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冯俊龙

漫漫抗战史中,无数家书穿梭于战火烽烟、曲折邮路,传递父母子女、夫妻恋人之间的思念和勉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抗战最终取得胜利。

前线将士视死如归,亦时时牵挂远方的亲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枚信封,承载彼此的慰藉;满满信纸,诉不完一腔衷情。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人类灾难有天灾,也有人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意、日法西斯造成的人祸。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法西斯国家企图在对外侵略中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又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数中华儿女奋起反抗侵略者。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家书中,我们今天依然能体会到他们在外敌入侵时的满腔怒火,誓死抵御侵略者的勇敢担当。

“日本帝国主义,践我国土,害我中华,岂能容忍!”这是时任国民党陆军少将旅长、在广东驻防的蔡炳炎,听闻“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怒不可遏,立即召集营级以上军官进行训导。蔡炳炎高喊“保家卫国,请缨抗日”,激励大家团结抗日。随后,淞沪会战爆发,蔡炳炎写下“军人不怕死,就怕不能为国而死”的请战书,率部赶赴上海,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8月11日,蔡炳炎乘部队在常州等候间隙,给家中亲人写了一封家书。在这封信里,除了简短问候与嘱咐家人之外,蔡炳炎抑制不住激愤,满篇都在谈论前线战事,对未来形势进行分析。“沪战闻我军连日胜利,敌方大有恼羞成怒之势。昨日报载,又由日运来援军五万余口,果尔,则二次大战即将爆发。”蔡炳炎密切关注战场态势,以军人的敏锐,准确判断出此次与日作战将是一场大战、恶战。果然,淞沪会战是全民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上海及沪郊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悲壮而惨烈。淞沪会战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军人以高度的爱国心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沉重打击了日军凶焰,极大地挫伤了日军锐气。

1937年8月22日上午八点半,蔡炳炎率部离开常州。临行前发出一封家书,成为给家人的绝笔。当晚,蔡部进入上海,在沪郊罗店以西阵地与日军激战,初战告捷。24日,日军大批援军赶到。蔡部与日军血战。蔡炳炎传谕全军:“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禀遵!”26日中午12时许,蔡炳炎率剩下的特务排和402团第三营冲向敌阵,杀敌多人。混战之中,蔡炳炎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5岁。

“周难于此次过汉,乘机潜逃,此人瘦弱无忠骨,所以不可靠。”蔡炳炎夫人赵志学,捧读蔡炳炎留给家人最后的家书,看到蔡炳炎怒斥他的勤务兵周难半途逃逸。蔡炳炎发出愤怒呐喊:“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在战场上兵刃相见,我方又处于武器劣势,牺牲在所难免。连旅长身边的勤务兵也成逃兵,可想战争之残酷。但象蔡炳炎这样,自觉担负起保家卫国重任,胸怀国家、民族的大义之士更多。

蔡炳炎以身殉国后不到两个月,在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中牺牲的郝梦龄,是又一位抱定为国捐躯决心奔赴抗日战场的将军。

日军攻陷平津后,企图夺取整个华北地区。抢占山西是日军的战略重点。忻口是太原北大门,守住忻口就能守住太原,守住太原就可定山西而保华北。正因为忻口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中日军队在此展开了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争夺战。国共合作抗日在山西形成。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军长的郝梦龄,率部于1937年10月4日到达忻口前线。

10月11日,忻口战役打响。阵地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易手。敌我双方都损伤严重。郝梦龄站在阵地前,对战士们大声喊道:“将怀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只要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重任一天就不算结束!战斗吧!”“我从家里出发前,已经留下了遗嘱,不打退入侵者不生还。此时此刻,我与你们一起坚守在这个阵地,决不后退一步。我若是后退了一步,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一枪打死我;你们当中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就会枪毙他!”表达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郝梦龄说的遗嘱,是他9月15日率部途径武汉,交给长女的一封信,信中说:“此次我北上参加抗日,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万一我阵亡,你们必须听从母亲的调教,孝顺家中长辈。至于你们上学需要的费用,我个人是没有的。等到将来国家战胜侵略者,你们可以进入遗族学校就读。”如今站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唯有抱着“必死之心”,带领将士们勇猛冲锋,才有一线胜利的希望。阵地在敌我双方手里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10月16日凌晨,郝梦龄冒着敌人的炮火,率部进行反冲锋,在距离敌阵只有200米的地方,不幸身中数弹。

