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难高台的杨克明

冉 奎

在宣汉县君塘镇石虎村南紫山,有一座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青瓦屋顶、穿斗木架的四合大院。正面朝门的门楣上挂有一块写有“牟家大院”的牌匾,大门两边的对联是“智勇拼搏闹革命、壮志丹心为穷人”。当时,君塘镇是通川区蒲家镇到宣汉县城的必经之地,牟家大院位于这条必经之地上,从而成为“宣达”革命的重要枢纽。

在牟家大院前,立有一块刻有“梁达中心县委代表会议遗址”的石碑,石碑背面刻着:“1933年,梁达中心县委在南紫山牟慈帆家设立了交通联络站和集会地,同年春天,梁达中心县委在牟慈帆家召开代表大会……”梁(山)达(县)中心县委隶属四川省委,驻蒲家场,辖梁山、达县、宣汉、万源、开江等县委、区委,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是杨克明。

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青丰村杨克明故居

追求光明

杨克明是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青丰村人,原名陶正,曾用名陶树臣、洪陶尔、洪涛,是重庆走出去的十位红军高级将领之一。如今,在他的家乡,进入村子的公路边立有一块“英雄故里、红色青年”的高大标志牌。他的故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原了木瓦房原貌,故居陈列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青丰村杨克明故居前水池

杨克明生于1905年2月15日,1912年读私塾,由于家庭贫困,中途曾经辍学,父亲不忍心孩子就此荒废学业,省吃俭用供其继续读书。1921年入读省立涪陵第四中学,在学校图书馆博览群书,从《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1925年毕业后在丰都县教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一位叫魏俊淑的女孩结婚。

杨克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重庆垫江早期共产党员孔乐三记载,1927年杨克明参加了一次党员会议,会议笔记保存在垫江县档案馆。翻开这份笔记,可以看到他是以“陶素诚”的姓名签到参会。会上,他结合当时四川革命形势,就泸顺起义发表了一些见解。党员之间也开展相互批评,有同志批评他“爱喝酒、看书少”,他批评另外两位同志“爱说笑话、组织生活不严肃”,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年轻共产党员形象。

孔乐三会议笔记

“爱喝酒”,是同志们看到杨克明在聚餐时不推酒、喝一点表达心意。其实,做群众工作,接近与群众的距离,“喝酒”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读书少”,是同志们看到杨克明在公众场合腋下没有夹书、手里没有拿书。事实上,杨克明读的书并不少,教书匠怎么可能不跟书打交道呢?他的书是放在书箱或者书柜的,是放在家里或者教室的,关起门来读书或者一个人静下心来读书,一般人自然看不到。

1929年,杨克明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地组织农民起义。杨克明组织30多人和枪的农民武装打击地方恶霸,乡亲们视他为亲人、救星,军阀恶霸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军阀四处捉拿杨克明,他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成功逃脱,一起革命的同志被杀害。军阀气急败坏地抄了他的家,将他的母亲和妻子进行捆绑、吊打和审讯。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妻子被打折了手臂和手指,落下残疾。军阀高价悬赏:活捉杨克明赏银千元,交尸者赏银五百元。

1930年4月,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坝成立,杨克明先后任宣传队副队长、第一中队中队长、第三中队中队长。他积极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组建农民协会。一时间,二路红军威震涪陵、丰都、武隆、石柱一带,同时也遭到强敌围困。杨克明等人突围后,转到三路红军游击队,开始新的斗争。

1930年冬,杨克明到营山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化装成一个叫“杨布客”的生意人,以做布生意为掩护。他与同志们一起凑足银元,把在地主家当童养媳的王定国解救出来,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王定国是全国最高龄老红军战士、“九趾姑娘”、“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享年108岁。

随着革命烽火的兴旺,杨克明再一次遭到敌人通缉,转到梁山开展斗争。1931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梁山中心县委,领导梁山、达县、开江、宣汉等县党组织,杨克明任委员,中心县委机关设在虎城场沙石坎水井湾汪国清家。是年夏,杨克明(化名曹阳)来到开江县广福镇,任广福特支委员,与王维舟一起组建川东游击军广福支队,加强对开江广福特支和游击队的组织领导。1932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梁山中心县委遭到破坏。1933年1月,省委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达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迁到达县蒲家场,杨克明任中心县委书记。

踏破铁鞋

杨克明的工作重心由白区转移到游击区,主要活动于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地。在达县方面,往来于蒲家、碑牌、北山、罗江口,常住龚堪庸、龚叔堂和赵明恩的家中。在宣汉方面,往来于王家、明月、君塘、清溪、县城,常住牟慈帆和王直哲的家中。方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都有他活动的身影。

宣汉县君塘场镇全貌

蒲家场龚堪庸、龚叔堂和赵明恩的家,是梁达中心县委机关的秘密所在地。龚叔堂原来当过团总,但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同,思想倾向进步,给地下党的工作提供过许多帮助,他的长子龚开荣、次子龚开健、女儿龚开珍都是中共党员。赵明恩是达县蒲家场赵家岩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宣汉王家场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1930年春任蒲家场中共支部书记。

牟家大院作为梁达中心县委交通联络站和集会据点,杨克明在这里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牟慈帆承担了全部经费和食宿。地下党工作转为公开革命活动后,牟慈帆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武器。

宣汉县君塘镇石虎村牟家大院

王直哲的家在君塘镇团山村后溪湾,他家也是联络据点。后溪湾柏树林沟岩洞是梁达中心县委秘密会议地点,如今该地被称为红军洞。1933年3月,杨克明在王直哲家建立直属梁达中心县委领导的特别党支部,王直哲任党支部书记。杨克明、刘胡子、林鲁(蒋琼林)等常在他家来往,他的母亲总是热情接待。受革命影响,他的二哥王德哲加入红33军政治部、三哥王性哲加入红4军10师、四哥王资哲担任老君塘苏维埃主席。

