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印象

王文仲

1981年9月12日下午,在京西宾馆740房间,为写《徐向前传》之事,我采访了李德生。那时他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是为参加中央军委在华北地区组织的军事大演习而进京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四年后,李德生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因为工作关系,我见他的机会很多,经常面对面接受他的指示或陪同他外出办公。下面讲的,只是选取其中的几件事,谈谈我对他的印象。

1

“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

1990年4月22日是个星期天,李德生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李德生明天要向党小组汇报一下思想,能不能安排一下?

我沉思了一下,因为党日活动是在星期六,星期一还没安排过组织生活。但我转念一想,政委提出来了,一定有他的考虑,于是,便答应下来。其实,李德生主动提出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这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党员来说,是很难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这样做,也是对党支部工作最实际的支持。这对我这个支部书记来说,是件好事,也是求之不得的。

放下电话,我就打电话给秘书长徐树松,向他讲明李德生的意图。徐树松说,按李政委的建议安排,星期一上午办公室例会改在下午。我同徐树松商定后,又打电话给党小组组长罗光明,请他安排党小组会。

李德生自任国防大学政委以来,就在我们支部过组织生活。几年来,凡党支部、党小组有活动,只要通知他,他一般都能到会;如因工作不能到会,他会亲自向我请假说明情况。他请假时,身份摆得很正,不是以国防大学政委对政治部办公室副秘书长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向党支部书记请假。就这一条,他就让我感动,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但他主动建议安排党小组活动还是头一回。

23日上午,党小组会按照李德生的建议准时召开。我向大家说明情况后,小组会便开始了。

在这个小组过组织生活的领导干部党员,还有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胡峨亭。

小组会开始后,李德生第一个发言。

李德生和胡峨亭两人,在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中,都是因为年龄到杠要离职休养的。李德生的发言便从这里开始。他说:这次大单位调整班子是正常的制度,我们也不例外,要执行中央这个规定,退出现役。我的年龄74周岁了,身体也有问题。

说到这里,李德生把校领导班子的调整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介绍。他说:国防大学还要调进几位同志,属于正常交流。马伟志同志是济南军区的,来任副校长;刘存康同志是北京军区的,是个秀才,我在时他是党委秘书,他到政治部任主任。侯树栋同志提升副校长,王厚卿同志任教育长,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组织能力上,都很优秀,完全胜任。接着,李德生便讲起了自己:我的军队生活有60年了,现在要退出现役,但作为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党小组表示,信念坚定不移,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坚定不移,有生命力。尽管党的历史过去有曲折、有波浪,我们也受过影响。

讲到这里,李德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我这个人在“左”倾路线上面摔过跤子,被开除过党籍。

说到这里,李德生环视一下到会的人,把他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告诉了大家:那时我是支部书记,提倡坚持汇报制度。可是,新来的政委说我不相信他,把我开除了党籍,还关了我一夜,那是1935年。1936年12月在陕北我又重新入党。

“文化大革命”是李德生最难忘的岁月。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我是“大军阀”“大党阀”,“四人帮”说我反对新生事物,有人还告了我的状。有一次,江青半夜去叫我,搞突然袭击。本来,华楠当解放军报社社长,是政治局副主席会议上批准的,可江青硬说没经过毛主席。

李德生停了一下,告诉我们:“我经历了生死考验、艰苦环境考验,政治上是坚定的。但个人也有自知之明,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

“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这应该是他个人对自己革命一生所下的结论吧。重吗?不重!轻吗?不轻!从我在李德生领导下工作几年的实践看,他这个自我结论恰到好处。讲到自己的缺点,他说:“知识差,工作面窄”,“工作不全面,考虑问题不全面”,“对学校工作我没经验,张校长有经验”。他讲起自己的优点或者说长处时,只讲了一条,那就是“团结”。对学校工作没经验,怎么办?他说:“就是靠集体领导,团结好。”他又加重语气说:“我这个班长没当好,但团结好,没内耗,工作很愉快。”这是符合实际的。

李德生虽然身处高级领导岗位,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感党恩。他在发言中说:“我是放牛娃出身,能到今天,能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要感谢党的培养。没有党,就没有我的现在。”

李德生的整个发言,语言朴实,态度认真,没有讲他参加革命的壮举,也没有批判那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他陷于困境的人。他的发言可贵之处,是紧紧围绕着自身,实事求是地解剖自己,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听了让人信服,让人自省。