拼死将郝梦龄背下战场的参谋长,一直记得郝梦龄最后的遗言:“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不免阵前亡……我死国活,我活则国死,你们要守住阵地,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撤退。”郝梦龄牺牲后,从他随身皮夹里,发现他在战役正式打响前的10月10日,写给妻子剧纫秋一封信:“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蔡炳炎、郝梦龄都是抱着“我死国活,我活则国死”的坚定信念,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无论是面对将士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是给亲人隐秘家书的叮嘱,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责任担当。他们坚信抗战必胜,身先士卒,用自己的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平安和幸福。

铁骨柔情 纸短情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华大地,父子离别、夫妻分散,破碎的家庭让所有离家在外的人牵肠挂肚。亲人之间,唯有通过静静潜藏在信封中的那一张张薄薄的信纸联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满满信纸诉说不完一腔衷情,一个信封装不下一颗火热的心。

“铁松:出门因在行进中,未得家中一信,甚念!你学校的通知到了么?何时入校?望你告诉我!”这是抗战正酣的1937年10月24日,身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师参谋长赵渭滨,写给儿子赵世诚的信。在这封长达1700余字的信里,一位父亲对儿女们的殷切关怀,浸透信纸。这封信也成为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硬汉的遗书。

1938年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在这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战役中,中国军队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都与日军存在巨大悬殊。中国军队无一人投降,几乎以全军覆没结束战斗。这支军队全是川军。赵渭滨以师参谋长身份为国捐躯。在开战前几个月写给儿子的那封长信里,赵渭滨对儿女们的将来作了一些规划,对自己的安危已经置之度外:“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什么?”这是一位战士对战争的预测,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交接。

抗日英烈赵渭滨(图源:中华英烈网)

面对日寇入侵,中国人本应该精诚团结,齐心抗日,但军阀为了自己利益,竟然可以卑鄙至极:“到陕即催促前进。西安行营说到太原就可补充,到潼关等部队过河及孙军长来陕,又被催得要死。到了此地,仍一无所有。阎(锡山)的新炮新枪,均运到后方去。晋军则望风而逃,十五万人现只两三万,余均把枪带回家了。这种残余军阀的可恶,真正是太无人心到极点了。”军阀面对敌人,不是勇敢向前,而是逃跑。最为可恨的是,装备的武器,不是用来打击敌人,而是变成军阀自恃的资本。赵渭滨身为军官,对战场形势自然了然于心,写给儿子的信中,把部队情况分析得头头是道。

“不过川军的枪等于零,重轻机枪均土造,不能连发,没奈何只有以血肉去与敌人机械化的部队飞机炮火碰。结果之如何,不问可知了。”赵渭滨似乎已经知道此次川军作战的结果,作为军人,除了服从命令,剩下的就只有拿命去拼了:“最后的退路,尚不知在何所,前途茫茫,也不愿再焦了。”难道就只能让国破家亡,难道只能任由强敌肆虐?绝望中的赵渭滨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他把在前线看到的一切,一一告诉儿子:“红军之善战,红军之努力,真使东北军、晋绥军、陕军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话说,红军又会打仗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但是扰民,晋陕军又不打仗可扰民,就可见一斑了。”赵渭滨在信中还告诉儿子,他在西安见到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林又写信介绍他去见周恩来、彭雪枫等共产党领导人。

“我为什么同你写这么详细?就是要使你知道现在已是万恶的军阀总崩溃之一日。”在前线拿命与敌人相搏的军人父亲,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跃然纸上。难以想象,一位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军人,知道致人于生死原因,是“因为刘汝明、万福麟、李服膺这些家伙,使敌人把中国军队看得一个钱不值。”心中是怎样的悲哀和愤怒。人民经受的苦难,是敌人对我们的极端藐视:“它(日军)很少部队硬和我们干不稀奇,它连后方都不要,还是一往前进,向着一点攻击。它认为中国军队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溃退。所以在忻口的敌人,它的联络虽被红军截断,却仍然向我不断攻击。”说到底,造成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军阀作崇:“可恨这些军队都是私人的工具,都无协同作战的精神,所以才使敌人骄傲自信到这样子。”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面对强敌的残暴与军阀的自私,赵渭滨看到人民脱离苦难的希望,并在家书中告知儿子:“民国廿六年的总结算,恐怕快要到了!同时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民众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础,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

