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凡丁 

《人民日报》（ 2020年07月18日   第 08 版）

我国革命文物的保护实践，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道路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之一。

我们党始终重视对革命历史文物的保存。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在异常艰苦、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仍收集、保护了大量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史料， 并专门创建博物馆。1937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签署发出了征集红军文物和历史资料的通知。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物在文物保护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保护古文化建筑的指示》《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文件中，都将革命文物与历史文物共同作为文物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将革命价值与历史、艺术价值并列为文物价值的核心要素。1961年公布的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被列为第一类，共33处。1982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中将革命文物列为6种基本文物类型之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141449处，其中革命旧址类33315处，占23.6%。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的第八批国保申报工作中明确将革命文物的增补作为重点工作方向。经过此次申报，国保中革命文物总体数量增加近30%，其中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国保数量增长了40%。第八批国保的增补，对中国革命史形成了更完整的物质见证和支撑。例如，陈望道故居记录了马列主义早期传播的历程，湘西剿匪旧址、一江山岛战役遗址等记录了人民军队为保卫祖国进行的英勇战斗，五四宪法起草地旧址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补齐了重要一环。

革命文物有其突出特色，其保护利用工作对新中国文物保护体系的建立和理念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较早便确立了保护现当代遗产的理念，即不以建筑年代久远作为划定文物的绝对标准，着重考虑其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公布为国保时距其建成仅3年。可以说，我国的革命文物遗产保护思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革命文物大多与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事件相关，从而形成主题性的集群或片区，适合开展整体性保护展示。例如，重庆以十余处近现代革命旧址和博物馆、纪念馆串联形成“红岩联线”整体展示格局；赣南、延安尝试以国保单位为龙头，带动根据地革命文物整体保护修缮工程，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2019年和2020年，国家文物局连续公布了第一、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覆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实践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向区域整体统筹联动发展，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

革命文物与国家、集体和个人记忆紧密相连，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容易产生共鸣，在文物展示、价值传播上具有较大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仅国保中就有142处革命文物被纳入14部门联合推出的“30条中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2018年全国博物馆参观量前15名中有一半以上是革命主题博物馆。

革命文物的展示传播与当代科技手段、艺术形式正在实现“无缝对接”。青海原子城将文物、历史景观与现代环境艺术充分结合，形成了富有象征性、叙事感的景观设计，传递信仰的力量，唤起时代记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旅厅、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联通等联合推出“英雄武汉英雄城 革命精神永传承”武汉革命文物线上展示月，综合应用5G及互联网传播技术，以重要革命文物旧址为主要展示对象，全景、动态式呈现武汉革命史脉，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跟随镜头倾听革命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观看人数达到数千万。类似实践还有很多，它们在文旅融合、线上线下互动的文物展示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放眼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文化特点和社会需求的遗产保护道路。我们相信，我国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事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将对丰富文化遗产保护的类型与方法贡献独特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