李德生 (前排右二)参加民主生活会后与党支部成员合影

李德生发言后,包括胡峨亭主任在内,大家都相继发了言。大家普遍感到,这个小组会开得好,好就好在李德生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2

“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

这要从李德生的出身说起。

1995年上半年,我接受了协助李德生整理回忆录的任务。我负责撰写他的青少年时期,没有现成资料,只好到他家乡去搜集。接受任务后,我和战友姚胜利便起程赶往他的老家河南新县采访。

为了更广泛地获取资料,除到新县外,我还去了他家乡附近的信阳、光山、商城的党史办、展览馆及一些邻村,如柴山堡等地,有20多个地方。各级地方领导都很乐于帮助,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他出身的资料很少,没办法,我便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出生地李家洼。

在那里,我找了十几位李德生的本家兄弟及邻里老人谈话,还去他母亲的坟上看了墓碑。

通过走访,我搞清了李德生的祖父名字为李定祥,祖母的姓氏为郭氏。他父辈兄弟四人,“宽”“裕”“直”“信”为排行顺序。他父亲排行老二,名李家裕,老大李家宽,老三、老四分别是李家直、李家信。他家的经济状况处在社会的底层,家里没有水田,父亲在山脚下无人管的地方开了点荒地,种点杂粮,以维持生计。李德生7岁那年,母亲让他去学裁缝,可他觉得整天在屋里听师傅唠叨,烦得慌,就走出裁缝店去给人放牛。放牛,风吹雨淋,虽苦了点,但他觉得能有机会和那些放牛、砍柴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很开心。于是,放牛成了他的职业,一干就是五六年。

后来,李德生的母亲久病无医,去世时刚30岁出头。父亲是在他参加红军后去世的,李德生说是受了他的牵连。那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军卷土重来,占领了大别山地区,占领了李德生的家乡,国民党军对红军家属进行抓、打、杀。他的父亲先是躲了出去,但还是被抓住了,受尽了折磨,被放出来时已经病入膏肓。人是放出来了,但房子已被敌人烧得片瓦不存,仅有的几分山地也被夺走了,他不得不靠打短工、讨饭度日。不久,他便怀着对儿子的不尽思念,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的消息,李德生是在1947年才听说的。那时,李德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部队重返大别山,路过家乡时,他顺路去李家洼看父亲,没想到,看到的是父亲坟上的荒草。他当旅长了,但父亲并没有分享到这份喜悦。

上面讲的内容,有的是李德生谈的;有的是李德生讲了个影子,不确切,我们去他家乡采访进一步作了印证;有的是李德生根本不知道的。

唯独李德生的出生日期,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同族兄弟,用比对的方法,也讲了几个时间,我回来向李德生及他的夫人曹云莲说明时,他们只确认属龙,以及农历(四月)和公历(5月)的月份对比,并把这些写在了回忆录中。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天,没有确定下来。我想了一下,这事也不奇怪。他那样一个家庭,那样一个身世,又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吃穿无着落,父母又贫病交加,哪还有心情给孩子过生日。

这样的事我还碰到过。在我参加撰写《徐向前传》时,徐向前只知道他的农历生日,公历是哪一天不知道,我翻阅老皇历,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唐亮”条目时,我去采访唐亮,他童年的遭遇比李德生的还惨。他父亲去世时,债台高筑,母亲走投无路,忍痛把两岁的小唐亮(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卖给人家,用以安葬他父亲。这样的身世,他哪里会记得自己的生日呢?当唐亮后来想过生日时,却一无所知,就把自己的生日选定在了端午节。我问他原因,他说:“过节总要吃点好的嘛,就算过生日了。”后来,唐亮的生日定在1910年6月13日。

李德生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回忆录中。

3

“咱俩去街道拜个年吧”

1989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小月,实为大年三十。下午,机关都放假了,工作人员把单位的事处理完,都忙自家过年的事去了。我回到家,把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用的面和馅准备妥当之后,找出换洗衣服,正要去澡堂洗澡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李德生政委亲自打来的,他让我陪着他去街道办拜年。

李德生一说拜年,我随口问了一句:“政委,拜年都安排在初一,今天没有安排呀。”当时我在政治部办公室任副秘书长,负责群众工作和对外交往。关于春节到地方走访、拜年、慰问之事,已经作了安排,并报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按分工进行。

李德生打断了我,说:“安排归安排,咱俩先去走走嘛!”