这封长信的末尾,赵渭滨反复告诫儿子“埋着头只去读你的书”,“希望(儿子)准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服务!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赵渭滨在战争的苦难中,对儿子的教导和鼓励,是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何止一位父亲给儿子的字字泣血。在另外一位年轻军官写给后方妻子的家书中,我们看到战地情书中的缠绵苦痛,也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更看到生死之下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徐州会战,青年军官唐仁玙在行军途中,目睹“男女老幼,相携步行……惨状不堪名言,足见日本遗害我同胞,良非浅鲜。”正当血气方刚的唐仁玙,发出“日本不灭,何以为家”的呼喊,表达“今后我尽力为国杀敌”的决心。后来唐仁玙受命担任黄安县长,并兼任县军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协助阻止日寇对武汉的突袭合围。“县城为敌所占据,地方行政与经费均比较困难。我是军人,原来不想干的,上命难违,勉为其难。”在敌战区当了县长,唐仁玙告诉家人:“(我)当廉政守法以奉公,希望你们不要我贪财,更希望你们不要来信逼款。”战争的混乱,人民的苦楚,让一位年轻军官如此自律,说明他内心的良善。

“玉妹,现在我们的国家真正危险极了,南京、上海、苏州这些地方都被日本占去了,要快到汉口来了。不过他恃其武力,野蛮横占,我们大家都觉悟,抗战到底,不要为他武力而屈服,总会得到最后胜利的。”纵使看见了抗战艰难,也看到了侵略者的强悍,年轻的抗日志士矢志不渝,坚信抗战必胜。

到底是别妻抛子,离家日久的唐仁玙总是耐不住儿女之情的折磨,苦苦相思跃然纸上:“现在新旧交替及编配,公务非常麻烦,万难请假;况此国难临头,大战已经开始,我乃带兵职务,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于是,所有的思念,唯有通过鸿雁传递。唐仁玙花费大幅篇章给心爱的人写信倾诉相思,调解家庭矛盾,但屡屡得不到回音,便疑心“大约因为我军队行止无常,你寄来的信或被邮局遗失……”

抗战时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间隙,要考虑后方亲人的生计;后方家人,要顾及前方子弟的安危,任是铁血男儿,也禁不住柔肠百断。赵渭滨在藤县保卫战中血战而死,时年44岁;唐仁玙在召开军政会议时,被日机轰炸牺牲,时年34岁,他们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带着一腔对国家、民族、亲人的无限眷恋,英勇献身,留下让人扼腕哀叹的无尽悲歌。

艰苦奋斗 抗战必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1936年冬,陈毅元帅在梅山被围,所作《梅岭三章》中的第一章。中国近代史上发生最大的浩劫,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巨大伤亡数字背后,是全面抗战开始,在丢失了大量国土之后,国家只能依靠西南少数几个省的物质维持全国军队,物质奇缺的艰难困苦。但中国人民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信抗战必胜,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前线抗日的将士,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作战,而且要时时牵挂远方的亲人。通过纷飞战火传递的书信,是联络亲情的主要渠道。家乡的变化、战场的生死,写在书信里,成为彼此的慰藉。1937年9月18日,在山西稷山县的左权,终于挤出一丝空隙,提笔给叔父左铭三回信:“叔父:你六月一号的手谕及匡家美君与燕如信均于今近日收到。”时隔三个月,左权才给叔父回信,足见左权工作的繁忙。

左权将军(图源: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

左权从来信知道家中情况,得知大哥死讯,家中日子举步维艰,他心情非常沉重:“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左权出生在世纪之交的湖南醴陵,虽然境内江河交织,但在时代更迭的乱世,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比比皆是。民不聊生让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在左权刚刚一岁半的时候,父亲不堪生活重压撒手人寰。母亲张氏孤独无依,带着孩子们种田、纺纱、织麻,企图用拼命劳作换取一家人生存下去的希望。母亲咬牙坚持送左权读书识字。1925年2月,左权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后来左权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经过不断磨炼,左权成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在前线艰苦作战的左权,实在无法给予后方积贫积弱的家一点帮助,更不可能抽身回去照顾病弱老母。

