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跃森《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3日 15版）

电视剧《国家孩子》讲述的是三千名上海孤儿在内蒙古长大成人的故事。这些孤儿被称为“国家孩子”。与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国家孩子》立意更深，格局更大，不仅写出了国家、人民对孤儿的关爱——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写出了主人公们如何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民族的命运之中。

《国家孩子》集中描绘了朝鲁、通嘎拉嘎、毕若水和阿腾花4个上海孤儿的成长道路，表现了他们从离开家乡来到草原，到把草原真正当作家乡这样一段心路历程。草原是他们的家，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灵魂之根就深扎在这里。那些与孤儿相依为命的阿爸、额吉用草原人民特有的方式疼爱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他们：不能撒谎，不能出卖别人，养育之恩要报答，生育之苦也要报答。所以，这些孩子的性格中都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印记：粗粝、刚烈而又含蓄、内敛。比如朝鲁身上那种固执，他弄坏了公家的放映机，明明已经受了处分，还坚持要赔一个新的。阿腾花是全剧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她外表坚强，内心脆弱，好胜而又自私，心里始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为过去的苦难她要求补偿，不惜一切改变自己命运，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其实源于心底的自卑。这是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主创团队透过阿腾花内心的纠结，真实地写出了她如何走出心理的阴影，放下对家人的怨恨，用爱治愈伤痛，从而触及观众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作为一部人物的心灵史，作品最突出的地方是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中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主创团队没有把人物理想化，更没有从道德上拔高人物，而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描摹人的复杂性。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缺点，而且缺点并没有随着成长消失，成长的意义不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而是成为更真实、更完整的人。故事快要结束时，朝鲁仍然可以为放牧的草地拼命，毕若水仍旧摆脱不掉养母的控制，阿腾花依旧那么斤斤计较。这里，在人性的真实之中，寄寓了悲悯情怀，也暗示了救赎之路。

这个故事能够打动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浸透了乡愁的味道。虽然每个孤儿回上海寻亲时都抱着不同的心态，但实际上，他们心底都有着深入骨髓的乡愁。所以，即便没有亲人，朝鲁、通嘎拉嘎兄妹也要回上海看一看。内蒙古意味着乡愁，上海也意味着乡愁。孤儿们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朝鲁还是鲁小忠，是阿腾花还是黄小仙。小鱼始终放不下那副羊拐，黄小仙在父母坟前摆放的，是内蒙古的水做的莜面窝窝。剧中反复出现的拉琴老人、忧伤的长调，也强化了乡愁的意味，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整部作品情绪非常饱满，但主创团队没有刻意煽情，而是在艺术上保持了一种节制，尽量避免情感的大开大合，不让情绪的宣泄冲淡平实冷静的叙事格调。正是这种节制，反而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力量。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主创团队对“国家孩子”的表现没有简单停留在个人层面，而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从对家的认同走向对国的认同。剧中，朝鲁强烈要求加入民兵连，通嘎拉嘎渴望得到带五角星的书包，都是出于归属的心理需求。毕若水违反养母的意志，毅然决定让养父的遗体回到故乡，也是出于归属的心理需求。朝鲁卖羊绒挣了钱，自己的养老有保障了，孩子的未来不用发愁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归属感的缺失，他感到有些迷茫，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国家孩子”到上海寻亲。这些“国家孩子”无论如何也都回到了上海，寻找那一份失落的归属感，叶落归根，其中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认祖归宗的意味。这种始于归属终于认同的内心追求，贯穿于全部的情节之中，赋予作品以思想的深度。

（作者：李跃森，系《中国电视》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