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三线建设

李 言

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4年开始,国家启动了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国防科技工业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决策者和组织实施者;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设计师。2024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又是中央作出三线建设重要决策60周年。在这两个重要历史纪念时刻的交汇点,本文阐释、缅怀邓小平为三线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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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三线建设决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就是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摆正。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尤为明确,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革命胜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几亿人口的吃、穿、用。”到1962年,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趋于好转。国家计委考虑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按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

据此思路,我国国民经济将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发展下去,但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毛泽东逐渐转变了思路。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部,直接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认为,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威胁之下。因历史原因,我国70%的工业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交通闭塞,近代工业薄弱。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工业被摧毁,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厂,大部分在东北、华北一带,内地很少,这对我国安全是相当不利的。而西部地区则处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把三线建设提上日程。1964年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担心地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1963年9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部分)。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三五”初步设想。2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第三线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都表态支持毛泽东关于三线布局和加强基础工业的意见。邓小平说:“搞计划,就要考虑三线问题。原来我们只提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现在看来,内地也有二线、三线的问题。这个一、二、三线的概念与过去不同了。在毛主席那里汇报计划的时候,他就从攀枝花谈起,谈得很清楚。主席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明确地主张,应该把与攀枝花建设密切相关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现在看,毛主席强调三线的建设很对,逼我们把基础工业搞起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06页)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三五”初步设想安排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基础工业建设。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表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第843页)毛泽东的这席话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6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谈了加强三线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具体意见。他说,这里有一个照顾后方三线的问题,有些现在就开始着手,攀枝花不着手就不行;又指出:现在主席强调三线,因搞三线而增加的投资,国家投资的分配必须有所倾斜,就需要从内部调整,要从农业、国防和文教调整一部分资金最大限度地支持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

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人就去往东北一线地区,为随后参与指导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调研。邓小平首先到了辽宁,对沈阳的机械工业进行考察。他指出,机械工业要实行专业化生产和协作,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没有专业化,先进技术就不可能发展。随后,邓小平来到鞍钢。他告诫鞍钢的负责同志,企业无论如何要有个制度,有个规矩,有个约束的东西。大企业、现代化企业也要革命,要学习解放军,学大庆。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真正的革命是思想上的革命。之后,他又视察了吉林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黑龙江大庆油田等。通过调研,邓小平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有了准确的了解,为部署三线建设作了充分准备。

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争态势,8月17日、20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按照毛泽东意见研究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中央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文件,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9月5日,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签发了关于“三五”计划工作的指示,提出抓紧落实三线建设的各项工作,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1965年2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不久,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这样,横跨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00多亿元、举全国之力建设的三线工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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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身调研三线建设

我国三线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邓小平高度重视三线建设,多次亲临三线地区调研。1965年11月1日,他受党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前往川、贵、云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工作,到现场解决有关问题。

11月24日,邓小平等人在六盘水听取了煤炭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钟子云、范文彩、丁丹等同志关于六盘水矿区的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就没有用处。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在六枝矿区,六枝煤矿的负责人汇报说: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原煤,东调2000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1000万吨,贵州留1000万吨。这个方案当即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他高兴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

1965年,邓小平视察攀枝花,听取冶金部负责人介绍总体规划。

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此行考察的重点。攀枝花原名渡口,位于四川、云南交界处,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西南进行“大三线”建设后,选定了金沙江畔一个含“钒钛”的磁铁矿区为重点,计划建设一座新型钢城。在攀钢的选址过程中,最初有三个方案:一是乐山的九里,二是西昌的牛郎坝,三是攀枝花的弄弄坪。但具体选择何处却存在分歧。12月1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攀枝花,顾不上休息,就在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徐驰等人的陪同下前往铁矿山。徐驰等人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钢铁联合企业及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矿等厂矿的选址和建设安排。12月2日,在攀枝花新建的招待所会议室里,邓小平听取了徐驰对攀枝花基地模型沙盘的详细讲解。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

