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台党组织创始人侯伯英

三台县地方志办公室

 侯伯英（1907—1935.1），化名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四川省盐亭县人。1927年潼属联中毕业，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政治处宣传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三台小组，任组长。1929年2月，任中共三台特支书记。11月调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先后到合川、广汉、郫县一带开展军运活动。1934年4月，任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12月在邛崃被捕，1935年1月20日牺牲于邛崃西河坝。

侯伯英（图片来自网络）

追求真理

1925年，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勒派军费，拉夫拉丁，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和痛苦，侯伯英家也深受其扰。他曾愤慨地对老人们说：“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长大了一定改它！”

1927年，侯伯英在潼属联中毕业。此时，驻三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按照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军内办起政治讲习所，招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培训。侯伯英抱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愿望前往报考，被录取到宣传班。学习期为3个月，其教官多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宣传班学习内容有《不平等条约》《外交失败史》《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教唱的歌有《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侯伯英学习努力，有较强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29军军部宣传处当宣传员。

开展宣传工作，他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教诲，在实践中领悟出，要唤起民众，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有针对性地、深入浅出地宣传，才能唤起民众觉醒。他和一群热血青年，除写文章办墙报外，还到街头、茶馆、酒店演出歌剧、话剧、活报剧等，深受群众欢迎。

他潜心学习理论，研究历史，读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一本名叫《对华的门户开放主义》的小册子，记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对他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以至后期的成长，都起了很大作用。这年，三台遭遇旱灾，禾苗枯萎，农民秋收无望，生活无着，纷纷到县府请求赈济，县府却视若无睹，置之不理。但29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过生日却大摆宴席，各法团机关官员大送其礼。侯伯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忿忿不平地指责道：“为富不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刮民党”。此后，他终日沉思，探索、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侯伯英故居（图片来自网络）

建立三台党组织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中共四川省临委安排成都师大“导社”的共产党员余桢、杨鹤鸣到三台工作，打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秘密发展党员，从事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余桢对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动逐步了解熟悉，便有意识地培养他，把《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一批进步书籍借给他阅读，并为他指出方向。1928年4月，经余桢、杨鹤鸣介绍，侯伯英和军部政治宣传员范弘先、军部训育课员罗定中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成立中共三台小组，由侯伯英任组长。小组隶属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

中共三台小组成立后，一面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培植进步力量、发展党员；一面有理有礼有节同军阀作斗争。到年底，发展党员8名，共青团员3名。在城区潼属联中、县立初中、县女中、国民革命29军、县监狱等单位建立了赤卫社、读书会、学联、梅花社、榴花社、激流社、学术研究会、红军之友社、太阳社等进步群众社团，在部分农村建立了农协会、农民之友社、妇女天脚会、儿童团。随着县内党员不断增多，党的活动日趋活跃，1929年2月，报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三台特支，侯伯英任书记。特支建立后，与省委联系频繁，侯伯英在县城正北街“三八书店”建立秘密联络站，用于上下级组织联系、信函往来和接头联络。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组织，侯伯英介绍范弘先到盐亭国民党县党部任文书干事，以此职业为掩护开展活动，为筹建盐亭党组织打下基础。1929年4月，侯伯英趁公务到盐亭，将范弘先在盐亭县师校培养的10多个学生，经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后，发展为党员。5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盐亭特支。

1929年5月，中共四川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成都、潼川（三台）、涪陵、绵竹中心区域党组织。三台特支报经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潼川（三台）中心县委，领导三台、射洪、绵阳、盐亭四县党的工作，侯伯英任书记。

这年夏天，侯伯英到成都向女友黄作芸（29军讲习所同学）谈了自己的理想。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后，国家前景暗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有出路。并表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将抛弃金玉其外的饭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希望在革命的征途上，随时给他督促和鞭策。黄作芸欣表支持。返回三台后，侯伯英即向29军政治部递交了辞职申请。政治部主任蒋特生批示：“爱生言切，希仍留部。”侯伯英见未批准，便大造要到南京去的舆论，而实际已奉调中共四川省委工作。

组织军运

1929年11月，侯伯英调省委从事军运工作。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

侯伯英被派到合川了解军运情况，因合川革命力量薄弱，起义条件尚未成熟。省委又派他到广汉，帮助广汉驻军起义。驻广汉的部队是28军第2混成旅，旅长陈离，受革命思潮熏陶，对蒋介石的寡头独裁深感不满，当时表示“要干，大家一道干”。这以后，省委派出多人到该旅开展军运，到1930年，已发展党员100多人。全旅3个团8个营，半数以上有中共党的组织，不少连队都有党员。省行委派廖恩波、侯伯英等参加兵变领导，酝酿、讨论了起义事项。10月25日夜，起义人员占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控制了通讯和照明系统，砸开武器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扣押了旅部秘书等人员。26日，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打出红军旗号，向绵竹方向挺进。起义开始很顺利，几天后遭到敌人合围失利。

广汉起义失败后，侯伯英返成都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此后，又先后到广安、永川、灌县等地方检查军运工作，发动组织兵变和农暴，迎接红军入川。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边区挺进。为从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武器、医药等方面支援红军，侯伯英到驻防崇宁县（现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的28军第6混成旅开展工作。在交往中，他结识了二团二营六连少校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发展他入了党，为这支部队以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扩大红军影响等起了一定作用。这期间，侯伯英给红军和游击队，筹集输送了不少武器弹药。

1933年9月，刘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务在成都市内各交通要道及城门口暗设哨卡，大举“清乡”。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胆怯，坚持战斗。这段时期，侯伯英家接连遭到不幸，婆婆、二弟、父亲、祖父相继去世。他得知消息后，很想回家看望亲人，但因工作不能脱身，只好把怀念埋在心里。

1934年4月，侯伯英到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指挥抗捐军活动。他到邛崃后，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他一边将隐蔽在各地的游击队进行整顿训练，一边将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组建12个党支部，设置6个交通联络点，使这一地区的游击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在这里，他既管地方党的工作，又管武装斗争，他扮作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为工作起见，他每到一处都要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都是他曾用过的名字。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邛大游击队日益壮大，游击队活动频繁，土豪劣绅纷纷逃遁，军阀官府深感不安。1934年秋冬，四川军阀政府委派李家钵为剿共总司令，先后纠合邛蒲周围十五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对游击区进行围剿。游击队坚持苦战，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侯伯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终日奔走在游击区内，一面组织游击队员和群众，捕捉战机反围剿；一面亲自书写标语、传单、布告，四处张贴散发，扩大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同时，他还筹集武器弹药，运给夹关、平落、石头、郑西山的游击队。在斗争残酷时刻，大家只要见到老侯，就倍觉温暖。

英勇就义

1934年12月，邛大蒲中心县委被游击队的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夫妇被捕。

敌人想劝降侯伯英，侯伯英却神色不动，把阴森的审讯室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自豪又激昂地指出：“共产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中国革命必胜，国民党必亡”。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怕死不革命，革命是不怕死的！”

侯伯英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由城防部监狱转到县监狱。他遍体鳞伤，体力不支，饭也无法吃。过了几天，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给闵一涵写了一张纸条，“财产要保护（指文件），同志要照顾，平儿及芸亦希关注（指儿子和妻子）”。他预料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

不久，敌人又提审侯伯英。他们先把侯伯英带到审讯室，随后把黄作芸和他们的儿子带进来，企图用夫妻情、父子爱来软化他的斗志。然而侯伯英见到妻子和儿子后，神色镇定，反而滔滔不绝地给敌兵宣传党的主张。软硬兼施无果，1935年1月20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台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