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红军石刻标语 

见证红军入川的峥嵘岁月

薛维睿

国保档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红四方面军因地制宜，在根据地的石头上錾刻标语，传达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分布于巴中市所辖的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巴州区、恩阳区境内，遍布城乡，举目皆是，“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各县(市)之冠”。2006年5月，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巴中红军石刻标语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

1932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这一历史时期，为了组织群众和震慑敌人，在通江境内书写錾刻了大量的石刻标语，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为根据地各县（市）之冠。

毛浴城墙红军石刻标语全景

3月初，我们来到巴中市通江县，沿着县城红军广场往前走，诺水河岸车水马龙，陡峭的壁山石壁上，“争取苏维埃中国”的石刻标语醒目可见。这是红军入川解放通江后刻下的第一幅石刻标语。如今走进通江境内，这样的红军石刻标语遍布城乡、举目皆是，通江因此被称作“红色露天博物馆”。据通江县文物局龚道勇介绍，通江现存红军石刻标语共168处418幅（收藏入馆保护215幅）。2006年5月，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巴中红军石刻标语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

錾刻标语

“烙到”劳苦大众的脑子里

在通江县两河口的中央纪念广场上，一座红军入川纪念雕塑再现了红军入川时的画面。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越秦岭，翻巴山，进入川北重镇两河口。两河口被称作“红军入川第一镇”。在这里，红军开始实施“红军停止转移，在川北创造根据地”的政策，成立了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随后，在川陕边地方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仅月余时间就解放了通江、巴中、南江三座县城。

我们走进通江县诺江镇文庙街8号，这里坐落着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馆舍是一座明清建筑，穿斗抬梁式结构，格子门窗，青瓦屋面。龚道勇介绍，这里原为通江学宫，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随总部进驻于此，直到1935年春。1988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一起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石板红军石刻标语

在创建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总政治部以“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达到那里”作为目标，负责政治宣传的组织领导，制订宣传大纲，编写干部培训教材，开办学校，培训苏区干部，办报纸、制定标语等，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和宣传方式，围绕军事斗争，开展各种政治、群众工作。

龚道勇说，当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四面封锁之中，川陕苏区严重缺乏纸张，无法大量编印资料和发行报刊。刘瑞龙刚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在周边调查时，见大巴山地区高林密石，墓碑庙宇成群，想到了因地制宜的办法。

他将部队里20多名“秀才”“石匠”召集起来，让他们带头成立书写队和錾字队，“你们中间有的会写字，有的会打石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党的革命纲领，红军的宗旨和纪律等錾刻到石头上，‘烙到’劳苦大众的脑子里，‘插进’敌人的心窝子。”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随即提出要求，“标语和口号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我们走在通江县各地，石刻标语随处可见。在高山石壁、道路两旁、祠堂庙宇、居民宅院，錾字队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刻字的地方，将标语留在山崖、石壁、墓碑、石柱、门廊、墙壁等地，甚至柱礅、房基石、磨盘、水缸之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宣传党的主张，唤起民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持。

为贴近群众，錾字队采用大巴山地区的方言俚语。这些标语简单易懂、富于感染力，把党的政策方针口语化、本土化，有效地动员了当地百姓投身土地革命。

“赤化全川”

对敌人有很强的震慑力

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夺取革命胜利，毫无疑问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可以看到，在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中，很大一部分是“苏维埃政权是穷人自己的政权”“武装保卫赤区”“穷人自动参加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消灭刘湘”“共产党万岁”等内容。

我们来到距通江县城60公里的通江县沙溪镇，最著名的“赤化全川”标语就刻在这里。距离数十里远眺，在绿树和红花的簇拥之中，4个楷体大字雄踞在红云崖峭壁之巅。

红云崖红军石刻标语

红云崖又名铁炉沟。1934年3月，錾字队想在这里的崖壁上錾刻“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标语。龚道勇指向崖壁说，当时錾字队站在吊着的箩筐里，腰上系着粗绳，正刻着“国民”两字时，刘瑞龙碰巧路过，认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字数太多，读起来也不上口，气势不足，缺乏冲击力。他转念想到“赤化全川”，这四个字简洁醒目，便于记忆，对敌人也有很强的震慑力。