我还是觉得有点为难:一是我不想去。这几天为安排参加校内校外的春节活动,忙得一塌糊涂,有校领导参加团拜会的,有全校人员参加游艺晚会和游园活动的,还有去各个剧场和体育场馆看演出、看比赛的,等等。这些活动,表面看是节日娱乐活动,其实每一场发票、派车、组织,要求都很严格。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开始,各地以各种名目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北京,有些口号是指向中央的。因此,军内组织活动,参加人员既要有广泛的群众性,又要绝对可靠,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问题,这是不能有半点儿疏忽的。我刚刚把大年三十晚上的票发出去,把车和带队人员安排好,想去洗个澡,也安排一下家里过年的事。这时李德生又要去走访,我真不想去。二是地方单位都放假了,单位只留值班的,我们去拜年给谁拜呀。

我没有说服李德生,放下电话,按照他的想法,赶紧给街道办打电话。街道办放假了,只有一个门卫在。我告诉他,国防大学李德生政委要去给你们拜年,立即通知主任、书记到街道办来。他要向我解释,我打断了他,语气坚定地告诉他:“赶紧通知各位领导,让他们尽量参加。”

半个小时后,我带着李德生去了青龙桥街道办事处。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走在路上都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街道办的院子打扫得很干净,只是空荡荡的,除了那位值班员赔着笑脸与李德生搭讪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我正着急时,从大门外急匆匆进来一个人,一问方知,他是街道办的副主任,是接到门卫电话后从家里赶过来的。

街道办副主任很热情,把我们让进了街道办的会议室。李德生笑眯眯地坐下来,这位副主任赶忙解释说,不知道政委今天来,主任、书记和其他领导家离得远,过不来,请李政委谅解。

他们正说着,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手里拎着水果、糖块什么的,他们进屋后就急忙往桌子上摆。很显然,这是副主任安排的,效率还是挺高的。李德生看着他们忙活,直笑。他们忙活完了,不好意思地坐在了副主任身边。听副主任介绍,他们是街道办的两位科长。

李德生同他们谈的,就是街道的一些具体事。街道有多少工作人员,全街道一共有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口,有几家工厂,几所学校。讲到学校,这位副主任露出自豪的神情,说:“我们青龙桥街道很小,但培养、输送人才全国数第一,全国省部级高级干部都出自青龙桥,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都出自青龙桥。”

李德生认真地听着,开始没反应过来,看看我,又看看在场的几位,突然明白过来,笑了起来,连说:“对呀,对呀,国防大学,还有中央党校,都归你青龙桥管。”停了一下,他又说:“所以嘛,今天来,一是给你们拜年,再就是来接受父母官的领导。”

谈话融洽、自然、平和,这是李德生的一大特点。当他的下级,哪怕是战士,或是普通百姓,初见到他,难免有些拘谨、无措,甚至惶恐,他都能用和善、平易,甚至幽默的语气,让你放松下来,让你无拘无束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聊了一会儿,李德生站起身,说:“今天来给你们拜个年,给青龙桥街道全体员工拜年,也给青龙桥街道全体市民拜年。”说完,他便走出了会议室。走到门卫那里,他又走进值班室同门卫握手道别。

从青龙桥街道办出来,我们又去了林业科学院。等把李德生送回宿舍,快下午5点了,澡堂已经关门,不能洗澡了,我只好自己烧一壶水,擦擦身子,换换衣服,也算是辞旧迎新了。

过了农历正月初五,李德生的拜年行程又开始了。我陪他走访的单位有这样几个:2月11日上午,去首都钢铁公司;2月13日下午,去西山实验林场、总参工程兵伪装团;2月14日上午,去环境优美服务公司。

这个年过得很紧张,后来我想了想,能陪伴李德生政委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去给人家拜年,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春节假期刚过,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2月20日上午,李德生身边的范秘书给我打电话,说:青龙桥街道来要钱了。原因是,2月3日《北京晚报》登载一篇文章,说李德生给青龙桥街道集资两万元,他们要把钱取走。范秘书说,集资两万元无此事。李德生看了报道后不太高兴,要和《北京晚报》的记者说明一下,澄清此事。我接电话后,立即办理。在北京晚报社了解情况后得知,写稿的记者是海淀区委宣传部的。随后我又去海淀区委宣传部找到张部长。张部长很认真,当即表示:报道失实是错误的,请报告李政委,我们一定要认真处理,并做好青龙桥街道办的工作。

