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刊

荣耀巴蜀 心系人民

——邓小平辉煌人生追忆

江红英 谢海彬 马睿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作为四川人民的“家乡人”,他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的革命、建设、改革付出了大量心血。邓小平是四川人民的骄傲,四川人民以他为荣,深深感谢他、怀念他、崇敬他、爱戴他。

投身中国革命,是四川革命者超群绝伦的先锋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社会动荡、人民困苦、民族危亡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中国人民被封建统治压迫的命运,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孕育了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他和那个时代众多有志青年一样,走上革命道路,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超群绝伦的革命先锋。

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大批青年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旅欧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组织。他们回到中国、回到四川,为中国革命及其在四川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邓小平就是其中卓尔不凡的一员。

邓小平1920年16岁时离开四川,再次回到四川是1935年长征之时。这时的他已先后担任了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同时也遭受了政治生涯的起伏。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仍对革命事业、对理想信念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长征之时,他历任《红星》报主编、党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宣传部长等职,首次作为家乡人回到四川。此时也是党和红军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候,邓小平用各种方式宣传鼓励同志、关心干部战士,帮助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磨炼革命意志。他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他用“跟着走”表达出自己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

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之际,邓小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身份,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率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实施了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他精心谋划运筹,进行动员部署,加强进军教育,组织西南服务团,筹建干部队伍,与刘伯承、贺龙等同志一道,最终指挥千军万马解放包括四川在内的大西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残抱四川、割据西南的企图,使四川人民和西南人民一道,迎来了解放和新生。

邓小平投身中国革命,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过程,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是四川革命者中超群绝伦的先锋。

领军中国建设,是四川建设者开荒拓地的总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刚刚解放的四川,百废待兴,急需建立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国民经济,还要推进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作为西南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邓小平,是党执政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四川建设的总指挥。在他领导和组织下,四川各地通过城市接管、实施军事管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举措,迅速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完成政权更迭的除旧布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倒把、整顿市场秩序等举措,迅速扭转国民党统治遗留的经济乱局;通过扶持私营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抢修都江堰、实行土地改革、修筑成渝铁路等,迅速恢复和发展百业凋零的四川经济;通过征粮剿匪、镇反肃特、清匪反霸等,迅速稳定了复杂的社会秩序;通过接管、改革旧的文化教育事业,兴建公共文体设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民族学院等,推进四川文教事业发展,为四川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与人才,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与人才;通过封闭妓院、赌场、烟馆,安置乞丐、游民与失业人员,宣传贯彻婚姻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改革了旧四川的陈规陋习,净化了四川社会风气,四川人民呈现出崭新精神面貌。

1952年8月,邓小平离开西南到中央工作后,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尽心竭力,同时仍关心、指导四川建设。

对于四川的工业建设,邓小平给予了特别关注。在他的支持下,石油部在川中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会战指挥部就设在邓小平出生的广安县协兴乡。同时,他对新兴的四川工业城市德阳十分关注,针对德阳机械工业基地的规划等作了许多指示。特别是对四川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调研视察了大量项目基地,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方案,要求四川建成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对于四川农业建设,邓小平十分关注,多次到四川农村调研视察。1958年他在剑阁严厉批评大炼钢铁没有人耕地种庄稼,认为这里搞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1963年,他再到剑阁要求四川干部要好好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在1975年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菜,就不安定。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

邓小平曾多次说自己是一个军人,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指挥四川人民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荒拓地搞建设,是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后打了另一种类型“仗”,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仗”。他是党执政条件下四川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挥官。

设计中国改革,是四川改革者无比坚强的后盾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步推向前进。

四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邓小平给予了强力支持。

首先,邓小平支持四川农村率先改革,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78年初,他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就表示支持四川省委制定有关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在他的肯定支持下,四川省委于1978年2月5日下发《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拥护,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农业生产的发展。邓小平坚定了四川人民继续改革的决心,四川人民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下,一步一步将农村改革推向深入。

其次,邓小平支持四川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四川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初,省委把扩权试点的单位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四川14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企业扩权的经验。

此外,邓小平对四川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支持三峡大坝、二滩水电站的建设等,并指出“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总之,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川率先全国的农村和城市改革,无一不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与鼓励下进行探索和实践的。邓小平支持四川试点“包产到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及企业扩权改革,正是立足于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态度和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他设计了中国改革,是四川探索改革开放无比坚强的后盾。

热爱中国人民,是四川家乡人忠实柔情的赤子

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祖国一部分的四川,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四川人民,更是他深深的牵挂和眷恋。