“叔父!我虽然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左权对自己的未来、对家族的未来、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给叔父说:“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不管身在湖南乡下的叔父是否知道前线抗战形势,左权一样要告诉他,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才会争取抗战的胜利:“卢沟桥事件后,迄今两个多月了。日本已经动员全国力量来灭亡中国。中国政府为自卫应战亦已摆开了阵势,全面的战争已打成了。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左权想象得到,曾经给过他无数资助、现在仍然在竭力支撑左家门庭的叔父左铭三,一定会将这封信的内容告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让他们象当年的他曾经接受叔父“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诲一样,保持坚定信心,去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全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来与日本周旋,因为在抗战中,中国的财政经济日益穷困,生产日益低落,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吃苦,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左权无时无刻不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施持久战总方针,和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几个月后的12月,左权实在放心不下家中老母,在山西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不“亡国灭种”,左权写道:“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将来准备还吃草。”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有了左权这样的儿子,才不可能亡国灭种!

在漫长的十四年抗战史上,还有无数穿梭于战火烽烟曲折邮路的家书,传递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恋人夫妻、亲友乡邻之间的相互勉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战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浴血奋战 舍身救国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日军被消灭100多万人。侵华日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以顽强的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勇气,用血肉之躯抵御侵略者的枪弹,维护领土完整,捍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今天我们通过这些热血将士用生命写就的家书,还原他们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探究他们舍身救国的精神来源。

不是每位抗日将士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九一八事变后,首次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的中国军队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就被国民党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

吉鸿昌将军塑像(陈龙狮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也!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这是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吉鸿昌,在1934年11月24日,殉难前几小时,写给夫人胡红霞的一封短信。热血澎湃、满腔正义的吉鸿昌,反对内战、坚决抗日,变卖家产武装部队,誓将日寇赶出中国,却不被蒋介石所容。国民党特务通过天津法租界,抓捕了这位抗日名将。吉鸿昌在国民党监狱里,经受住了种种酷刑,始终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最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枪决吉鸿昌。

临刑前,吉鸿昌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坐在特务端来的椅子上,“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打死了自己。

正是在吉鸿昌这种舍身救国精神感召下,中国军队出现了更多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抗日名将。与吉鸿昌一样,曾经是冯玉祥手下战将的张自忠,从抗战开始,就抱定“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的信念,心怀“报国必死”的决心走上战场。张自忠“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每战之前,他都要写下遗书,回来再撕掉。可惜的是,枣宜会战前,张自忠写下的遗书,他没有机会亲手撕掉了。

1940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路,攻开重庆大门宜昌,以迫使重庆政府接受亡国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第二次随枣会战,亦即枣宜会战。张自忠在进行战前动员时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亦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5月15日,张自忠亲率少于日寇数倍的部队,与之展开激烈战斗。在随后与敌混战的短兵相接中,张自忠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喊出最后两句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国!”说完壮烈牺牲。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中国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余国中战死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人们打开张自忠留下的遗书,却没有看到他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两封信都是写给将士们的。张自忠在(1940年)5月1日写给各部队将领的信中,大义凛然:“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有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作为前线战事总司令,张自忠在给重庆友人信中表示“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前线形势愈发严峻,张自忠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下定决心与敌死战。5月6日,张自忠召集集团军总部会议之后,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了一封亲笔信,对战场态势进行预估,并再次表达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在写给战区司令部最后的报告中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他自觉地执行了自己给下属下达的命令:“要忍最后一分钟,要撑最后一秒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与张自忠一样,用生命支撑到生命最后一秒的戴安澜,在生前留给妻子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伺奉老母。”戴安澜曾经血战古北口,在台儿庄战役中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在武汉会战中击败瑞阳公路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在徐州会战中击退艾山阵地日军进攻,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中村正雄少将,被赞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是在二战中第一位获取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他作为中国政府组建的远征军赴缅参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