1986年1月,李德生在国防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4

“咱们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1987年,在召开中共十三大之前,全军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当时在社会上,乃至军队内部,对改革开放的议论仍然较多。李德生作为国防大学政治工作的领头人,不能不思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与途径。

5月4日晚上,李德生找到我,说:“咱们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禹作敏当时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仉振亮是北京市房山县(今房山区)窦店党支部书记。当时,这两位都是在农村改革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锋。他们正在北京开会,但住在哪里我不知道,就对李德生说:他们住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得先了解一下。

李德生说:不用了,我知道。

于是,我就和他一起乘车向市内走去。

禹、仉二人住在农林渔业部招待所。

在见到禹作敏和仉振亮时,李德生说:国防大学正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你们那里很具体,学员准备去参观学习,当前主要思想是对中央政策的认识问题。参观用一天时间,早出晚归,分期分批。这两位农民企业家爽快地答应下来。禹作敏对李德生说:6日以后可以,7日、8日我在家,中午可以在我那里吃饭,有多少人都没关系。然后,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我那里是农业机械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16人种地,人均生产15万公斤粮。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5月9日,李德生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李德生要去窦店,让我先去安排一下。于是,我又同校办的张秘书到了窦店,对李德生参观的路线、内容及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安排。由于有4日晚上李德生同仉振亮的面谈,事情安排得很顺利。

10日,我陪同李德生去了窦店。

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9日我探路时的司机让车队调度室给换了,当时没有认真记路,张秘书又没有来,走到一个岔路口时,我就说不准了。可司机又不停地追问,我就随便指了个方向,结果走错了。我下车向李德生说明了情况,他听说走错了,很幽默地说:这要是打仗,你还不把我们带到敌人那边去呀。

到窦店后,仉振亮不在家,到市里作报告去了,这事已向李德生通报过。一位副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

窦店,属房山县,位于房山县东南部。这里虽是平原,但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过去不富裕,曾遭受1919年、1929年、1939年三次大水灾,还有1953年蝗灾、1965年黏虫灾。这些水灾、虫灾,使窦店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有了“破街烂镇穷窦店”的说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不一样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党支部书记仉振亮对中央政策吃得比较透,摸索出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坚持以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综合经营方式。

窦店在1982年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全村347公顷地,只需约10名劳动力即可种完,亩产50公斤以上,他们正朝着“亩产吨粮”的目标努力。改革之初,分田到户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分田到户,而是把剩余劳力集中起来发展村办企业。我们去参观时,就有了十几家企业,包括肉联厂、奶牛厂、养鸡场,以及服装厂、砖瓦厂等,这些企业奠定了窦店产业结构的基础。那时,他们村子里的食堂发展得很好,村民可以自家不做饭,或者自己做副食到食堂打点主食即可,还不用付现金,记账就可以,到年底结算。村民对这一条很满意。我们去参观的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去考察,听了汇报之后,对仉振亮说:窦店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子,够得上现代化新农村的雏形了。

李德生兴致很浓,看完窦店之后,又被房山县委领导接到县委去座谈,还看了石花洞,中午由房山县委安排午餐。李德生平时不爱喝酒,但席间听说白酒是房山县自产的之后,也品尝了两杯。

李德生没有去大邱庄,但5月14日以后,按照他的指示,学员、教员和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去看了。看了大邱庄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后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住进了班房,对我的思想触动更大。

禹作敏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有一些名言让人听着很爽,如:过去大邱庄很穷,他说“宁吃三年糠,不嫁大邱庄”;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农村发展的曲折经历时,他说“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得叮当”;在介绍统一经营的经验时,他说“大邱庄是统一经营,有专业人,没有专业户”,又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在讲到承包的好处时,他说“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在改革之初,为了调动全村人的积极性,在平衡村内各种关系时,禹作敏有一个让人感到公正和温暖的说辞,他说:“老实巴交的不让他受气,调皮捣蛋的不让他跳出圈去,精明强干的让他尽情发挥,溜须拍马的不让他讨到便宜。”在他拜倒在金钱面前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在实际行动中,他把这个思想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大邱庄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时,他公开向群众说:“各吹各的调,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

禹作敏把大邱庄的党、政、财权集于一身之后,便有恃无恐。他目无法纪,毫无顾忌地以言代法、以身试法;他随意支配大邱庄的资产,想坐豪华型S L 60奔驰防弹车,只一句话就坐上了;他想住进豪华小洋楼,只一句话,他的追随者便给他造了一座小“中南海”,有琉璃瓦顶墙围,有进出大门登记的“传达室”,还有日夜值岗的门卫;在他感到有安全隐患时,自己还随身配备了8名保镖,建立了10多人的配有武器的经济警察和保安队伍。禹作敏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邱庄“庄主”。

