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1日 03版）

【伟大历程 英勇壮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这是一个颇为别致和独特的庭院：它的南边是三幢由青砖修葺、历史悠久、古朴典雅的三层砖木结构式小楼，北边是一排由青砖黛瓦修葺的一层典型的关中民居式平房；庭院中央是一条面积不大、但颇为精心打造的园林式草木相间的绿化带，整个院子显得格外静谧、雅致和有神。

这里就是位于西安市建国路69号的张学良将军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介绍，纪念馆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1986年12月，纪念馆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现在的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址设在张学良公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历史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救国、救民、反抗侵略的最前沿。

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共适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抗战策略；同时，国民党也开始谈抗日问题，并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仍坚持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和红军。

在民族危急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内战，对蒋屡谏无效，遂被迫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在临潼华清池以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张、杨不仅发表了对时局宣言，还电邀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经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而促成蒋介石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除了张、杨发动兵谏这一主因外，还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到最后的“联蒋抗日”政策密不可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合。1935年，中央红军在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此时，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把蒋介石国民党排除在外。而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与东北军和17路军的联合上。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策略的指导下，通过多种途径同杨虎城17路军商谈联合抗日，且达成联合抗日的口头协定。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36年1月，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在高福源的联络下，中共中央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张学良表示要面见红军代表，商议抗日大计。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

“逼蒋抗日”政策确定后，中国共产党便通过多种斗争策略来实现这一政策。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在进行着他的“劝蒋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12日，张、杨遂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一洗百年屈辱。

而今，历史的云烟早已消失，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据悉，西安事变纪念馆自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陕西省和西安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领巾实践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和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入选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抗战纪念遗址、设施名录。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西安事变旧址的保护、宣传和利用为工作重心，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任务，与大中小学校、社会团体、企业等80余家单位建立了共建关系，并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先后设计推出了‘海棠花下缅英烈’‘12·12互动课堂’‘探秘民国历史’等众多活动。30多年来，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万人次。”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王敬巍说。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