邓小平对四川家乡的热爱和关心体现在“常回家看看”。革命战争年代,受严酷环境和条件制约,他无法回到家乡。1952年到中央工作后,他11次回四川视察和指导工作,分别是1957年6月到成都,1958年2月到隆昌、成都等地,1958年3月到成都,1958年10月到成都、德阳等地,1961年2月到成都,1963年6月到成都、广元等地,1965年11月至12月到成都、攀枝花等地,1978年2月到成都,1980年7月到成都、乐山等地,1982年9月到成都,1986年2月到成都。他对家乡的同志说:“到了成都就等于到了家乡。”每次回来,邓小平都要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实地感受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四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他自1920年离开出生地广安后,虽未曾回到广安,但却一直关心广安。1978年2月,他在成都接见了广安的同志,详细了解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1986年2月,他再次在成都接见了广安的同志,对他们说“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并嘱咐“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

邓小平对四川家乡的热爱和关心还体现在关注人民生产生活上。1958年,他在四川视察农业合作社时,要求增加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给社员多分一点粮食;他在视察德阳时,专门就城市建设规模、街道布局、居民生活、公共卫生等诸多方面作了许多指示,有些非常具体,如城市的马路要宽,干线三十六米窄了,马路要一百米宽,林荫道要栽树栽花,自来水、下水道要搞好,娱乐设施、公园、体育场等都要修好。1975年,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批评四川农民收入全国倒数第二,并说“我那个家乡叫金广安,产苞谷,产大米,过去生活还不错,现在搞成那个样子!”他要求省委负责人“回四川后要过问一下”。他多次对家乡人讲“农业问题,要很好努力,重要的是粮食”。20世纪70年代起,四川开发利用沼气解决农民生活燃料问题成为全国先进典型。邓小平对推广四川沼气技术十分关心,他曾于1980年到成都金牛区簇桥公社视察沼气推广工作,提出“能不能搞快一些?三年实现全省沼气化行不行?”“四川要搞快一点,先‘化’起来,这对于指导全国农村能源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还亲自出谋划策,为四川解决资金缺乏问题,两年后还专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到成都看了沼气的生产和利用。

邓小平对家乡的热爱和关心还体现在重视家乡生态环境上。他对家乡的植树造林非常关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超前。在隆昌期间,他特别指示“要植树造林搞好绿化”,指出植树造林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要一代一代地反复抓下去。在广元剑阁,邓小平饶有兴致看了古柏树,听了“皇柏”“张飞柏”的传说故事。当时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砍树成风,他生怕砍了剑阁古柏,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回到成都后,他还专门打电话询问对古柏的保护情况。邓小平到峨眉山时,赞美峨眉山是一座宝库,叮嘱“要好好保护,合理开发,让它为子子孙孙造福”。

邓小平对四川家乡的热爱和关心还体现在热爱家乡文化上。1961年邓小平在成都和家乡人民一起欢度春节,他考察了承载着厚重四川文化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昭觉寺、人民公园、青羊宫,参观了四川省博物馆,坐了茶馆,还观看了川剧《萝卜园》《鸳鸯谱》等演出。在吃饭的时候,他吃到豌豆尖时感慨:“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1986年,他又一次在四川度过春节,语重心长地说:“川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你们要研究如何将川菜推向全国,让川菜的名气更大。”川剧传统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旧文艺,邓小平十分喜爱川剧,为解放川剧、繁荣川剧不遗余力。1978年2月,他到成都点名看川剧传统剧目,解放了川剧传统戏。在邓小平关怀下,省委于1982年成立了振兴川剧领导小组。1983年,川剧参加北京调演,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专门观看了川剧折子戏,并接见了川剧表演艺术家。对家乡的各种乡土文化,邓小平都饱含兴趣,他曾观看1988年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的自贡灯会,和四川的同志一道回顾家乡端午节划龙舟、抢鸭子等习俗。他一生不变的家乡口音也时刻昭示着对家乡的深情。

邓小平的一生与他的家乡紧紧连在一起,四川人民如同他热爱四川一样热爱他。他为四川革命、建设、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四川的先行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四川的奠基者,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四川的引路人。没有他,就没有改革开放在四川超前全国的历史;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四川成功的开局。今天的四川,和1997年邓小平离开我们时的四川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四川人民引以为傲的名字——邓小平。四川人民永远感谢他、怀念他、崇敬他、爱戴他!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江红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谢海彬(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三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马 睿(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三处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