要认可。

邓小平曾评价自己“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从其长征中对队伍的组织来看可见一斑。在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邓小平积极发挥才干,踏实做好各项工作,因“前方需要”调去了更能发挥才干的岗位,冲锋在战斗一线。

(二)深入群众积极争取群众

邓小平曾说,过去我们能打胜仗,靠的就是不脱离群众,“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长征期间,长期流动作战需要最大范围积极争取广大群众支持,充分发动群众,这点至关重要。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红军队伍,邓小平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有效结合起来,起到了扩红的良好效果。特别是在红军内部开展群众工作时,邓小平多次提醒注重严明红军纪律,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在《红星》报中多次批评指出红军战士违反纪律的现象,如乱拿群众东西、强用苏维埃纸币向白区群众买东西等等,还列举了群众工作中缺乏经验的种种表现。邓小平在《红星》报第三期长征专刊中发表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指出“打土豪的东西,我们很少发给群众。利用这种分发土豪财物给群众的机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并强调了“同群众接近,启发他们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体现了邓小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思想。在红军关心关爱群众的实际行动中,群众深刻体会到红军是真正解决受苦大众被剥削、被压迫问题的好军队,由此也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许多青年相继踊跃加入红军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邓小平始终注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时,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减轻了少数民族同汉族的隔阂,为日后解放大西南打下了群众基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把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和发扬下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努力。

(三)关心关爱战士患难与共

红军队伍中,各级干部对普通战士关心、体贴、爱护,干部战士们官兵同心、风雨共担,筑牢了红军内部队伍的坚实根基。邓小平同广大红军战士有衣同穿、有粮共食,在生活中处处关心关爱战士,这种不同于过去“家长制作风”的新型“同志式关系”,帮助红军在艰难的行军中激发出内生动力,共同抵抗一切风险挑战。

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关心战士,发扬了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在穿越茫茫草原时,由于缺少干粮,红军总政治部动员全体人员筹备干粮过草地,每人每天必须筹够五个馒头交公。一次,邓小平在知晓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李伯钊因捡到麦粒未交公遭到批判的事情后,立刻找到李伯钊,拿出自己的馒头给李伯钊,并说“这是我送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馒头,心里一酸,眼泪直往下掉。此后,李伯钊多次对人说起,“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正因为邓小平与人为善、关心同志们,战士们对邓小平也给予了很多帮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早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傅钟,傅钟赠与邓小平一匹马、一包牛肉干、一件狐皮大衣这“三件宝”。过草地时,这匹马身上驮着的,经常是走不动的小战士。邓小平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既能平等对待同志,又尽可能关心关爱身边战士,营造了良好的军队氛围。

邓小平这种先人后己的行为不是个例,红军中到处都是这种感人场景,即使是最高领导毛泽东、周恩来,也会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受伤同志,生动体现了“官兵一致”。正是红军队伍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多次战胜困难、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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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勇敢战斗员:邓小平坚决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始终听党指挥跟党走

邓小平女儿毛毛在问其长征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工作,邓小平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三个字——“跟到走”。整个长征都异常艰难,不仅要经历敌人的围追堵截、自然的威胁挑战,还要与党内分裂行为作斗争、与自己的意志作斗争,但邓小平仅仅用三个字来总结这段伟大历程、简要概括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凝结了一名普通红军战斗员跟随党走的坚定信念。

(一)信念坚定紧跟领导核心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智慧、敢担当、善作为的坚强领导核心,能够引领这个国家、民族走在时代前列。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陷入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境地。直到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亡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遵循“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从长征中的“跟到走”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跟到走”,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始终维护核心、紧跟核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奋战在对敌最前线,在主政大西南中坚决维护稳定和推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奠定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指路引航,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新时代的参与者与建设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我们根本的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我们要自觉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拥护核心,争取新征程上的新的更大胜利。

(二)勇于斗争维护团结统一

毛泽东曾认为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斗争是其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在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斗争中,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旗帜鲜明同分裂党的行为划清路线,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期间,邓小平展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极强的政治素养,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主张退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集的新疆、青海等地,以此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会上,邓小平就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向前打去,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向甘南发展”。经过三天的讨论,最终通过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为促进红军北上决心、统一北上思想,邓小平专门开展了宣传赤化川陕甘方针的活动,通过集体讨论、授课辅导、下发材料,并采取自由晚会和政治测验评比等方式,及时传达中央北上的战略考虑,有效提高了部队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纪律。

在日后的执政生涯中邓小平始终强调“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既是我们党成功的经验,更是党在不同时期的共同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越是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坚持团结统一,当前已依靠党的团结统一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继续沿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积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创造世纪伟业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三)矢志铸就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中央红军历时1年零12天、途径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平均每天行军速度约为70里,翻越雪山、趟过河流、爬过草地,广大红军战士正是靠坚定理想信念、革命乐观主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过草地纪念地(巴蜀史志编辑部 供图)

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及《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纵队(又被称为红章纵队)。1935年1月进入川南,这是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离家15年后第一次踏上故土。翻越夹金山时,邓小平的马死了,一步一步跟随队伍翻越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过草地时,邓小平同战士们通过聊天方式,绘声绘色描述家乡美食解决饥饿问题,达到“精神会餐”的效果。靠着这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邓小平坚持着走完了这条远征之路。长征中大家都喜欢和邓小平相处,“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赴法勤工俭学时投身革命“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源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坚定了“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的信念,源于在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的革命实践,此后几十年革命生活中,邓小平始终信念执着、从不消沉。

邓小平在长征中形成的信念坚定、沉着坚毅、充满必胜的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引着邓小平日后不畏任何磨难,勇毅向前。邓小平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敢于冲刺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在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顽强拼搏、奋勇向前,为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应有力量。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3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许 敏(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