宣汉县君塘镇团山村后溪湾柏树林沟红军洞

杨克明掌管着中心县委1000多块银元的组织经费,但从不挪作他用和私用。他的一双布鞋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就是舍不得花钱换,他说:“再多的钱也是公家的,必须要用在刀刃上。”老百姓见他在崎岖的山路上东奔西走,穿着一双旧布鞋,亲切地称他为“铁脚板书记”。

宣汉县君塘镇团山村后溪湾梁达中心县委联络点

由于革命书籍较少,杨克明创办秘密刊物《战鼓》作为中心县委的机关刊物,自编自刻油印,并翻印其它宣传品。这些刊物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军阀豪绅的罪恶,在群众中广为传播。《新蜀报》对此报道:“共产党私自暗发传单,张贴标语……宣城近亦时时有该党之宣传品发现……达境近亦受其波动。驻军对各处集会结社事件,亦甚注意,城门盘查认真,用防隐患。”

杨克明在宣汉、达县分别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宣传反帝拥苏、扩大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个组织在宣汉沿山场(今红峰镇)书写的“实行一夫一妻制”、在万源庙垭场书写的“反对日帝国进攻中国革命”的石刻标语至今保存完好。杨克明在君塘、明月、王家、罗江等地建立数十个农民协会,每个农会有赤卫军、游击队等武装组织。杨克明还在赵家山、关帝庙以办学生补习班为名,举办党员训练班,为农村工作培训骨干。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梁达中心县委积极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组织运输连、营、大队,自带干粮,奔赴达县搬运红军缴获的战利品——刘存厚的兵工厂、造币厂和被服厂的机械、枪支、弹药,通过人力运输搬到通江大后方,为红军铸造武器和苏区货币、发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扩红运动中,杨克明在达县几个乡里就组织了9200多人参加红军。

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1934年4月,杨克明被撤去政委职务,调离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内务部干事,后任红军补充师政委和独立师师长。1936年1月10日,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5军,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与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一起领导红5军继续北上。

宣汉县王家场镇(现君塘镇红岭社区)全貌

被等50多年

为了亲人的安全,杨克明很少回家,也很少给家里写信。在来达县蒲家场上任前,杨克明回家探过一次亲,给年幼的儿子取名陶森林。那天晚上,慈爱的母亲想起杨克明多次遇险,以恳求的口吻要求儿子不要背井离乡。妻子魏俊淑不想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也婉言相劝。杨克明向母亲和妻子讲清了革命的道理,第二天黎明踏上了革命征途。谁又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杨克明烈士证书

魏俊淑独自挑起了赡养老人、哺育孩子的重担。公婆相继去世后,她与儿子相依为命。许多个不眠之夜,她凝视着丈夫的照片泪流满面,抚摸着丈夫留下的书箱,苦苦地等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望眼欲穿,难见亲人面。

1937年元旦,也就是杨克明所在西路军占领甘肃高台县城的日子,魏俊淑收到丈夫来信,信中嘱咐她和孩子:“一定要记住杨克明”“胜利后再相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魏俊淑并不知道杨克明就是陶树臣的化名。此后,魏俊淑和儿子陶森林日夜盼望亲人归来。她曾托付亲朋好友四处打听陶树臣的下落,仍然杳无音讯,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牺牲。

1937年元旦,红5军一部攻克高台县城,杨克明和董振堂一道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12日起,马家军骑兵旅、步兵旅、炮兵团和民团共两万余人将高台团团包围。因双方力量悬殊,加之红5军与外界联系被切断,经过九天血战,1月20日凌晨,高台城陷落,红5军3000余名将士绝大部分壮烈牺牲。马家军惨无人道地将杨克明、董振堂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割下,用铁丝穿着耳朵挂在城墙上悬首示众,不准收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高台死难烈士,当地政府修葺了红军烈士纪念馆,为杨克明、董振堂专门修了纪念碑。杨克明烈士纪念碑的对联写着:“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1956年,高台县修建烈士陵园时曾征集过烈士的资料,但由于没有档案资料,杨克明的战友大多牺牲,幸存者又很少知道他隐姓埋名的秘密,因此没有征集到杨克明的详细资料,也没有找到烈士遗属。

直到1983年8月,曾任红33军99师师长的王波专程到高台痛悼忠魂时,得知杨克明的革命烈士证书在纪念馆里存放了30多年无人领取,决定寻找。后经数个省市联合查找,终于在贵阳找到了陶森林和魏俊淑。1985年8月17日,78岁的魏俊淑老人来到杨克明烈士墓前,一句“树臣,我等了你50多年啊!我们看您来了……”哭昏过去,悲戚的泪水,深情的呼唤,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在场所有人都泣不成声。

谁能想到,夫妇俩1932年离别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却是阴阳两隔,而杨克明也已牺牲48年之久。50多年的朝思暮想,50多年的梦萦魂牵,50多年的追寻查找,魏俊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为了祖国解放和人民安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已经变成眼前这座高耸的丰碑。

50多年来,魏俊淑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存着杨克明离家前使用过的三件物品:小书箱、袖炉和一支竹箫。老人答应把袖炉捐献给烈士出生地长寿区党史部门,竹箫捐献给杨克明曾经战斗过的达县党史部门,小书箱捐献给杨克明烈士捐躯的地方高台红军烈士陵园。

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青丰村石碑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强调:“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来源:《达州日报》2024年8月30日第8版

文/图:冉 奎(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