戴安澜率部孤军深入缅甸,后援困难,但他抱定与日寇浴血奋战到底的决心,给全体将士下达命令:“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在缅甸创下与数倍于己的兵力血拼,震动日本军部的同古阻击战之后,戴安澜率部克复棠吉,在随后的撤退中,遭遇日军阻击。戴安澜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在给妻子的信中,戴安澜说:“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位铁血军人,为国家捐躯,亦知乱世中家道维艰,家中子女、父母维生,将因自己离世而更加艰难。于是,戴安澜又暗自给三位亲友写信,把家人托付给他们:“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

外敌入侵,家国蒙难,国人齐心协力,方能抵御外侮。英雄的血不会白流,英雄的精神会一直赓续。

无限牵挂 书信遗志

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顽强的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民众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最终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先锋。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不但自己为了实现革命理想,捐躯赴难,视死如归,而且把对家人的无限牵挂、对民族的深深忧思,传达出来,这是他们用鲜血浇铸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担当。

赵一曼,这位原名叫李坤泰的四川女子,一位年仅31岁的母亲,在远离家乡迢迢千里的东北与日军作战,不幸受伤被捕。日本人得知赵一曼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了从她身上获取情报,对她严刑拷打,甚至动用电刑,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对日本人义正言辞:“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审讯赵一曼的日本特务大野泰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

这位曾经多次在当时的哈尔滨各大报纸,以《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为标题报道,被演绎成“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的年轻女子,是小学语文课本《一个粗瓷大碗》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当时省委巡视员心目中的优秀共产党员。在省委报告中,赵一曼的工作受到表扬:“道北一般比道南好,特别是五区一带,几个月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相当地巩固及发展。农民自卫队有3000人,那里群众也比较团结。”

赵一曼文武双全,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对儿子无限牵挂。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赵一曼要来纸笔,给儿子留下最后的告别:“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赵一曼与儿子的唯一合影(潘认若摄于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信念就是传承,遗憾转成遗志。母子虽然“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但母亲用她革命者的伟大和光荣,永远激励着儿子,也让更多中华儿女记住了革命先辈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巨大牺牲。

漫长而艰难的抗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儿女。川中父老将350万亲人送上前线,其中60多万川中子弟血染沙场。国难当头,以身许国成为忠勇血性的中华儿女的选择。“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这是川军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在出川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向巴蜀人民发出的悲壮誓言。川军将士人人热血沸腾,抱定舍身为国的决心,昂首走上抗日前线。

安县农民王者成,送给出征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1937年10月1日,856名西充男儿集结完毕,次日被分编为八个连队,补充进入川军43军26师开赴江西。而当时西充县的征兵任务只有150名。当年出川的西充八百壮士,最终仅剩一人生还。

陈列于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内的四川省北川县王者成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的死字旗(复制品,图源:四川日报)

在出川抗日的巴蜀子弟中,有一位时任川军参谋长的热血青年傅常。傅常没有象其他川中子弟那样,把留给家人的遗言慷慨激昂大声喊出来,而是把一纸便条,悄悄藏在妻子的枕头底下。便条上只有简单的31个字:“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这张便条就是傅常留给妻子和家人的遗书,表达他坚定的抗日决心。

傅常率川军参加了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在光华门战斗中,傅常率部击退凶悍的三千日军步兵。川军装备落后,比不过日军武器,只有和日军赤手肉搏。我军将士“尸体堆得与城墙一样高。”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大屠杀开始。傅常出征离川,家人久未收到他的讯息,以为他已经牺牲。傅常的妻子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这封家书,教育后人报效国家,就找来工匠,按照丈夫笔法字体,原样刻在灯柜上。刻有这封家书的灯柜,在历经磨难之后幸存下来,成为川军将士舍家为国、奔赴国难、报效祖国的历史见证。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是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去世时留下的遗嘱。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刘湘(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战火硝烟中的一纸家书,是生离死别之际亲人最深情的告白。抗战胜利78周年后的今天,重新捧读这些浸透血与泪的内心独白,体会先辈们的铁骨柔情,仍感动不已。烽火岁月中的抗战记忆,让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简介

冯俊龙,笔名范一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创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四川日报》《同舟共进》《巴蜀史志》《文史天地》等报刊及人民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等平台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华网、封面新闻、搜狐、网易、澎湃新闻等媒体平台转载(摘)。

来源:《同舟共进》2023年第8期

作者:冯俊龙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