12月3日,邓小平抵达昆明,视察昆明钢铁厂,听经理李铎等汇报了昆钢的近期和远景规划。邓小平问,30万、50万吨钢如何搞,100万怎样搞?要搞方案主要搞板材,需要多少投资?多少年完成?又说,第一步规模不考虑30万,按50万搞,第二步搞100万。当有人顾虑云南地处边疆,搞大了万一有战争要挨轰炸时,邓小平说,如果搞30万吨的规划,以后还要改造,这不好。今后打起仗来,30万吨也是炸,50万吨也是炸,就搞50万吨。12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作进一步部署,重点确定了“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东西两点,成昆铁路为南北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战略布局。

几个月后的1966年3月,邓小平又带领中央20多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大西北视察,为的还是三线建设。

1966年,邓小平等领导在酒钢一号高炉工地视察,并与酒钢领导及工人、家属代表合影(局部)。

酒钢是西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3月23日,邓小平来到嘉峪关地区的酒泉钢铁厂。邓小平说:酒钢地处三线,毛主席非常关心,要尽快把酒钢建设好,不能再动摇了!搞钢铁要打歼灭战,要走大庆道路,要搞工农结合,除了少数技术骨干外,要搞农民轮换工。对于酒钢的建设方案,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68年建成镜铁山矿,要有一个高炉出铁,1969年出钢75万吨,1971年全部建完。邓小平的指示为酒钢的全面发展乃至嘉峪关后来建市奠定了基础。

之后,邓小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晏县海拔3200多米的金银滩。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驻扎着一支隐姓埋名的队伍。在他们连续几年奋战下,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这时他们的目标已经瞄向了氢弹。刘西尧、李觉向邓小平介绍了基地党委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加快氢弹设计、研制工作的情况,邓小平听后满意地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工人的意见!在实验部,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王淦昌,勉励科学家们要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出力,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并要求基地领导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邓小平十分关心基地的建设和正常运转。当他踏进厂区,看到前来欢迎的人群时,生怕因自己的到来影响正常的科研和生产秩序,当得知都是不值班的职工和家属时,才安下心来。看到厂区树少,邓小平提出要多种些树,多组织职工家属生产,提高生活用品自给率,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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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从1966年至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投入了2000多亿元,建起了攀枝花等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刘家峡水电站,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宁—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干线。特别是在三线地区研制发展了一批尖端武器装备,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三线企业的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三线建设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如企业选址不当、各种配套设施不全、长期无法形成生产能力等。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政治家要根据事物的变化作出新的判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时,就多次提出整顿、调整三线建设的设想,并对三线建设存在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纠正。1978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五机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思想,仗可能五年打不起来,军工产品数量可以搞得少一些,但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由这个判断,他提出“小三线”的调整改造问题:小三线的基础是有了,问题是如何改造,怎么发挥作用。小三线的生产要合理,技术要提高,从原材料起必须保证质量。邓小平强调,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军品优先,军民结合。重点放在平时,至少拿一半转到民用,战时可以转产,这是一个大方针。最后确定为十六个字: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1980年,邓小平视察都江堰。

在邓小平指导下,1983年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企业布局、产品结构、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调整,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调整国防工业单一军品生产结构,建设军民结合型企业,加快军转民发展步伐。将国防技术广泛应用于化工、机械、电子、通信等诸多领域,核电站、民用飞机、民用船舶、通信导航、气象卫星,已成为具有军工特色、军民兼容的产品,渗透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三线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实现了从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的转变,产业结构由以军为主转变为以民为主。

改善了三线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实行关、停、并、转、迁,改变了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的不平等竞争地位,技术、人才优势及生产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生产经营有了长足发展,经济效益得到逐步提高。

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由于三线调整企业位于我国中西部,在搬迁定点、产品方案选择等方面,注意了同地方经济优势资源开发和地区合理布局相结合。在整个“七五”“八五”计划期间,国家共安排调整236个三线建设项目,其中军工项目183个,占调整项目数的77.5%。经过调整,优化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布局,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线建设重大决策的实施,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必然结果。三线建设取得的成果以及三线建设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而且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以后的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和执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邓小平参与决策并组织实施了三线建设,为开发建设西部、优化中国基础工业布局、促进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李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