为了让这条标语更加亮眼，刘瑞龙还特地赶到巴中恩阳，请当地一位颇有书法功底的小学教师挥墨，写下这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历时4个月，“赤化全川”錾刻而成，每个字都用石灰涂成白色，远远望去清晰可见。

红云崖红军石刻标语

据说，在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当地地主阎升平、阎际风等人，以一石二斗小麦为赏，命令甲长阎成文带人将“赤化全川”标语铲除。当地群众得知消息，连夜搭架爬上山崖，用稻草灰调的米汤，将标语填平隐藏，并谎称已把标语铲除，使这幅红军石刻标语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把笔划中的泥浆炭灰清理，“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再次显现。

这些随处可见的石刻标语，很快让当地群众深切感受到，拥护和支持红军战争，才能保住已得的利益。一时间，“保田保家，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在川陕苏区成为群众性的口号，当地涌现出参加红军的热潮。据统计，1933年到1935年期间，巴中有12万人加入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平分土地”

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

根据党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川陕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符合川陕苏区实际的《土地纲领》，并将之刻于石碑之上，号召广大农民立刻行动起来，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我们来到距通江县城30余里的至诚镇九子坡村佛耳岩，只见“平分土地”四个遒劲的大字堑刻在20余米的高崖石壁之上。整个字幅面积396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

佛尔岩红军石刻标语

龚道勇说，1934年3月，红军在反“六路围攻”期间，为收紧阵地退出通江城，驻守在至诚镇九子坡。徐向前在九子坡一带广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发展根据地，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

红军28团錾子队，选定佛耳岩錾刻下“平分土地”的大型标语，历时3个月完成。

“当年刻下标语的过程中，一位战士从崖上掉下，献出了宝贵生命。”龚道勇说。徐向前还在崖下召开群众大会，号召苏区军民向烈士学习，“为保卫土地而战”。

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也在通江石刻标语中充分反映。走到板凳乡四季坪，在一处大石头上，可以看到“加紧春耕运动！”的石刻标语。此外，各地还遍布着“全苏区男女老少把连起来加紧春耕，充实赤区粮食”“点遍洋芋、苦荞、菜蔬，赤区土地寸寸要点遍”等标语，目标明确，浅显易懂，充满乡土味和时令性。

因为当地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政府还调剂劳力，组织代耕队实行代耕，以保证“不让寸土放荒”。红军还以此劝诫白军投诚，在通江县新场镇可以看到一幅标语：“白色官兵们：红军中官兵都分得有田地，有人代耕，生活待遇一律平等，一切自有，自己为自己干，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川陕苏区粮食连年增产。据通江县永安乡农民回忆，“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100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就收到200斤至300斤粮食，增产1至2倍。”

妇女解放

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红军也尤其注重发展文化教育，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并在广大农村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开设夜校、半日制学校、文化补习学校以及识字班、识字岗等，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地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在通江红军石刻标语中，各地可见“各县区乡成立列宁学校，让苦青年读书”“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水平”“加紧识字读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无产阶级教育”等内容，记录了当时对普及农村教育的号召。

观音河红军石刻标语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在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中，还可以看到“男女平等”“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反对将妇女视为烧茶煮饭、浆洗补连的错误观点”等标语。

“在大巴山地区，妇女受旧社会的压迫很深。”龚道勇说，通江有一条“不准打骂干女子”的标语，“干女子”在川陕苏区指童养媳。由于贫穷和劳动力短缺，当地收养童养媳相当普遍，打骂童养媳也司空见惯。红军了解当地情况后，以这样的标语作为警戒，一步步革除社会陋习。

此外，红军还制定了《妇女斗争纲领》《三八纪念宣传大纲》等宣传妇女解放的文件，在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设立了妇女工作机构。据统计，通江县各级政府机关中有600多名妇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龚道勇说，很多加入革命工作的妇女，都是过去遭受欺凌的干女子。

1933年3月，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下辖四个连。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

许世友在《我在红军十年》中写道：“（她们）不管是战勤工作、警卫后方、通讯联络，样样能干。为了保障前方供应，她们常常背着上百斤重的物资，昼夜不停地爬山涉水，送上阵地。返回时，又抬着、背着伤病员到后方医院。她们的英勇事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来源：四川日报（2021年4月6日第10版）

作者：薛维睿（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