1993年4月的一天,禹作敏和他的儿子及自己的下属共8人被捕,同时住进了班房。8月,禹作敏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听到禹作敏被抓起来的消息后,我报告给了李德生政委。当时,他没有感到意外,可能是早就从中央知道了这件事,听后只是笑了笑,简单地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国法无情呀。

5

“对国家负责,对培养下一代负责”

1987年8月6日上午,李德生找我交代了几件事。

一件是和“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搞共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事。

作者与李德生 (右)合影

李德生当时有个想法,国防大学地处海淀区,海淀区有众多大专院校,国防大学能和这些院校搞共建,达到资料、数据、研究成果共享,该多好。李德生正在想这件事时,“东方文明管理学院”一名领导来找他,他很高兴,就交代我去办。

我同这名领导交谈几次,才理解了他的用意。“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想通过共建的形式,利用国防大学的校舍,解决他们校舍不足的问题,或者说,他招生后,就到国防大学来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国防大学是军事单位,学员都是现役军人,他那里招的是社会青年,如果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青年人进入营区,将会直接影响到国防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整个营区的管理;第二,国防大学也没有闲置的校舍供他们长期占用;第三,“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是个什么学院,校址在哪里,我一直没搞明白。每次我找那名领导谈事,他都把我约到一个地方,没有提过让我到他们学校去参观的事,弄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把了解的情况向李德生汇报后,他也有点儿拿不准了,说:你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这个共建的事没有办成,就放下了。后来,那名院领导再没有来找我,关于“东方文明管理学院”的信息也没有了。我问过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学院。

第二件事是,解决校内教职员工的孩子初中毕业升不上高中的问题。

李德生说:没考上学的孩子,一定要帮助解决。他说:孩子的工作做不好,会分散干部、教员的精力。孩子升高中的事,个人解决有困难,组织上出面总会好一点。干部福利费可以拿出一部分。他还说:这要当一件重要事情来抓,做提高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工作,这是一个管道。

8月8日,李德生又把我找去,说:对初中毕业没有升上高中的孩子要想办法落实,让他们有学上,为大家办点好事。他反复强调:要抓紧落实,搞好辅导,做好工作;应付不行,要认认真真地下功夫,对孩子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培养下一代负责。家长要管,学校要管,不能把孩子留在社会上,不要去搞临时工,组织上要帮助排忧解难。

根据李德生的指示,我同干部部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先后跑了五六所相关的中学,还利用我的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找海淀区教育局领导协商过此事。

问题的关键是在钱上。李德生说:福利费可以出一点儿钱。我把这个指示向政治部领导和主管福利的干部部领导汇报后,他们感到很为难。当时,一个二级部可支配的福利费只有几百元钱,而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要升学,差1分至少得交10元,差10分就是10元。我们校内子女没有考上高中的有十几个,有差一两分的,有差二三十分,甚至更多的,这都用钱来买,负担太重了。我同海淀区教育局一位领导协商时,反复陈述李德生的话,请他认真体会一下李政委为了孩子的迫切心情。这位领导说:李政委的心情也是我们的心情,我们何尝不想让孩子有书念呀,但没有条件,社会压力又大,如果就是你们国防大学的十几个孩子,我可以给你们解决。问题是,社会上有很多读初中的孩子面临走出校门,他们的父母都想让孩子上高中,怎么办?没有门槛就更不好做工作了。

看在李德生的面子上,我们又往有关学校交了一点儿钱,加上教育局领导与各个学校的协调,给了一点儿优惠,帮助解决了几个学生的入学问题。尽管没有全部解决,但我觉得也算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没有解决的几个孩子中,有的学习成绩太差,孩子自己不想再趴书桌,家长也没有信心,学校更是不愿意再把这些孩子捆绑在教室里。

两个星期过后,我带着工作成果去向李德生复命时,他一听关键差在钱上,也无话可说了。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有无奈,也有欣慰。

我和李德生接触几年,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可亲的长者,又是一位很好共事的领导。然而,更让我敬重的,是他心系基层、心系百姓、大度包容、以事业为重的负责精神。

来源: 夜读名人往事

作者:王文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